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时，中国政府特赦了一批战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10人，他们都重新获得了公民身份。
在这批战犯中，杜聿明被特赦后激动地拉着文强的手表示感谢。文强虽然不在特赦行列，但在功德林中以抗拒改造、拒绝写悔过书和题「反诗」而著名。
为什么这两位军长和军统少将之间会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呢？为什么杜聿明能被特赦，而文强却不能呢？文强又是如何救了杜聿明的呢？
今天，为大家揭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文强：从共产党领导人的学生到国民党的特务头目 。
文强独到的眼光让他洞察了日本的野心，他深入研究后认为，日本不仅仅满足于吞并满蒙，而是企图全面吞并华夏，甚至在太平洋战场上挑起与美国的全面战争。
然而，当时日本的野心并未得到广泛认可，甚至被视为不切实际的幻想。文强的观点一度被人质疑和忽视，但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他的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因此被戴笠委以重任。
1942年，戴笠委任文强担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两年后更是成为北方区区长。在此期间，文强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战略眼光，他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成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部队，二是率领两千军统特务沿途摧毁国军撤退路线上的桥梁，阻挡日军追击。
这些行动对于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抗战结束后，文强已经成为国民党中将，并且是第一批到东北接受国民党要员之一。
在这里，他结识了杜聿明，这两位后来在国共内战中成为对手。
杜聿明一家的传奇色彩让人叹为观止。他的父亲是同盟会成员，曾经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他的堂哥杜斌丞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西安事变时主张跟共产党走，因此被国民党所杀害，毛主席亲自为其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杜聿明的中学同学谢子长、魏野畴，都是陕北地区共产主义活动的先驱者；杜聿明的黄埔同学阎揆要和徐向前是战友，55年被授解放军中将军衔。
他的妻子曹秀清更是加入了共产党，在「四一二」之后面临「二选一」，曹秀清和文强一样，选择加入共产党，放弃国民党身份。
杜聿明的女儿婿杨振宁，至今还活着，并且为我国做出巨大贡献。可以说，一家子都为共产党做出巨大贡献，但偏偏杜聿明跟着蒋介石走了。
文强是受戴笠提携，而杜聿明则是受蒋介石提携。在1936年的时候，杜聿明加入了蓝衣社。蓝衣社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系为主体的军事性质社团。
在加入蓝衣社之后，杜聿明就受到了提拔，一路升为第五军军长，并且指挥中国第一支近代化装甲部队。正是这支部队，成就了杜聿明一代名将的传奇。
长城抗战时，杜聿明代替关麟征指挥部队，凭借坚持不退，血染长城的精神，杜聿明名声大噪。但是在之后的淞沪、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中，杜聿明表现非常一般，并不出色。
他再次名声大噪的时候是昆仑关大捷时期，凭借第五军的强大战力，杜聿明取得大胜，击毙了日本旅团长中村正雄。
在缅甸期间，第五军的战斗力也十分之高，可惜由于史迪威、罗卓英的错误指挥，导致远征军惨败。但是第五军的战斗力不容忽视，第五军的新编二十二师更是成了日后新六军的骨干。
1945年，杜聿明兵不血刃地控制了昆明，轻松解决昔日的云南王龙云，只留下了一个五华山和一个营的武装。随后，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与文强密切合作，凭借大量军事机密和第五军的战斗力，迅速掌握了局面。
然而，在二战四平时，林司令不得不承认东北民主联军「实际失去抵抗的力量」。虽然杜聿明的个人能力不容忽视，但他的强大往往依赖于第五军。
杜聿明治军严明，部队战斗力高，但其他部队参差不齐，杂牌部队更是难以抵挡敌人的攻击。在杜聿明掌握局面后，陈诚篡夺了胜利的果实，把第五军拆散。
这使得部队无法形成合力，战斗力大不如前，为林司令留下了喘息之机。之后，林司令回过头重创国军，东北局势陡然转变。
然而，当蒋介石再次把杜聿明派往东北救火时，由于缺乏可以指挥的部队，其他部队也是杂牌部队或军头的派系军，互相掣肘，导致战争失败已是注定的事。
1947年7月8日，杜聿明黯然离开东北，林司令率领解放军逐个击破。随着淮海战役的开始，蒋介石想起了杜聿明，于是任命他为徐州「剿总」副司令。
