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古代音乐史研究历来为考古学领域所关注，由于出土材料的稀缺难以实现新突破。柏乡小里村和临城石匣沟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埙古乐器，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材料。它原始的文化形态和思想建构，以及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并与巫术文化的连缀关系，通过新材料的梳理和补充获得了新观点，也为人们认识当地古乐发展史拓宽了新视野 。
2 010年初夏，为配合当地生产建设，邢台市文物管理处对柏乡县小里村东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陶埙」古代乐器令人耳目一新（图1）。
图1 柏乡小里出土(仰韶后岗一期)
2014 年夏秋之交，为配合石邢公路建设工程，在临城县石匣沟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陶埙和「陶哨」两种古乐器（图2、3）。
图2 临城石匣沟出土(先商时期)
图3 临城石匣沟出土(仰韶后岗一期)
作为这两个发掘工地的执行领队长倍感幸运，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这一地区原始音乐起源的关注和思考。
陶埙，是我国远古时期的一种吹奏乐器，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有浙江河姆渡遗址、西安半坡遗址、西安姜寨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图4、5、6、7）和柏乡小里村遗址。
图4 浙江河姆渡出土(新石器)
图5 郑州大河村出土(仰韶文化)
图6 西安半坡出土(仰韶文化)
图7 西安姜寨出土(仰韶文化)
上述五处新石器文化遗存，除河姆渡遗址属长江流域之外，其他均在黄河流域地区。按照考古学文化类型分期和碳十四测年编序，河姆渡遗址略早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7000年左右。柏乡小里遗址文化性质属仰韶文化时期后冈一期文化系统，经碳十四测年距今6220±90年（经树轮校正年代）。它们是我国新石器时期两个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序列的历史文化遗存。从音乐发展史的角度看两河文明的发展成就，对两地古乐发展史研究均有着不同的价值和意义。临城石匣遗址虽未经考古测年，但与柏乡小里遗址的文化性质一致，同属后冈一期文化类型，在时间段上二者亦相当或接近，应当同时而论。
对陶埙的用途过去有学者主张「玩具」说，提出新石器时代的陶埙仅是儿童玩具，用于启蒙与初教，不能归类乐属。另有观点认为，新石器陶埙是古人用来模仿动物吼叫的仿声捕猎诱杀工具，没有音乐元素在里面。这两种观点的理论注脚，均是依据陶埙的外在形制和发出的单一声部而做出的概念性推理。柏乡小里遗址出土的陶埙有一个吹孔，两个音孔，经试吹能发出三个不同的声音，音色清醇，音域宽厚，声部明显，音阶变化突出，具有一定表现力。它的音程虽还达不到八个高度，但已具有初级发展阶段的乐器功能，故上述两种否定埙乐的观点值得商榷。小里遗址陶埙与陶鼓相佐出土在同一窖穴内（JX3），这种遗存现象不是偶然与巧合，应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客观反映。两种古乐器的共存表明，这时音乐不仅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具备了多器编配的使用条件，不排除这时已有鼓、埙混搭使用的可能。这枚陶埙质地细腻色泽红艳完好无损，周身饰满指甲纹，器型制作周正纹饰规范排列有序，彰显出强烈的唯美思想意识倾向和刻意追求的精神状态，妥妥的一件古代艺术品。它出土时位于窖穴上部的正中位置，器物顶部朝上平放，周围填土纯净并伴有工具夯压痕迹。这种埋藏形式显然是正襟摆放，非随意丢弃，具有很强目的性和针对性。从出土环境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其赋予了很高的关注程度。根据陶埙的演变规律，时代较早的只有一个吹孔没有音孔(或一个音孔），吹奏时只能发出一个单音，吹不出音符的变化。随着时代的递进，逐渐演变为一个吹孔及多个变化不等的音孔，吹出的音符亦随之不断增多，表现能力亦逐步加强和提高。临城石匣沟遗址的陶埙出土在先商时期的地层堆积中，且只有一个吹孔和一个音孔，经试吹只能发出一个声音，吹不出音符的变化，显示出初级的文化形态。这件器物无论从表象装饰和功能构造，远不及小里陶埙的进步程度。