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首枚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成功试爆，举世震惊。
这一试爆，也让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跻身世界核俱乐部会员之一，台北的国民党当局高层，对于中共核试爆成功的初步反应，普遍夹杂着震惊、不解与悲观。
10月29日，蒋介石向美国代表赖特坦言，他曾预估中共尚需3至5年时间，才有可能成功研发首枚原子弹，在不久之前的10月5日，他还将此番预测，与当时来访的美国【时代】杂志创办人亨利·鲁斯分享。
赖特在拍发回华府的台湾政情观察报告里，直言中国核试爆成功对台北当局领导人带来巨大心理阴影，他担忧中共拥有核武此一事实，将为台湾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与安全，带来新的挑战与冲击。
1、要不要台湾发展「核武器」？
据赖特称，当时甚至有部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如陶希圣等，公然批评美国，认为美国过去数年来对中共核武能力「错误」的情报研判，才会让其盟方对于中共成功试爆原子弹此一消息，感到如此惊惶失措。
面对中共拥有核武器此一事实，蒋介石在震惊之余，也开始冷静谋思研发台湾自身的核武能力，根据近年来公开的蒋介石私人日记，与美国解密的外交、军事与情报文件显示，台北层峰亟思在核武研发技术上有所突破，几乎在中共成功试爆首枚原子弹之际，就已开始酝酿。
事实上，自1950年代中期起，美方对于台湾发展「非军事目的」与「研究」用途的核能科技发展，是持肯定与支持的态度。
1955年7月，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政府签订「民用原子能合作协定」，由美国官方原子能委员会协助台湾设计与建造一「研究型」核反应炉，并租借浓缩铀-235，作为未来此一核子反应炉运转补充之燃料。
1961年12月，在美方技术与资金协助下，位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完成了全台湾、也是当时全亚洲第一座核子（轻水）反应炉，此装置利用百分之二十的浓缩铀-235，于1965年5月起，开始生产14种同位素，供医学与农工等研究使用。
此外，1964年4月间，来自美国与台湾本地的专家学者也曾集会于台北，宣布筹组一「中美科学合作会」，由双方合作共同推动台湾的核能研究，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王世杰，则兼任该组织「主任委员」一职。
肯尼迪总统上台后，他曾下令决策官员着手评估，一旦中共不久后果真成为核武强权，则此一局面将对台湾海峡局势带来何种冲击。
对此，其幕僚曾提出一些可能的因应方案，只不过当时并未有一定论。
1962年3月间，中共首次成功试射东风二型导弹，未久，美国务院拟妥一新方案，决定与中央情报局及美国新闻总署等相关部门，在情报、外交与宣传等各方面密切协调，设法努力淡化中共核试爆，对整个国际冷战局势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上所可能带来的不利冲击。
冷战高峰的1960年代初期，除了华府与台北之外，当时对于中共研发核武保持高度关切的，还包括当时已与北京关系出现裂痕的苏联。
1963年初，拖了近5年的联合国禁止核试爆谈判，将于该年夏天在莫斯科重新开启，华府颇思借由美国与英、苏达成协议并共同签署【禁止核试爆条约】，迫使北京签字，借此将中共纳入此一多边条约规范之下。
【禁止核试爆条约】虽然于该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字，并于10月10日正式生效，然北京拒绝被纳入成为签字国之一，颇令华府感到挫折。
2、美国的「亚洲非核化」外交政策
面对中共积极研发核武，台湾与中国大陆一水之隔，其在地缘政治与战略上所具备的优势，乃当时国民党当局推动对外关系可发挥与着力之处。
诚然，当国际间对于中共核武研发进程深讳莫测之际，由台湾空军U-2「黑猫中队」于1961年起所秘密执行的对中国大陆空中侦察行动，特别是对中共核武设施地点的情报搜集，屡受华府决策阶层高度重视。
