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室贵族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并长期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开销完全依赖于地方税收，这样一来，宗藩问题就逐渐演变为了影响地方社会的重要议题。明朝初期确立的皇室供养制度，虽然初衷良好，但长远来看，却给明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埋下了不小的难题。到了嘉靖年间，由于皇室成员数量激增，各地官府纷纷陷入了「宗禄困境」，这个问题难以解决，让政府倍感压力。山西的皇室贵族状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明朝中后期，地方官府与宗藩集团成员之间，因「宗禄」问题长期陷入了相互拖欠与追讨的复杂纠葛中。这种围绕着「宗禄」的纷争，不仅是财政领域的一大难题，还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深刻矛盾与危机，成为了财政危机与社会动荡的重要催化剂和直观体现。
明朝到了中后期，面临的「宗禄难题」其实源于开国之初就确立的皇族供养体系。按照这套规矩，皇族成员不能走科举之路，也不能像普通百姓那样从事工农商贾，他们的生活完全依赖于朝廷和地方官府发放的俸禄和粮食。回想洪武皇帝在位时，亲王们初次受封，那待遇可真是优厚，封禄的种类繁多，数量也相当可观。
在明朝洪武九年的春天，具体是二月的一个丙戌日，朝廷正式确定了每年赐予各亲王和公主的供养标准。这其中的细节包括：亲王每年可以领取到五万石大米，两万五千贯的钞票，还有四十匹锦缎，三百匹的丝织品，纱和罗各一百匹，绢布更是多达五百匹。此外，他们还会得到冬夏两季各一千匹的布匹，二千两的棉花，二百引的盐和一千斤的茶叶。就连马匹的草料，每月也都有五十匹的份额。这样丰厚的赏赐，简直就像是要把世间的财富都聚集到朱家的子孙名下一样，真是令人咋舌！
在公元1395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八年，那年的闰九月庚寅日，朱元璋面对着儿孙满堂却国库紧张的局面，不得不再次调整了皇族成员的俸禄分配规则。他设定了新的标准，让每位亲王每年能得到一万石大米作为俸禄，郡王则是二千石，镇国将军为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而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则依次递减，分别是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至于公主及其夫婿，也就是附马，他们共享二千石的大米。郡主和她们的仪宾则得到八百石，县主和仪宾六百石，再往下的郡君、县君、乡君及她们的仪宾，分别享有四百石、三百石和二百石的俸禄。这样的安排，既体现了皇家的尊荣，也兼顾了朝廷的财政状况。
按照明代著名学者王世贞的估算，当时每位皇族成员每年平均可获得的俸禄粮食大约是五百石。也就是说，如果每位皇族成员都能得到这份标准的俸禄，那么如果皇族成员总数达到一万人，那么朝廷每年就需要额外支出五百万石的粮食作为他们的俸禄。这样的估算既贴近了当时的生活实际，也清晰地表达了原文中的核心观点。
和明朝初期设定的官员年度俸禄来对比，正一品的高官只能获得九百石的俸禄，到了正二品就降到了六百石，再往下看，正七品的官员则只有八十石。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个姓朱的皇族成员，他们的待遇其实都相当于从二品的高官了。
明朝设立的宗禄供养体系，确立了宗室人口与所需供养之间的明确联系。简单来说，每当一位朱姓皇族后代被册封，地方财政就得额外负担起一份禄米的开销。日子一长，明朝各地的藩王府及其相关人口迅速膨胀，直接导致了对宗禄的需求急剧上升。在这其中，山西的宗室人口增长速度尤为显著，所以相应的禄米需求也攀升得最快，远超其他省份的藩王府。
在明朝的洪武和永乐时期，朱元璋的三位皇子——晋王朱棡、代王朱桂和沈王朱模，他们各自在今天的山西省地盘上设立了王府，形成了三个重要的藩王体系，这些体系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西的三颗明珠」。特别是朱棡，作为朱元璋的第三个儿子，他在洪武三年的四月，也就是1370年的时候，被正式册封为晋王。而在洪武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1378年，他正式入驻了太原府，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我们所说的太原市。
晋王和秦王等亲王因为受封较早，势力强大，他们的俸禄数额一直以来都相当可观。最初，他们的俸禄定为五万石粮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额发生了变动。先是被调整为一万石，接着又进一步缩减到了九千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亲王们所领取的俸禄，全都是实实在在的禄米，没有任何折扣或替代品。
