何畏军长为何成叛徒？主席：红四方面军坏人。
曾经有一则关于毛儿盖红一、四方面军联席会议上差点发生火并的故事，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份杂志上广为流传，影响力颇大，甚至还引起了徐向前的关注。
然而，徐向前看过这篇文章后非常惊讶，坚决否认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并写信给杂志社，强调讲历史要有严肃态度，不能随意编造。
故事虽然精彩刺激，但是缺乏历史依据，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虚假性。在毛儿盖会议期间，周副主席病重无法参会，而何畏当时的职务地位也无权参会。
至于一把手枪瞬间打出十几发子弹的情节，编故事的人并未给出合理的解释。难道何畏当时使用的是一把德国进口的二十响快慢机？
然而在会议期间携带盒子枪进入会场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无论如何，故事中的何畏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的，他的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军史叙述中基本被忽略，如果提到，也会被描述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坏人」。
例如，有很多文章提到，何畏因为一次战斗的失利而迁怒于作战科长周希汉，周据理力争，何一怒之下拔出手枪向周连开五枪，周竟然毫发无损。
周希汉事后曾经谈起此事，总是笑称「何枪法太差，我确实命大」。
八路军386旅参谋长周希汉和旅长陈赓在抗日战场合影，这一场景不仅凸显了周希汉英勇无畏的傲骨，也突显了何畏的深思熟虑和人情味。
虽然何畏曾经开枪出气，但他并不是冷血无情的军阀，他舍不得真正打死周希汉。当时只有聪明过人的周希汉能够理解他的用意，而何畏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过分，他特意嘱咐手下要照顾好周，并想办法弄只老母鸡来炖给他。
这表明，何畏并非全无人情味的粗莽暴汉，而是一个立体、多层次的历史人物，绝不能简单地将他脸谱化。尽管何畏曾被人评价为负面人物，但他的人生历程中也有许多值得赞扬的闪光点。
1. 何畏，字畏何，1900年出生于海南博鳌，自幼随父移民马来西亚。青年时期，他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因反对殖民当局而被迫流亡海外。
回国后，他先后就读厦门大学，并在一家服装厂工作，直至参加省港大罢工，之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2. 在黄埔军校的求学生涯中，何畏结识了许光达、宋时轮、张宗逊、杨至成、谭希林、郑庭笈、邱行湘、郭汝瑰等优秀同学，并在校期间参加了广州起义。
毕业后的何畏，被派往越南，与越南游击队一起与法军作战，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并对广西的地理民情有了深入的了解。
3. 正是由于这段经历，何畏被派往广西参加百色起义，成为红7军的一员。在此期间，何畏展现出了他的英勇善战和智谋过人，成为红7军中的知名人物。
他的智慧和勇气赢得了人们的赞誉，有人称他为「小诸葛」，也有人称他为「拼命三郎」，这都证明他是一位难得的智勇双全人才。
何畏，一位拥有丰富经历和高文化水平的红军干部，曾在国外参加反帝斗争，上过大学，毕业于黄埔，并有过国内两次起义的经历。
他的工人出身，使他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队伍中更加突出。然而，他在1932年被派到鄂豫皖苏区，成为张主席的心腹，这注定他将走上一条不归路。
在红四方面军中，何畏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他对张主席的忠诚以及他出色的战斗能力。1933年，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何畏在张主席的推荐下成为了红9军军长，与王宏坤、周纯全、李先念、王树声等响当当的人物平起平坐。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这是长征中的一件大事。四方面军在5月份就做出决定，由何畏和李先念带先遣部队进入懋功地区，为一方面军打开通道。
最早和一方面军会师的部队是25师74团，而这正是红9军的部队。何畏是四方面军最核心的人物之一，地位高于副总指挥王树声。
在张氏割裂红军的问题上，何畏是坚决支持张氏的骨干之一，甚至发生了何和余天云一起持枪威逼朱老总的事件。
何畏因无法忍受张氏的公然表现，导致他在张氏失势后处境困难。此外，当时对张氏的批判也波及到了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促使他最终选择了离开队伍。
并非只有何畏有离开延安的想法，许世友也计划回到老家进行游击战，只是被及时阻止。许世友表示，在批判张氏罪行的时候，他保持沉默，但后来听到了周纯全和何畏可能被枪毙的消息，他作为军级干部，觉得自己难以置身事外，于是决定离开。
何畏在许世友事件后的心理压力增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有人声称他煽动许世友和王建安等人离开。所幸当时负责审查的董必武坚守公正，坚持认为许世友等人不能被处决。
他认为他们的言论虽然激烈，但都是出于一时冲动，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此外，董必武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那就是这些准备出走的干部是个人行为，他们之前与部队没有任何联系。
要知道，当时在陕北的四方面军有4军和31军，实力远远超过一方面军，如果真的发生叛乱，后果将难以想象。
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何畏的干部地位与许世友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许世友等人被尊称为「好同志」，而何畏却受到公开批评，甚至被贺龙称为「乱弹琴的工人」。
尽管主席指出何畏和张氏一样，都未彻底承认错误，但何畏最终选择了不辞而别，于1937年4月离开了延安，从此杳无音信。
何畏的结局众说纷纭，但终究成了一宗谜案。何畏的出走使他成为反面典型，主席在谈到四方面军干部时，虽然认为除了何畏都是好的，但他仍是四方面军唯一的「坏人」。
如果何畏当初能像周纯全那样深刻认识自己的问题，留在革命队伍中发挥作用，那么他的前途将会一片光明，甚至在授衔时至少也能获得上将的头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