两个月后，时任台湾「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蒋经国，前往美国访问，与包括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华府要员会晤沟通，争取美方支持蒋介石所提军事反攻大陆的构想。
蒋经国特别指出，台湾方面已经掌握中共原子弹部署与相关核子设备的确切地理位置，他愿意与美方讨论利用「适当的」手段与途径，「移除」或「破坏」中共的核武相关设备，且台湾将承担所有政治与「外交」上可能出现的责任与风险，他只要求美方提供技术上的支援。
蒋最后并向邦迪强调，台湾无意升高台海之间的危机，酝酿成另一场世界大战，但中共核武发展必须能够被有效吓阻，以免其成为对西方世界之一巨大威胁。
台美双方高层是否就「移除」或「破坏」中共境内核武设施，展开进一步磋商，目前尚缺乏史料佐证，然而此刻华府决策圈内，对于美国是否应当与国民党当局合作。
以较为「激烈」的手段来阻止中共研发核武，抑或是以较为不同的思维与态度，不必对中共即将成为国际核武俱乐部之一员，而表现得太过惊慌疑惧，仍然莫衷一是，未有定论。
一般而言，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为首的军方人士，力主以激烈手段来对付中共核武发展，而国务院外交系统，则坚持美国不必太过于惊扰，并相信北京中央领导人将会有足够的理智，来处理核武议题。
就在蒋经国访美两个多月后，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州遭暗杀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
此后将近一年时间里，华府决策阶层逐渐意识到，以武力手段阻止中共发展核武，已是不切实际，尤有甚者，部分国务院官员开始相信，即便美国与亚洲如台湾等盟友采取激烈手段，摧毁目前所知的中共核设施目标，这是否能够完全根除中共境内所有已知或未知的其他核设备，遑论此类行动所必须担出极高的外交与军事风险。
因此到了1964年夏天，美政府面对中共不久后成为核武国家，已逐渐朝向建立一个「非核化」亚洲的外交目标来努力。
此一关键转折，似乎也替华府从最初鼓励台湾发展与研究核能，甚至不反对逐步建立自身核武防卫机制，转变为日后全力阻止台湾研发核武，埋下一个决策上的伏笔。
3、蒋介石的担忧和研发原子弹的动力
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蒋介石最担忧的是，一旦北京决定使用原子弹「解放」台湾，美国是否依然愿意信守协防承诺，不惜与中共进行核战？
虽然在各种场合里，美方不断向国民党当局要员强调将继续协防台湾的决心，同时极力陈述中共「核试爆成功」与「中共已成为世界核武强权」之间的差距，然而当时包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与「中央研究院长」王世杰等在内的台北党政高层，对美方承诺皆持保留看法。
驻台代表克莱恩于1964年10月24日于台北面见蒋介石之后隔天，亦曾亲口告诉蒋经国，美国政府将无意协助台湾「反攻大陆」，或者进行摧毁中共境内核武设备的计划，这类讯息都令台北高层深深怀疑美方未来与台湾继续推动军事合作的诚意与决心。
此后数年间，国民党高层对于中共拥有核武器的忧惧，一直未能被驱散；宋美龄于1965年9月间访问华府时，曾不顾外交礼仪，当面要求国务卿腊斯克应「不计代价」，立即行动以摧毁中共境内的核武设施，一时之间颇令接待她的腊斯克与在场官员，感到困窘。
1966年12月，腊斯克应邀访问台北，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在官邸私宴场合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他对于中共未来利用核武对付台湾的高度优虑，虽然腊斯克向蒋经国再三保证美方对台湾的协防承诺，将不会因为中共拥有核武而改变，但显然蒋经国与在场的其他台湾要员，都无法被美方此番保证所信服。
不可讳言，1964年秋，台北高层即是在此一充夹杂着紧张、悲观，忧心台湾未来恐遭核弹攻击，且无法获得美国坚定协防承诺此一极端沉重氛围下，决心加速研发核武能力。
10月21日，中共首次成功核试爆5天后，蒋介石视察当时规划为日后「反攻大陆」中枢指挥所在地的桃园慈湖宾馆新建筑，他在日记里写道，在听取相关简报时，「颇有新感，以原子弹投射工具知识为然」。
翌日，蒋介石整日研究思索台湾发展核武问题：