朱元璋的第十二个儿子朱桂，在1392年被授予代王的称号，并在大同府（现今的大同市）建立了自己的王府。起初，他的俸禄是两千石粮食，但后来增长到了六千石，其中包括了一半的米和一半的钞票。而朱元璋的第二十一个儿子朱模，则在1391年被封为沈王。到了1408年，他前往潞州（之后改名为潞安府，即现在的长治市）上任。沈王最初的俸禄是三千石，但在永乐年间，这个数字翻了几倍，达到了一万石。其中，有六千石是实物粮食，而剩下的四千石则是折合成钞票来支付的。
随着宗室成员的增加，他们所享有的宗禄也随之增长，这无疑给宗藩所在地区的民众带来了更重的赋税负担。要知道，每个地区每年征收的赋税量通常都是设定好的，有一定的上限。然而，宗禄的快速增长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了地方财政的肩上，让其喘不过气来。这种由宗禄增长带来的地方财政困境，在山西地区尤为明显，且很早就显现了出来。比如，在弘治七年（也就是1494年），山西巡抚张敷华就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请求，他希望增加解池盐课的税收，用来填补宗室岁禄的不足。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宗室成员越来越多，而山西地区又连续几年遭遇灾荒，粮食收成不好，导致用来支付宗室禄米的粮食严重不足。
庆成王府的生育记录一直居高不下，堪称惊人。据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的奏报，那时庆成王已经有了九十四个子女，还有一百六十三位孙子，整个郡王家族的禄粮开支竟然高达十万石以上，真是让人咋舌。
随着粮食需求量的日益攀升，经济较为拮据的地区正面临着愈发严峻的挑战。其中，山西的塞上大同府（现今的山西大同市）成为了供需矛盾最为尖锐的焦点。代王家族的年俸均源自大同府周边州县的供应。然而，由于该地区的自然条件限制，代王府邸的成员们本就生活在经济困境之中。「毕竟代王府地处偏远贫困之地，宗室成员们难以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困苦程度，确实与其他王府有所不同。」
然而，代王府系人口增长依然相当惊人，如至弘治年间，代王府一系已生子五百七十余人，女三百余人，由此给当地军民带来负担非常沉重。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六月庚戌，给事中王盖所在奏言中称：「大同一城，郡王、将军、仪宾等有始居其半，其军民遂至无所容，粮储亦几于尽。宜择近便州县以处郡王、将军、仪宾及其亲属。不然，亦当增大同粮额并展其城池，请行巡抚、巡按等官勘处奏闻。」
这座城市中，竟然有一半的地方被皇族宗亲占据，使得当地的军民找不到栖身之所。就比如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九月，大同的巡抚杨志学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提到：「代王府的宗室成员数量众多，以至于大同府每年固定的税收收入都难以满足他们的俸禄需求，很多宗室成员都因此陷入了困境。」因此，他请求将大同府官库中储存的官店银以及山西布政司的盐税收入划拨出来，用于支付这些宗室的俸禄。到了弘治、正德年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大同地区征收的税赋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代王府所需的俸禄粮食，只能依赖其他财政收入来填补这个缺口。也就是说，代王府的俸禄粮食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地税收所规定的标准（通常被称为「岁派」或「岁额」），必须通过其他财政手段来进行调剂，这正是「宗禄困境」在初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到了弘治、正德时期，虽然「宗禄困境」只是局部现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嘉靖初年，这个困境已经蔓延到了全国范围。在那些有宗室成员分封的地方，大多数地区都陷入了难以全额支付宗室成员禄粮的困境，而且这个数字差距之大，令人咋舌。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不少朝廷中的官员都深感忧虑，他们的担忧之情溢于言表，无法掩饰。
