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征史册上，"四渡赤水"是赫赫有名的转折点。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灵活周密的战斗，红军摆脱了敌军紧迫的围追堵截，击破了蒋介石固守的围剿网，破晓了胜利的曙光。
更为关键的是，这不仅为红军指明了胜利的方向，也确立了毛泽东在军中的领导地位，赢得了全军上下的信任与服从。
那么为什么说「四渡赤水」后，红军上上下下才对毛泽东彻底服从？
战略奇迹，领导转折
在中国革命的壮阔史诗中，四渡赤水战役以其战略转折的重要性和指挥艺术的高超卓绝，被永久地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那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一场以弱胜强的奇迹，是战争史上的一曲赞歌。当时的红军，面对敌人的重重围堵，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然而，在这样的背水一战中，毛泽东大刀阔斧地改变了以往的战术，以变应变，以静制动，把握战局的主动权，引领红军四次巧妙地渡过赤水河，最终撕破敌人的铁幕，实现了一次次的突围。
四渡赤水，不仅是一场战略的胜利，更是一次领导权的交锋。
遵义会议虽然标志着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但真正的领导权是在炮火和行军中锤炼出来的。
通过这一连串的辉煌战绩，毛泽东不仅赢得了军队的信任和拥护，也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核心地位。红军在他的带领下，不再是盲目的追求大规模决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运筹帷幄，以小兵团灵活机动的战术，把战争进行到了深入。
在四渡赤水之后，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和领导魅力得到了全面展现，他的名字与「生死之交，胜败之间」的伟大转折息息相关。
而这场战役，也从根本上改变了长征的走向，为红军寻得了一线生机。从此，红军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毛泽东的智慧和意志，每一次的成功都印证着他作为领导者的非凡魅力和不容质疑的权威。
遵义会议的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走向，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意义。
在这场关键的会议上，毛泽东的声望虽然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他的权力并没有立即得到明确的和全面的确立。
会议的焦点是纠正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错误，这种纠正在军事指挥上得到了初步体现，但是在党的总体领导结构中，毛泽东的位置并没有如后来那样高度集中和权威。
尽管遵义会议为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在当时，中共中央的权力结构仍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博古作为中央负责人，尽管在会议上受到批评，但仍未被完全撤下。而李德，尽管在会议期间遭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边缘化，他的国际背景和经验仍让他在某些事务中保持着咨询的地位。
斯诺的观察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毛泽东在巩固自己的地位后，仍对博古持有一定的信任，对李德保持尊重，并经常与他交流咨询。
当时，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军事上的敌对势力围追堵截，党内的权力斗争暗潮涌动，这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毛泽东的军事才华和政治智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检验。
遵义会议虽未明确其最高领导地位，却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关键起点，为他后来全面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从量变到质变
遵义会议虽标志着毛泽东政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切困境的终结。
实际上，会议结束后到一渡赤水战役之前，毛泽东尽管名义上回归中央领导核心，却并未实际掌握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红军的北上入川计划，它的制定与执行并未完全反映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遵义会议后定下的北上战略，是在极端困难和紧迫的环境中做出的抉择。
红军抵达赤水河畔，欲跨越天险，直抵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汇合。
然而，四面楚歌之下，赤水河的战役远比预想困难。
从1月24日至28日，红军在赤水河的若干要冲，与地方势力展开激烈对抗，虽勇猛却步履维艰。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当时的作战计划，反映的是遵义会议的集体决策，而非毛个人的战略意图。
毛泽东原本倡议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巩固红军力量，然而这一战略方针并未得到继续推进。中央红军的北上战略，实质上是一条充满变数和挑战的道路。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北上，意欲跨过赤水河。初战遵义，红军占领城镇，但接下来的战役并非轻松。
红军在土城遭遇强敌，这一地点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过河。刘湘的部队守在此地，红军的高层一度乐观，信心满满，未料敌军力量远超预期。
战斗初起，毛泽东并未即刻表态，但在仔细分析后，他指出敌军的兵力远不止三团。经验丰富的他，从敌军的火力判断出实际兵力。
这种精准的判断能力，在红军中是难能可贵的。战斗激烈进行时，毛泽东紧急调兵，调整战略，命令红二师投入战斗，并成功地遏制了敌军的进攻。
朱德要求亲征，他的到来助红军士气大振，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维护了红军的战斗力。面对敌军强大兵力，毛泽东提出了及时撤退的策略，这一策略获得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
最终，红军按照毛泽东的计划，成功撤退并过河，毛泽东对每位主要领导的分工都安排得妥当。朱德、刘伯承负责撤离战场并过河，周恩来负责架桥，陈云处理后勤。
土城战役的失利，成为中央红军转变战略的转折点。红军领导层，特别是毛泽东，意识到坚持阵地战和消耗战是行不通的。
1月29日，红军渡过赤水河后，在川南面对敌军的强烈追击，不得不一边战斗一边撤退。2月2日的叙永围攻显示了阵地战的局限，尽管激战一整天，红军未能取胜。
这一时期，红军的战略逐渐从阵地战转为灵活机动战。
2月3日晚，军委调整了行动目标，放弃了固守阵地的计划，开始考虑更为灵活的行动方案。
2月6日的电报中，朱德提出留在川滇边境开展战斗和建立新苏区的可能性，显示了红军在战略上的新思考。
2月7日，中央军委作出关键决策：原计划的渡江作战已行不通，指示红军转向川滇黔边境，以实战取得优势。
这反映了红军领导层对北进挫败的现实认识，放弃了渡江计划，改为在黔西东移，展开新的战略。
这一策略的变更，从土城战役后的调整到古蔺、叙永的挫折，标志着中央红军的灵活转型，游击战术再次成为其应对之道。