「上午对原子武器投掷工具问题之研究甚切。…下午剪报，考虑原子武器甚切。晡召见俞大维与邓昌黎详论原子弹之中共制造能力与时间问题甚详」。
从11月初起直到12月为止，蒋更开始研读【原子战中指挥原则】，并在日记里屡屡以摧毁中共原子基地，作为他念兹在兹的首要目标。
在此一思维影响下，许多与台湾核武相关准备与研拟工作，也开始悄悄加快脚步进行。
1965年5月间，中共在新疆进行第二次核试爆，此后不久，在蒋介石指示下，「中山科学研究院」（简称「中科院」）的筹备处于桃园龙潭正式成立，由时任「国防部常务次长」的唐君铂出任筹备处主任，初设核能、火箭、电子三组研究作业组。
与此同时，军方高层也提出一项【科技军官十年进修计划】，准备自该年度起，每年选派50名优秀科技军官，送往美、欧、日等著名学府进修，首批军官并于1967年后，陆续学成回到台湾服务。
而除了这些陆续留学归来的国防科技精英之外，蒋介石也下令相关部门开始推动征召台湾各大学理工系所相关优秀学生人才，进入「中科院」服务，这两股人才逐渐汇流，成为「中科院」1969年7月1日正式挂牌运作后，台湾研发核武的生力军。
4、寻求以色列的援助
当蒋介石开始寻求发展台湾核武技术之初，于1960年代初期研制核武颇具成效的以色列，成为他积极寻求技术与经验转移的最主要国家。
1963年9月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上，当时代表台湾出席会议的唐君铂，曾与以色列政府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有以色列「核弹与原子能计划之父」美誉的柏格曼会晤。
根据唐君铂本人的回忆，此次初晤面后不久，约在1963年底左右，柏格曼即应邀前来台湾进行秘密访问，并在唐本人陪同下，于日月潭与蒋介石进行3天的促膝密谈，向蒋力陈台湾应当复制以色列发展核弹与原子能计划的经验与模式，成立专责机构，分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单位，积极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新武器系统。
然而，这5个月期间，蒋介石在其私人日记里，并无任何有关柏格曼或者唐君铂的相关线索，当时蒋介石是否真的在台湾见过柏格曼，在何时何地会晤，以及谈了些什么，都成了有待进一步查证的谜团。
即使1963年12月前后蒋介石在其日记里未曾提及柏格曼，也无法完全排除柏格曼当时确曾秘密前来台湾访问并与蒋晤面的可能性；该年12月31日，蒋在其日记里的年终「杂录」里，曾有如下一段颇不寻常的记载：
「试爆一次核弹之需要科学技术人员人数总共计1775人：化学专家325人，物理专家150人，化学工程师400人，机械工程师350人，电子工程师200人，放射工程师150人，冶金工程师125人，建筑工程师75人。」
在当时台湾核武技术尚未真正起步的情况下，此类专业知识的取得，似乎更有可能来自国外的顶尖核武专家。
尽管如此，根据1966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拍发回华府国务院一系列机密电报显示，1963年之后的数年之间，柏格曼确曾多次应邀访台进行核能相关专业技术的指导工作，并获聘成为「中研院」的外籍顾问，备受台北礼遇。
此外，在1964年的8、9月间，蒋介石突然在日记里多次提及推进国防科技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他还特别写道武器制造系统之具体计划、机构之设置、经费预算之提出，以及雷达应用、控制系统与电子中心之建立等重点原则。
这些要点，都与过去柏格曼提供蒋介石研发核武建议的相关论述，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根据美方解密档案，在柏格曼的居中促成下，「中研院」筹备处所辖之「核能研究所」所长郑振华与「台电公司」电源开发处处长朱书麟，还曾于1965年12月底，联袂密赴以色列，参访位于首都特拉维夫的索瑞格核能研究中心，与该国顶尖核能专家交流。
郑振华与朱书麟此次密访行程，连美国都被蒙在鼓里；根据该中心主任莫拉格事后向前来紧急查证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官员表示，郑氏等人此行极端机密，甚获柏格曼礼遇，连他本人担任该中心主任一职，也都无法完全窥知郑氏等行踪。
5、新竹计划