这段文字详细描绘了「宗禄困境」带来的种种严峻挑战，用贴近生活的语言来说，就是皇室宗亲的俸禄问题引发了连串的危机。回想嘉靖八年（152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翰林大学士霍韬上书陈述道：「太祖皇帝初定江山时，分封亲属，赐予不同的俸禄，本意是让子孙后代都能安享太平盛世。然而，历经一百六十年的岁月，宗室成员日益增多，原有的俸禄制度已难以支撑。从将军到中尉，甚至更低级别的宗室成员，纷纷上书请求增加俸禄。······要知道，国家的土地税收并不能无限增长，而宗室的后代却像树枝一样越分越多，俸禄的供应自然就跟不上了。······以前，一个郡的税收足以供养一位亲王，如今却要养活成百上千的宗室成员，这怎能不导致俸禄短缺呢？······税收收入是有限的，但宗室成员需要的俸禄却是源源不断的，照这样下去，再过几十年，我们该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难题呢？」而在全国各省中，山西的俸禄供求矛盾尤为尖锐，因此，明朝的官员们在讨论「宗禄困境」时，经常以山西的宗室为例进行说明。
再以嘉靖八年六月癸酉日为例，霍韬等人热议全国藩府人口激增的现象时，特别以山西藩府作为典型来说明：「回溯洪武初年，山西仅有晋府一位王爷，每年俸禄不过一万石米。然而时至今日，加上郡王、镇国将军、奉国将军、各级将军及中尉等，人数已多达二千八百五十一位，年需禄米竟高达八十七万余石，这数字竟是初年的八十七倍之多。再查山西的土地状况，初时有四十一万顷良田，到弘治十五年时，已缩减至三十八万顷，少了三万顷。一边是禄米从一万石暴涨到八十七万石，另一边是土地从四十一万顷缩水到三十八万顷，这就是山西的现状。由此观之，全国的情况亦可推知一二。」
比如说，在嘉靖十三年（也就是1534年）的九月份，有位叫管怀理的户科都给事中和其他几位官员，他们联名上书提到：「最近，咱们那些皇亲国戚们纷纷跑到京城来，要求增加俸禄和粮食补助，这种行为显然是违反了规定，理应受到严厉批评。但咱们仔细看了他们的申诉材料，发现他们大多是因为生活困难，比如饥饿寒冷、婚丧嫁娶都办不起，实在是穷得没辙了。再一查全国的粮食收入情况，每年都不够分。就拿山西的晋、代、沈三个府来说吧，每年需要的俸禄和粮食加起来有九十五万六千多，但每年实际分到的只有八十四万二千多石，这一个省的情况就足以反映全国了。再这么下去，宗室成员越来越多，需要的俸禄和粮食也越来越多，他们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咱们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受苦受难，而不去想办法解决呢？」
嘉靖皇帝在位的第三十二个年头，也就是公元1553年的初冬时节，欧阳铎再次上书皇帝，深情而急切地反映了皇室宗亲数量激增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他提到：「想当年永乐年间，虽然增封了亲王、郡王、将军等四十一位男性成员，以及二十八位女性成员，总数达一百二十七人，看似不少，但那时朝廷已难以全额支付他们的俸禄，像是沈府，实际只得到了六千石的粮食作为俸禄。然而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男性宗亲竟多达九千八百二十八人，女性宗亲也有九千七百八十三人，总计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这数字比明朝初建时膨胀了一百五十倍之多。更令人忧虑的是，民间的税收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时有减少，这使得朝廷未来的财政状况堪忧，即便是现在，也已显得捉襟见肘。就拿山西和河南两省来说吧，山西一省留存下来的粮食和麦子总共才一百五十二万石，而皇室宗亲的俸禄需求却高达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一省留存的粮食虽然也有八十四万三千石，但同样无法满足宗室一百九十二万石的禄米需求。这两省的粮食，即便是在没有自然灾害、全部收成完好的情况下，也仅仅只能勉强支付宗室禄米的一半，更何况还要从中拨出官吏的薪俸、军士的粮饷，这怎能不让人感到为难和焦虑呢？」
嘉靖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62年的深秋时节，御史林润再次呈上了一份详尽的奏章，聚焦宗藩制度的困境，其内容核心观点与早年的欧阳铎奏折不谋而合，引用的数据也是大同小异。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今朝廷面临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宗藩之累。······国家每年运往京城的粮食有四百万石，而各王府的俸禄米粮竟高达八百五十三万石，几乎是京粮的两倍。举个例子，山西地方留存的粮食仅有一百五十二万石，但宗室俸禄却需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也是，留存米粮八十四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竟达一百九十二万石。即便这两省的全部粮食都用来支付，也仅能满足宗室禄米的一半不到。更何况，官员的薪俸、军队的粮饷还都指望着这些粮食呢！」这份奏章因其分析的全面与透彻，后来被诸如李春芳的【宗藩条例】、龙文彬的【明会要】等多部史书引用。不过，考虑到它比欧阳铎的奏疏晚了近十年，因此其中提到的数据，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应是以嘉靖三十二年为基准的。
