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介绍战国年间「由礼而法」 的演变进程。
前面我们曾提到， 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礼， 可以指礼的仪式， 广义的礼可以指国家和社会的制度。 和礼的情况相似， 法也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狭义的法， 可以专指刑律、 法条； 广义的法， 则可以指治理国家、 统治民众的制度。
就它们各自的狭义来讲， 礼和法是有明显区别的； 但是从它们各自的广义上来说，礼和法又很容易混淆， 或者说， 到了战国时期， 人们在使用「礼」「法」 的概念时， 经常是混用的。 而这种混用， 本身就表现了一种思想演进的趋势， 即「由礼而法」， 这是由周制到秦制， 也就是从封建宗法制， 向君主专制制度过渡的一种表现。
这次课主要来梳理下面两个问题： 就是「由礼而法」 的这种过渡是如何产生的？ 它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 又具体表现为哪几种路径？ 当然， 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很复杂， 这次课恐怕只能开一个头儿。
先来说这个过渡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知道， 周代的礼制有一个特点， 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宗法身份决定政治身份， 平民没有染指权力的可能。 这种制度在经历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发展演变之后， 逐渐解体了。 那些原本掌握政治权力的人，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很多失掉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相反， 那些本来处于宗法边缘的人、 甚至一般的平民， 由于他们自身的能力和历史的机缘， 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的核心。
相应地， 周初的那一套礼制， 也就很难再起到维护政治、 社会秩序的作用了。 这些问题， 最终摆到了那些致力于代周而兴、 一统天下的诸侯国君面前； 当然， 它同时也成为那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必须尝试去解答的问题。 这是「由礼而法」 背后的历史原因。
另外， 这个过渡的历程， 其实是非常漫长的。 它大约起于公元前六世纪末， 到公元前四世纪末才初告完成。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这种转变历程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以礼为国」的观念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 但是「法」 的重要性开始增强， 并呈现出进一步壮大的趋势， 这个阶段大约对应于春秋时期， 标志性的事件有「郑铸刑书」 和「晋铸刑鼎」。
据【左传· 昭公六年】 的记载， 这一年， 也就是公元前 536 年， 郑国的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铜鼎上， 向全社会公布。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这个事件招致了晋国上大夫叔向的批判， 他派使者给子产送信说：
民知有辟， 则不忌于上， 并有争心， 以征于书， 而徼幸以成之， 弗可为矣。……
民知争端矣， 将弃礼而征于书。 锥刀之末， 将尽争之。 乱狱滋丰， 贿赂并行，终子之世， 郑其败乎！
叔向的意思是说， 子产不遵周公的礼治精神， 将郑国的法律条文公布于众， 这样一来， 百姓们就不会再守礼、 也不会再畏惧贵族了， 他们会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漏洞， 争取自己的利益， 郑国早晚要乱。
子产回复说：若吾子之言， 侨不才， 不能及子孙， 吾以救世也。
他也不否认叔向说的话有道理， 但是他又说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只能用这种方略来救世了。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是「晋铸刑鼎」， 发生在公元前 513 年， 比子产铸刑书晚了 20 多年。
这次是晋国的大夫赵鞅， 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 向晋国民众公布。 对于这件事， 孔子发表了他的评论。 据【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说：
「晋其亡乎！ 失其度矣。 夫晋国将受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经纬其民， 卿大夫以序守之。 民是以能尊其贵， 贵是以能守其业。 贵贱不愆， 所谓度也。 ……今弃是度也， 而为刑鼎。 民在鼎矣， 何以尊贵， 贵何业之守？ 贵贱无序， 何以为国？ 」
显然， 孔子对赵鞅铸刑鼎的事情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说， 这样一来， 原本的那一套尊尊贵贵的等级制度就要遭到破坏了， 老百姓不会再尊重贵族， 而是按照刑律去做事， 贵贱失去了秩序， 晋国必然不能治理的好。
以上是春秋年间的情形， 统治者中的改革派已经意识到社会现实的发展和变化， 开始主动去调整治国的策略， 来弥补礼制的不足； 但是， 守旧的或者说对周代礼制充满感情的大夫们， 并不以这种改革为然， 并坚持着批判性的立场。
这种新旧观念的对抗继续延伸到战国时期， 「由礼而法」 的过渡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也就是「法」 占主导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主张法治的代表人物中， 有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别。
荀卿可以作为温和派的代表， 他是战国晚期儒家的后劲， 也是先秦礼论的集大成者。 但是， 正如萧公权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荀子所讨论的「礼」， 从总体上来看， 已经不再是封建天下的旧礼， 而是新旧交糅的「治法」 了。 他提出了「隆礼」 的主张， 同时也表达了「重法」 的倾向。 对于礼法的关系， 荀子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如他说：礼者， 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也。（【劝学】）
他想表达的意思大概是说，「礼」 是立法的总原则， 礼代表了一种合乎「义」的道德立场。 良好的政治治理， 不能仅仅用「法」 来进行利益的分配， 还要兼顾「礼」 所蕴含的道德理想。 如果能够达到「礼」「法」 的平衡， 那也就实现了荀子所说的王道政治。
激进派的代表比较多， 像活动在战国中后期齐国一带的学者编纂的【管子】一书， 就明确提出了：
「威不两错， 政不二门。 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 ——【管子· 明法篇】
的观点， 并且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法的概念、 法的作用、 立法和推行法治的策略，以及以法治国的理想目标等内容。
除【管子】 外， 战国中期秦孝公任用商鞅（约前 395-前 338） 在秦国施行变法。 商鞅提出了：
「圣人苟可以彊国， 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 不循其礼。」
「治世不一道， 便国不法古。」的主张。
秦国的这次变法， 可以视作「以法治国」 的一次完整实践。 从提升国力，富国强民的角度看， 这次变法是很成功的， 尽管商鞅后来被旧势力反扑， 落得个车裂的下场， 但以法治国作为历史发展的趋势， 已经不能挽回。
再到后来， 荀子的学生韩非， 站在维系君主专制制度的立场上， 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荀子与商鞅的学说， 提出了「法术势」 相结合的「法治」 思想， 实现了从「以礼为国」 向「以法治国」 过渡的彻底完成。
总而言之， 这个过渡的实质：
就是从西周时代血缘族群组织形式下的礼治，向秦代「编户齐民」 组织形式下的法治的过渡。
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
礼治强调以仪文等差之教为维持制度之主要方法， 而以刑罚为辅； 法治则强调以刑罚之威为维持制度之主要方法， 而以仪文等差辅之。
当然， 我们这里只是笼统而简略的介绍， 希望同学们围绕这个思路提前阅读相关材料， 以便到课堂上继续开展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