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在这之后，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学大寨的浪潮，大寨也被树立为农业生产的典型与标杆，每年都有很多干部与群众前往大寨学习「大寨模式」。
1978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普及大寨县」现场会议，按照会议的规格，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今天的省委书记）都要去现场参加会议。在当时的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人是万里，万里对「学大寨」是有抵触的，同时，他也认为「学大寨」解决不了我国农业的基本问题。
万里对当时我国农业的问题有很深的见解，提到「学大寨」的问题时，万里说：「农民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于是，万里就找了一个理由，没有参加这场在山西昔阳县召开的「学大寨」现场会议，而是派出了当时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第三书记）的赵守一去了现场。
在与赵守一讨论「学大寨」的问题时，万里对赵守一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我们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同时，万里也嘱咐赵守一，对他说：「回来了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办。」
万里口中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办」指的是安徽省委通过的【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这份文件一共有六条，主要内容有「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生产队实行责任制」等，在当时突破了很多农业禁区，堪称「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说到这里，我们多说一句，就是「大寨模式」与中央下发的「农业六十条」也是有矛盾的。比如，「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而「大寨模式」则是「搞大队核算、取消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安徽实行的「农业六条」，与中央的「农业六十条」更为接近。
1997年，万里破例接受了一次采访，因为他认为离休后不应该再见记者，也不应该再长篇大论，但他破例接受采访，目的就是谈清楚包产到户这件事。在这次采访中，万里系统地回顾了我国农村改革的过程，并说明了包产到户的发展。在提到1978年的这次会议时，万里还说：「其实，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已经在用行动批判大寨了。」
客观来说，「大寨模式」中的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更是值得推广的。不过，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开展学大寨的时代浪潮，一些地方学大寨也变了味。而且，大寨本身的自然环境比较恶劣，所以陈永贵带领当地村民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做了一系列改造大自然的工作。
大寨的这一系列改造工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我国东部，比如前面我们提到了安徽，大部分农田以平原为主，根本不需要这些改造，所以才有了万里口中的：「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