明朝时期，皇族成员的俸禄和粮食主要依靠各地缴纳的税款来支撑。不过，这些税款的数量是固定的，有一定的上限，所以并不是无限的。随着时间推移，皇族人口不断增加，他们对俸禄和粮食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这个需求可能会超出当地百姓和地方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也就是税款的总额。这种时候，我们就会说遇到了「皇族供养难题」。当然，要确定是否真的遇到了这个难题，我们还需要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标准来进行判断。
在明朝时期，众多大臣针对「宗禄困境」这一问题，提出了多种评判依据，但其中一些并不完全精准，或难以直接对应现实情况。比如，霍韬试图通过比较宗室俸禄与土地数量的增减来阐述问题，这种联系虽然紧密，但直观性不足，让人难以一眼看穿其中的逻辑关系。另外，还有不少大臣在奏章中频繁提及，将每年从各地运往京城的庞大漕粮总量（也就是四百万石）与宗室俸禄的总额作对比，然而，这样的比较方式在说服力上显得有些薄弱，难以让人完全信服。
在明代众多官员的奏章中，欧阳铎的言辞切中要害，极具说服力。确实，各地方官府征收的税收数额，是评估皇室俸禄供给状况的关键指标，也直接关系到「宗禄难题」是否存在。明朝时期，全国及各省的税收都有着相对稳定的额度（参考表一）。整个明朝期间，山西省的税收收入并未见显著增长，反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滑趋势，真可谓是「只减不增」。
在地方税收的分配中，我们可以将其细化为起运、内拨以及实际留存等几个部分。真正落到地方官府手中，能够自由支配的，便是那经过层层筛选后剩余的实际留存部分。这部分资金，对于支付官吏俸禄、军队粮饷以及官员的禄米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根据欧阳铎和林润的奏章记录，山西地区每年实际留存下来的税额达到了惊人的152万石，这无疑是一个关乎地方财政稳定与运转的关键数字。
根据【万历会计录】第七卷所记载的数据，在明朝万历六年（即1578年），山西地区的夏季税收中，小麦的总量大约是591951石，但实际留存下来用于储备的仅有443610石左右。至于秋季的粮食税收，总数约为1722851石米，但实际保存下来的只有998484石米，两者合计留存了1442094石粮食。与嘉靖年间相比，这一留存数量减少了大约8万石。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山西地区皇室宗亲对禄粮的需求却在急剧增加。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明朝宗藩数量最为详尽的记录之一——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中引用的隆庆初年【玉牒】统计数据。这一对比鲜明地揭示了，尽管税收与留存粮食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但宗藩的禄粮需求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基于给出的宗藩成员数量和禄粮分配的常规标准，我们可以粗略估算出山西地区宗藩所需的禄粮总量高达4763620石，这几乎是山西地方税收留存（约152万石）的三倍以上（详见表二数据）。参考【万历会计录】第三十二卷所记录的各个王府「年度开支估算」，山西三大主要王府的册封成员总数约为7058人，他们每年所需的禄米（包括实物和折算部分）总计4637618石，这同样远远超过了当时地方税收留存（1442094石）的三倍之多。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从弘治初期到万历初年这段时间里，山西地区每年对禄粮的需求增长情况一直在波动。具体来说，从弘治八年到嘉靖八年的这三十四年间，禄粮的需求年均增长是3.6‰，比较平稳。但到了嘉靖八年到嘉靖十三年的短短五年里，这个增长率就猛增到了19.0‰。而最让人惊讶的是，从嘉靖十三年一直到嘉靖三十二年的这十九年，禄粮的需求增长率竟然达到了惊人的64.2%，增长速度之快，真是让人咋舌。
这段时间，山西的禄粮需求可谓是急剧攀升，仿佛坐上了火箭一般，迅速穿过了那个重要的门槛——152万石大关（具体可见表四）。咱们来算笔账，按照每年平均64.2%的增长速度往回推，从嘉靖十三年算起，嘿，不到八年光景，也就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那会儿，山西的禄粮需求就已经噌噌噌地超过了那个152万石的大关。更关键的是，当宗室成员们的禄粮需求和当地官府能留下的税收收入打成平手时，那就说明啊，山西这地界儿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宗禄危机」的泥潭，而且啊，这危机还到了难以自拔的地步。