升官之后，杜聿明认识到组建一个有模有样的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他把文强请来担任副总参谋长。他和文强关系密切，知道文强能力出色，是最适合的副参谋长人选。
本来，文强在长沙是一个处长和办公厅主任，如果不是杜聿明把他请过来，他可能会跟随程潜起义，成为起义的英雄。
但是，文强被杜聿明请来了，而淮海战役也成了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战。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都被俘虏，并被关进了功德林。
1948年12月，杜聿明率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包围在陈官庄地区。他们被围了一个多月，全军上下都丧失了抵抗的勇气。
一方面，由于物资匮乏，士兵们饿得连枪栓子都拉不开。另一方面，南京似乎放弃了他们，救援部队迟迟不来。事实上，他们也非常清楚，南京已经没有更多的人可以派来了，大局已定。
就在这个时候，国军意外抓住了我军的一支武工队，杜聿明当时感到十分气愤。接到报告后，他直接下令枪决这七名武工队员。
作为杜聿明的副参谋长，文强意识到突围已经不可能，大局已定，滥杀也无法改变现状。于是，他偷偷地释放了这七名武工队员。
1949年1月7日，李弥兵团司令部被攻破，国军几乎崩溃。9日夜晚，邱清泉和李弥威胁杜聿明立即突围，必须是当夜。
蒋介石定的突围日期是10日上午，但是还没到10日上午，杜聿明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了。而文强和杜聿明的结局也差不多，没有突围成功，也被解放军俘虏了。
杜聿明被俘后，有人指认他杀害了武工队员。但是，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文强站出来证明，国军并没有执行杜长官的命令，这七名武工队员没有被杀害，而是被释放了。
审查人员听闻文强的话后，迅速在淮海地区寻找这七名武工队员，最后找到了他们，并证实他们确实被抓住了但没有被杀害。
文强的举动救了杜聿明一命，杜聿明对文强非常感激。然而，他们都作为战犯被关押，谁也无法帮助谁。直到1959年，杜聿明被特赦，但是文强却没有被特赦。
杜聿明考虑到这一点，可能会无法再见到文强，所以紧紧抓住文强的手，表示感激之情：「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无法获得特赦！」
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而文强没有被特赦，原因有二。首先看他们是否悔过和抗拒改造。杜聿明在功德林改造出色，认识到错误并投身革命事业，甚至在抗美援朝时期抱病为志愿军提供物资。
而文强在功德林抗拒改造，还写「反诗」并公开张贴，尽管被警告，但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其次，特赦名单不仅考虑他们的改造情况，也考虑政治考量。
第一批特赦的战犯都是将军出身，而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和周振强与国民党的要员关系密切，释放他们可以争取这些人。
陈长捷则是傅作义的失误导致进功德林的，释放他可以有效瓦解其他战犯的抵触心。因此，文强因为抗拒改造和缺乏政治考量，未能在第一批被特赦。
这些人与国民党其他要员有着紧密的联系，释放他们可以展现友好的姿态，而且这些人大多数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可以对其他黄埔师生进行思想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之后他们还组建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其目标是增进同学之间的感情，促进祖国的统一，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文强最初对改造持有反对态度，但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他最终被特赦。特赦后，他担任了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利用他在国共两党的人脉关系，联系两岸的黄埔师生，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强和杜聿明虽然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在接受改造并在功德林中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后，他们晚年投身革命事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这两个几乎相同的人生轨迹，不禁让人深感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