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懋功地区成功会师。8月6日，中央红军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各军团重新编为红1、红3、红5、红32军。
8月下旬，由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的左、右两路军，在艰苦卓绝的行军中，成功走出了人迹罕至的川西北若尔盖地区的草地。
虽然红军主力已成功走出草地，但是他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由于过草地的疲惫，红军必须通过一个名为包座的地方，才能继续北上。
包座位于若尔盖东南部的深山峡谷中，分为上下包座，是前往甘南的必经之路。虽然原本只有胡宗南的一个团在此驻守，但得知红军到来后，胡宗南又派来了精锐的49师进行增援，后续还有更多部队。
因此，为了摆脱前进无路后退又是草地的绝境，红军必须尽快攻取包座。
在包座地区，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和红3军的状况不容乐观。为解决这个问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第30军承担攻打包座的战斗任务。
这一建议被批准后，红30军的红89师的264团负责进攻包座南部的大戒寺，红第88师和红89师的主力共4个团埋伏在上包座附近的丛林中，准备歼灭前来增援的胡宗南部第49师。
而红4军的红10师则负责攻取包座以北的求吉寺，其他师则负责控制要道，随时准备出击。作为预备队，红1军被部署在班佑、巴西地区。
8月29日，红264团开始向大戒寺守敌发起进攻，但红军的进攻只是点到为止。8月30日夜，胡宗南的49师赶到了大戒寺附近。
264团故意示弱，边打边撤退到了大戒寺东北一带。敌49师于8月31日全部被吸引到了包座地区。一场经典的围点打援之战即将开始。
伍诚仁师长误以为红军被击退，于是令全师追击。不料，埋伏在山林中的红30军主力早已准备好伏击。8月31日下午3时，敌49师全部进入埋伏圈后，徐向前下令红30军出击。
红30军主力迅速穿插，将敌49师的3个团分割包围成3块。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敌49师大部被歼灭。与此同时，红4军的红10师向求吉寺发起了强攻。
寺庙院墙坚固，敌军还在制高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使得红军伤亡惨重。红10师师长王友钧杀红了眼，他拿起一挺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火力点的敌人猛烈射击。
当时还是红军班长的李德生紧跟着师长冲锋杀敌。激战之际，王友钧突然倒下，李德生连忙抱起发现师长头部中弹牺牲了。
王友钧是红4军军长许世友的爱将，得知消息后，许世友悲痛欲绝。红10师的副师长王近山正在养伤未参与战斗，当他得知王友钧牺牲的消息后，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王友钧，1911年出生在湖北省武穴，他于1930年加入红军，以其英勇的作战和出色的指挥才能在红军中迅速崛起，担任过营长、团长、副师长和师长等职务。
然而，他24岁就英勇牺牲在包座战役中。在这场战役中，红军班长李德生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并在建国后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
许世友将军在回忆录中深情地怀念了他牺牲的战友王友钧。他说：「我和我的战友们都为失去这样一位出色的指挥员感到无比的惋惜。
我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求吉寺附近的山上，墓前堆满了战士们含着热泪采来的山花。」在这场战役中，红军总共毙、伤、俘敌4800多人（其中俘敌800余人），红军的伤亡主要集中在求吉寺攻坚战中，整个作战红军的伤亡约900人。
包座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它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红军困在草地的阴谋。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风格在这场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完全符合徐向前元帅形容的作战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