大约在嘉靖二十年左右，山西地区普遍遭遇了难以摆脱的「宗禄危机」，这种困境逐渐显现并变得根深蒂固。事实上，问题的苗头可能还要更早，比如嘉靖初年时，霍韬的奏章就揭示了山西地区王府的禄粮拖欠问题已相当严重，累计金额高达1478852石，这数额惊人，几乎等同于山西地区一年税收中留存的全部二税了。
嘉靖朝末年，山西布政使王宗沐呈交了一份名为【山西灾荒实情疏】的报告，其中详述：「经臣核查，本省原定税粮总额高达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余石，其中，大同地区分摊约五十万石，宣府地区则承担一十七万石，而三关之地（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则需三十三万石。此外，各王府及宗室成员的禄粮开支高达八十五万石，且这还未包括额外征收的脚价及马草费用。宣府、大同及三关之地，百姓深知其重要性，即便生活困苦至极，也不敢稍有懈怠。然而，王府宗室的禄粮数额逐年增加，而实际解送的粮食却跟不上，即便所有应缴尽缴，仍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宗室成员连续多年未能按时领取禄粮，自三十九年夏季起的禄粮，至今尚未补发，去年因饥荒与疫病而逝去的宗室成员，已近二百之众。」若从原额中减去宣、大、三关每年所需之数，剩余的便是山西省实际留存的税粮，大约为一百三十万石左右。然而，在这之中，硬性拨给王府的禄粮仅八十五万石，与宗室成员实际应得的数额相比，差距已相当之大。
在嘉靖末年与万历初年之际，山西王府的禄米需求急剧攀升，远远超过了每年分配的额度，其数量之多，几乎相当于山西本省税粮储备的好几倍。这时候，这些巨额的禄米需求，在现实中已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显得颇为空洞无力。与此类似，放眼全国，自明朝初期起，以粮食为主的税收就陷入了停滞甚至减少的困境，这种趋势到了明朝后期，自然而然地引发了财政困难和物资供应的紧张局面。
在明朝嘉靖二年，也就是1523年那会儿，御史黎贯向朝廷进言，说起了税收的事儿。他提到，早年间咱们国家夏秋两季收的税，麦子有四百七十多万石，但现在少了九万；大米则是二千四百七十多万石，现在也少了二百五十多万石。可看看现在，皇亲国戚越来越多，官吏队伍庞大，宫里的太监也是人满为患，军队士兵还在不断扩招，这些开销全都要从税收里来。税收收入一天天减少，可支出的费用却是一天比一天多。所以啊，宗室俸禄的急剧增加，无疑给明朝后期的财政和物资供应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成了加剧危机的关键一环。
在明隆庆五年的六月丁未日，栗永禄、杨家相及张国彦等几位重臣联名上疏，其言甚切：「放眼天下，回想我大明开国之初，亲王、郡王及将军的数量不过区区四十九位；而今，据【皇室谱牒】所载，已有二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之多，每年所耗禄米高达八百七十余万石，这还不包括郡县之主及他们的配偶所需。与开国时相比，这已是翻了数百倍了。而国家每年从各地征收上来的赋税，勉强能凑齐四百万之数，用于京师各项开支已是捉襟见肘，更遑论宗室所需之禄米，几乎是其两倍之多。这意味着，即便将全国一年的税收全部用尽，也仅能满足宗室开支的一半而已。」在此全国财政困顿之际，山西的宗室更是难以指望从其他省份获得任何形式的援助或支持。
面对宗禄匮乏的困境，山西的各级官员们也曾想尽办法进行缓解，但终究如同用杯水去救车薪之火，收效甚微。由于盐政是山西地方官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因此，利用盐税收入来填补宗禄的缺口，便成了一种常见的变通方法。人们常说：「山西地小民穷，开支大税负重，官员的俸禄和粮食常常供不应求，多亏了盐税收入来补贴。」在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官府用盐税来抵充宗禄的例子。比如嘉靖十四年（1535年）三月庚寅，就曾有记载说：「因为山西的宗禄不足，朝廷下令将河东运司的盐引拿出来，招引商人购买，并动用相关部门的官银一同抵补，但这一做法并不作为常规制度。」
在明朝隆庆二年的六月甲申日，山西的乐昌王充熏上奏朝廷，表达了他的困境：「我们府上的俸禄和粮食欠款堆积如山，已经贫困到难以维持的地步。我恳请朝廷能从两淮地区那些未能及时售出的盐引中，拨出一些来救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户部的官员们经过一番商议后，提出了他们的建议：「国家的盐引主要是用来支援边疆的，这一点早已明确，并且多次重申过，宗亲藩王们不应再为此事上奏请求。不过，我们可以考虑从代州的盐库中借出一些储备的盐银来应急。」穆宗皇帝听后，便下旨批准拨给乐昌王府一万两白银。但不得不提的是，这些为了缓解困境而采取的调剂措施，其实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许多地方上的官员都对此表示了不满和反对。比如，到了万历四十七年的正月壬寅日，山西的巡按御史王远宜又在奏章中直言不讳地说：「将藩王的盐引改为银两支付，这种做法已经极为不妥，实在是不值得效仿的。」