毛泽东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作用虽不明确，但其主张的作战风格明显影响了红军。这种变化似乎是战争环境所迫，反映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战略转变。
三人小组，格局形成
当蒋介石的侦察机捕捉到红军一渡赤水的动向时，他立即调动了庞大的30万大军，分成四路，如猛虎般向红军迫近。
在这紧张的背景下，毛泽东冷静分析形势，坚定地指示：「只有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
他精准地判断，敌人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川南，而遵义却显得空虚无人防守。毛泽东的这一决策，不仅是对形势的敏锐把握，更体现了他战略思维的深远。
接着，面对土城战斗的重创，毛泽东提出了整编部队的战略性建议，以适应迅速变化的战场需要。
他提出的具体方案颇具创见：除保留一军团的师级编制外，其余全部取消，将师长、团长、政委等级别高的官员下放到基层单位，同时对笨重物资进行进一步的精简。
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也极大地提升了士兵们的士气。
2月19日和20日，红军在二郎滩和太平渡再次成功渡过赤水河。
黔军六个团在娄山关一线试图阻挠红军的东进，但红军的行动迅速而果断。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他们决定发起遵义战役，一场关键的战役。
红五和红九两个军团在桐梓以北的官店构筑工事，成功阻滞了川军南下，为北线的稳定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红一和红三两个军团分别向桐梓和遵义发起猛烈攻击。
红军的主力部队以每日80里的速度行军，红一军团勇克桐梓，消灭了王家烈部的一个团。红三军团则占领了娄山关，歼灭了黔军的一个团。
到了2月27日，红军成功占领遵义，这一战役歼灭了敌军两个师和八个团，俘获了3000名敌军。
遵义大捷成为自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取得的最大胜利，不仅驱散了土城战斗失利的阴影，更极大地振奋了红军的士气。在遵义，红军总部召开了盛大的祝捷大会。
遵义战役的胜利，大大提升了毛泽东的威望。3月4日，张闻天提议成立红军总部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战斗命令由毛泽东和朱德联名下达。
这一提议得到了一致赞同。
自1932年宁都会议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出红军领导层后，毛泽东如此重返红军的核心领导岗位，正式成为红军的主要领导者，其地位和影响力得到了名正言顺的确立。
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飞往重庆，策划新的对红军围攻。面临敌军合围遵义，红军计划撤离，转向鸭溪。
在这紧急关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从而巩固了毛在红军中的地位。
毛泽东此时的崛起，正是「时势造英雄」的体现：机遇、努力和智慧共同塑造了他在历史的舞台上的地位。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已淡出一线，中央红军的决策权趋于集中。
但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提出的前进打鼓新场的建议，却让毛泽东措手不及，尽管他争辩无效，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也未能改变局势。
毛泽东求助周恩来，最终获得支持，平息了这场争议。当时红军采用猴场会议的议事原则，限制了军事决策的权力，这对毛泽东而言是个障碍。
经过协商，3月12日，在苟坝成立「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任团长。
这标志着毛泽东真正进入红军决策的核心。
战略巧思，红军奇迹！
毛泽东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后，面临的困境依然严峻，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紧追不舍。毛需用实际行动证明其军事思想的正确性，并指引红军找到立足之地。
三渡、四渡赤水的成功，是毛游击战术的典范，帮助红军摆脱围剿，巩固了其在红军中的权威。
3月14日，红军攻打鲁班场的周浑元部，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和敌占有利地形，红军取得局部胜利，但未能全面击溃敌人。
15日，中央军委决定主力撤出战斗。随后发布【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16、17日红军成功渡过赤水，脱离围剿。
国民党军误判红军位置，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分散敌人注意力，中央红军则向黔北转移。
至3月底，红九军团继续迷惑敌人，中央红军主力南下。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4月初逼近贵阳。
4月8日，红一军团攻占扎佐镇，威胁贵阳。蒋介石急召滇军支援，却为红军打开云南大门。
4月23日，红军顺利离开贵州，进入云南，展现了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军机动灵活，策略精妙。
从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巧妙指挥下，渡过金沙江，巧妙地脱离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仿佛一条机敏的飞龙，在战场上忽东忽西，忽左忽右，令蒋介石及其部队目眩神迷，无法捉摸红军的真正意图。
这一段期间，中央红军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其行动快速而难以预测，彻底颠覆了国民党军对战场的控制。
从鲁班场战斗到三渡赤水，整个行动仅用了短短3天时间，而四渡赤水与三渡赤水之间的间隔也只有4天。
相比之下，一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的作战计划颁布到1月29日红军完成渡河，前后历时11天。
二渡赤水从1月29日红军进入川南开始，到2月21日才完成。这些差异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在一渡、二渡赤水时，中央红军还未完全掌握运动战、游击战的精髓，更多坚持阵地战、消耗战，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选择撤退；而到了三渡、四渡赤水，战术行动更加明显，显示了中央红军在运动战、游击战思想指导下的灵活机动。
如果说一渡赤水后的扎西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回归，那么三渡、四渡赤水则是其军事思想在全军上下得到完整贯彻的证明。
这不仅让毛泽东在红军中站稳了脚跟，更是让他的军事思想深入人心。
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指挥艺术达到了巅峰。国民党军虽然原本处于主动地位，但对于红军的动向判断不准，行动慢半拍，陷入了被红军巧妙操控的困境。
红军的胜利不仅归功于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还在于红军战士的顽强战斗精神和严密的保密工作。这一切共同构成了红军在艰难环境中取得胜利的关键。
兵者，诡道也，致胜之道在于指挥员的智慧和战斗员的勇气，这一点在四渡赤水的战斗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参考资料：四渡赤水与毛泽东在党内的重新崛起 万义兵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毛泽东:从帮助者到一把手 胡兆才
党史文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