两者类比似乎是一种文化倒置，出现了后期物质文明滞后于前期的错位现象。造成这种物相演变前后颠倒，应是区域文化发展失衡或「单元」文化滞后的原因。这种差异，主要受制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外来文化传播及接受能力的影响。险恶的山水地理环境，不仅是阻隔物质文明传播的屏障，更是闭塞精神文明的天堑，这种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石匣沟遗址的陶哨出土在后冈一期文化地层中，形体呈管状，一头开孔，另一头封堵。长3.2厘米，口径1.5厘米，泥质红陶烧制。吹奏时气流在管内的流程很短，所发出的音频较高，听起来声音尖锐刺耳，显示出简单、稚嫩的构造与发声方法。先商阶段的陶埙，虽然只能发出一个声音，但体积较大，腹腔浑圆空旷，吹奏时气流在腹腔中婉转回曲，所产生的音震频率较低，听起来声音低垂委婉。两者对比无论从形态、功能和构造原理上都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从两者之间的演进变化，可以看出「埙」的源头应来自「哨」的灵感和启迪，两者之间的文化脉络清晰有序。从考古学意义论之，这是文化本体与变体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形态存在方式的延伸和拓展，这种延伸与拓展包含了人类的思维进化在社会实践中的递进与创造。石匣沟遗址本身的文化构成是由后冈一期和先商两个时段的文化堆积。从其遗址本身生成的个体小环境来看，陶埙的演变路径是完全符合自身文化发展规律的，即由直管式陶哨发展到阔腔式陶埙。当然，从后冈一期到先商时期，中间还间隔着二千多年的历史盲点，这种陶泥烧制的口吹式发声器具的形态变化，在这段历史盲区中应该还存在另外一个不同面貌的过渡型式。两者（埙、哨）之间过渡期的文化弥合，将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得到补充或续写。埙乐在我国古籍文献记载中似乎更为后人所眷顾，【诗经·小雅】中就有「伯氏吹埙，伯氏吹箎」的文字记载。【乐书】中亦有「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之说。【周礼·春官·小师】：「小师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郑玄注：「……埙，烧土为之，大如雁卵。」郑玄所描述的陶埙与现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埙形状基本一致，均形如「雁卵」，「烧土为之」。埙由于自身构造其音色幽深、悲凄、哀婉、绵绵不绝，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品质。正是这种特殊音律，古人赋予了埙乐一种神圣、典雅、高贵的精神气质。所以埙以及埙乐从汉代就进入了宫廷并被视为雅乐。从宫廷庆典到祭祀仪式，八音古制致尊独享。目前，我们发现的仰韶文化中的陶埙实例并不是最初的原生形态，在其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孕育缔造过程，这一时段推测应在8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虽然磁山文化遗址目前还没有发现陶埙的雏形实例报告，但埙乐产生的文化背景应与农业的起源有着必然的关联。从文化学意义上讲，音乐的起源是与原始农耕文明、原始宗法文明而孪生的文化共同体，三者虽然在后时代有着各自独立的发展去向，但磁山文化的原生农业基础，是陶埙音乐最初的派生温床。陶埙，在仰韶后冈一期文化中，已经脱离了「儿童玩具」与「捕猎仿生」的最初概念并进入了发展初期阶段，已经被人们赋予了音乐的理念。
陶埙，是人们作为一种精神需求而产生的音频语言表达工具，它是在祭祀活动中配合肢体（舞蹈）语言而营造一个媾和氛围，用来实现与神灵沟通和交流的作用。它是与原始宗法活动伴生的一个文化综合体，承载了最古老的思想情愫和精神欲望，非现今意义上的娱乐工具。先秦之后，音乐的社会属性随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才脱离了原本的文化意义，并逐步形成一套自身独立的思想表达体系。在临城石匣沟遗址后冈一期文化地层中还出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骨牌饰」（图8），
图8 临城石匣沟出土(仰韶后岗一期)
这种雕琢神秘形象的佩饰件就是这一时期宗法文化的显著标志。目前，尽管我们还不能彻底解读这枚骨牌饰的表达内容，但其蕴含的巫学文化思想与崇拜理念是显而易见的。它以「图腾」的表现形式与祭祀音乐理念一道，共同反映出这一时期太行山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