实际上，在供需极度不平衡的表象之下，还潜藏着更为错综复杂的难题。大量资料确凿表明，王府中不乏那些既未获得正式命名，也未受到册封的宗室后裔。而请求赐名，往往是获取册封与俸禄的首要条件，未能成功请名的宗室后代自然无法领取到作为生活来源的禄米。比如，正德十一年（即1516年）三月癸卯，负责山西宗室事务调查的蒋贵等太监在上报中这样写道：「按照老规矩，宗室子弟到了十五岁就该安排婚事并受封，相关部门也会按时发放禄米。但近年来，许多到了婚配和受封年龄的宗室子弟，非得向郡王送礼才能办成事，而且官府也趁机索要好处，结果导致许多女孩过了三十岁，男孩过了二十岁还未成婚，怨恨与日俱增，严重有伤风化。这不仅仅发生在庆成王府，山西、河南等地的许多王府都存在类似问题。」
有些郡王竟然会故意刁难自己家族成员申请封号的事情，就像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八月辛酉那天，隰川王朱俊栢就因为阻止了自己家族里130多位子女的封号和名字申请，结果被削减了俸禄作为惩罚。这还不是头一遭，他之前就因为拖延这类事情被罚过了。再来看，就算这些申请封号和名字的文书能顺利送到朝廷，可因为人口激增，事情多得跟山一样，这些文书往往就积压在那里，迟迟得不到处理，自然也就没法及时给这些宗室后代封号和发俸禄了。不过，话说回来，要是这些没有正式封号和俸禄的宗室后代都能得到应有的待遇，那明朝各地的粮食和财政压力，可就得大到让人咋舌了。
在隆庆皇帝初登大宝之时，起鸣曾上疏陈述朝廷面临的两大挑战：一是边疆防务，二是宗亲藩镇的管理。相较之下，宗亲藩镇的问题更为棘手复杂。据最新的皇室族谱【玉牒】所载，包括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那些尚未赐名或未受封号的宗亲，还有庶民身份的族人，总数竟高达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位，这还不包括郡县主君及其配偶在内。与开国之初的分封数量相比，简直是增长了成千上万倍。每年为这些宗亲支付的禄米高达八百六十多万石，而国家的漕运收入仅四百万石，根本无法满足需求，甚至还要超出数倍之多。······朝廷对于宗室的管理，关键在于确保他们的名分、封号和婚礼都能按时无误地进行。然而，根据【玉牒】的记录，从将军级别以下，竟有八千八百多人尚未赐名，五千二百多人仍待册封，这个数字真是触目惊心。
何起鸣给出的数字挺有意思，他特地把那些还没有名字和封号的宗室成员数量也列了出来。这么一算，在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个宗室成员里头，竟然有一万四千多个都是还没名没分的，这数量都快赶上总数的一半了。这些还没名没分的宗室成员，现在可还领着不到禄粮呢。要是哪天他们都被正式封了号，开始领禄粮，那明朝的地方官府每年得支付的禄粮可就不止八百六十多万石那么简单了，得是个天文数字啊。
明朝的官府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但糟糕的情况似乎还在不断恶化，每一次新的宗室成员被册封，就意味着国家需要多承担一份禄米的开销，这样的负担逐年累积，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那么国家、百姓和宗室都会深受其害，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现在，国家方面正为如何满足这些庞大的开支而苦恼不已，同时还要担心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变故。而宗室成员们则因为禄粮的不足而生活困顿，他们的艰难处境实在令人同情。整个国家上下，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因为这个问题而陷入了困境。这并非没有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在赏赐方面缺乏节制，导致财政紧张，无法继续提供足够的支持；同时，对宗室成员的束缚又过于严厉，使得他们难以找到自谋生路的方法。
在山西这片土地上，从嘉靖朝初年起，直到嘉靖中期，大约就是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宗室的禄米需求突然间像潮水般上涨，远远超出了地方每年固定的宗禄拨款，甚至逼近并超过了支撑山西军事和政治运作所需的全部税收余额。不幸的是，这个时候，明朝的中央财政和周边省份都显得力不从心，无法提供足够的援助或调剂。于是，宗室聚集的地方政府，因为宗室人口的急剧膨胀，逐渐陷入了「禄米短缺」的困境，这个困境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几乎无法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