过去不为人所知的是，此刻台湾为了研发核武以及取得相关技术而努力争取的合作对象，除了以色列之外，尚有西德。
1966年4月间，美国驻西德大使馆向华府回报，称台湾正秘密与西德著名的「西门子」公司，洽谈购买一座核子反应炉，美国在当地的外交官并获悉，西德政府内部对于来自台北此一探询，意见颇为纷歧。
简言之，科技与商业部门持肯定立场，而外交部门则希望事先征询美方意见并获得华府允许。
与此同时，美国「驻台北大使馆」掌握消息称，当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数名专家，于1966年3月间应国民党当局邀请，前来勘查台湾岛上未来两座核能发电厂最适宜的设置地点时，台电公司的朱书麟曾奉命私下请求这批专家，协助秘密勘查「第三个」可能的地点，特别在是新竹与桃园石门两地之间择一。
据朱书麟向这批专家透露，此一地点未来将用来建造另一座两亿瓦规模的核子反应炉，作为一核能「先导工厂」，台电公司并且规划最迟能够在1969年开始运转启用。
台电公司此一请求，最后遭到这群专家婉拒，其中一位专家在离开台湾前，还将此讯息透露给美国「驻台大使馆」，并坚称台湾的军方部门必定也牵涉其中，要美方多加注意。
然而殊堪玩味的是，此时台湾内部显然有部分人士，因为掌握并强烈反对蒋介石的核武发展政策，而刻意向美国「驻台外交官」揭露当时台北高层内部的分歧；根据当时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恒安石拍发回华府的机密报告显示，时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许倬云，曾明确告诉美方：
在蒋介石强力主导下，国民党当局已决心秘密研发核武，尽管包括中研院筹备处主任唐君铂在内的军方高层内部仍存在异议，认为此举不切实际，但蒋仍力排众议，坚持到底。
许倬云还告诉恒安石，当时负责此一代号「新竹计划」的中研院，正面临着三大困难与挑战，一是台湾尚未能够自海外取得提炼核武所需的原料，二是台湾尚无法克服原子弹投射与雷达追踪所需的高科技，三是台湾本身的条件与环境，尚未能够自海外吸引足够的顶尖人才前来贡献。
据恒安石本人的评论，许倬云当时的政治上「后台」是「总统府」前秘书长、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王世杰，而王又是中研院筹备处的委员与「中美科学合作会」主任委员，因而对台湾秘密发展核武内幕，所知甚详。
6、希望的破灭
此份电文里并称，许倬云私下对国民党当局当时诸多政策，多所批评，更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因为他坚信美国将不会支持台湾取得研制核武所需要的相关原料、技术与设备。
在华府不反对台湾以发展民生用途为由，向西德采购核子反应炉的情况下，经过近一年的接触谈判后，1967年年初，「中科院」核能所所长郑振华向美方透露，台电公司与西门子公司之间的采购案，已进入最后签约阶段。
他并再次向美方保证，未来台电公司绝不会以此设备，投入发展核武，然而郑的说法并不被美国「大使馆」所全然采信，恒安石甚至向华府建议，应尽速向西德政府施压，在最后一刻封杀台湾的采购案，只不过此类意见并不为美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所接受。
此刻华府对于台湾以发展核能发电之名，而行秘密研发核武之实，其立场似乎仍徘徊在「暗助」与「暗阻」之间，未有一明确立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华府此刻似乎并无意封杀台电公司购买反应炉，然而此案最后却无疾而终；据信当时自美国获邀返台担任「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委员，且甚获蒋介石倚重的吴大猷，向蒋表达强烈反对台湾发展核武的立场。
吴认为台湾腹地狭小，在战略上极不利于从事核战争，且发展核武计划，势将为台湾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对于台湾正在起步中的经济发展，必然造成极不利影响。
在吴大猷以及其他重量级旅美学人如吴健雄等人的坚决反对下，国民党当局发展核武的「新竹计划」，也于1967-1968年之际，暂告搁置。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