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的决定，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贺龙所领导的部队被转交给了彭德怀。而贺龙则承担起了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后方工作。临阵换将虽然是大忌，但党中央的决定也必须遵守。
贺龙主动承担了后方的重任，彭德怀也接管了贺龙的部队，但在此过程中却遭到了下属的怀疑，甚至有人对彭德怀摆出不满的表情。那么，彭德怀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呢？廖汉生是如何成为彭总器重的呢？
贺龙被调往后方，离开了前线。
1947
年春季，国民党集中大批军力，分别从东部和西部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
蒋介石下令胡宗南集团的
20
个旅以及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的
12
个旅，玉林邓宝珊集团的
2
个旅，总计
34
个旅
25
万人，分别从三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点进攻。在陕北方面也是如此。
胡宗南口出狂言，声称要摧毁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中枢，并且扬言要活捉毛泽东。
在延安，我军只有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的教导旅等
4
个旅，总共仅有
2.8
万人，与国民党军的实力相差悬殊。
陕北部队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通常由贺龙指挥，但
1945
年他被调往晋绥前线，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一职。
彭德怀副主席在紧急情况下主动向毛主席请战，提出贺龙离开延安，他是否能够代替指挥他的部队。
在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后，彭德怀立即与贺龙通了电话，商量起来。
这几支部队实际上是由贺龙亲自培养成长起来的，逐渐发展壮大，它们源自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
120
师。
这支部队一直以来都由贺龙代表，他已经领导这支部队二十年左右，时间长，感情深。尽管如此，贺龙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只要党内有需要，他必定会全力以赴。
因此，他对自己的老部下耐心地指出：
「
军队是党的军队，而非个人的。别人也能领导我带领的军队。军队必须听从党的指挥。
」
1946
年
11
月，贺龙就已经将晋绥军区的野战部队组织成了
3
个纵队，中央军委下令其中一个纵队西渡黄河。
贺龙毫不犹豫地亲自前往
1
纵队的驻地，号召部队服从命令。
1947
年
3
月
10
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求晋绥
2
纵队前往陕甘宁边区，接受彭德怀的指挥。随后，于
3
月
16
日，中央军委将陕北的部队组建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彭德怀负责领导。
7
月时，贺龙因病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以便听取新的调令。毛主席一见到他就立即从窑洞中走出来问候，并且和贺龙讨论了此次会议讨论如何组织战略进攻的问题。
毛主席直接表明，陕北战场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因此中央希望由贺老总领导甘宁和晋绥两地的后勤保障工作，以便彭德怀可以全力投入战斗。贺龙当即表示愿意服从中央的安排。
7
月
21
日的会议上，他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讨论会，专门研究如何应对蒋介石对我们的进攻。最终，会议决定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边区的部队和后方工作，全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贺龙和其他领导在小河会议后，按照中央要求部署了后方工作，并制定了统一的两个边区的工作措施。
贺龙在刚刚安顿下来的河东收到了毛主席的命令，要求迅速筹措
7000
至一万石粮食，以确保作战计划的顺利完成。
中央军委于
8
月
27
日紧急发出电报，要求确保粮食供应。当时，西北解放战区等机关总共有
8
万人，他们需要
1.6
万多石的粮食。
然而，陕甘宁、晋绥两区的总人口只有
400
多万，大片土地荒芜。要在短时间内筹集如此巨量的粮食，简直是难上加难。
贺龙却不慌不忙，他从邻近的解放区调集了
10
万石粮食，并设法指导各级人民政府动员和组织巨大的运粮队伍。
贺龙不仅需要考虑部队的粮食、饮食、物资和装备，还必须关注武器弹药的供应。在西北战场上进行大规模作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求量巨大，除了依靠敌人的补给之外，也需要依赖贺龙提供支援。
当时，晋绥地区的军工规模不大，设备也相对简陋，缺乏技术人员；而陕甘宁边区的军工早已停产。因此，贺龙决定将两地的军工合并，集中人力和物力以扩大生产规模。彭德怀也对此表示了支持。
在贺龙的统一筹备下，军工厂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
1948
年，晋绥军工已经拥有了
14
座工厂，生产了大量武器装备，全力支持了西北解放战争。
在兵员增加方面，贺龙着重加强了联防军区地方兵团的建设，毛主席也对他的做法给予了称赞。到了
1948
年底，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已扩编为
7
个纵队和
2
个旅。
1949
年
6
月，西北野战军已经发展成了三三制编制的
2
个兵团、
6
个军、
18
个师
22
万人的大军，比起之前的
3
个纵队有了极大的扩充。最终，以极大的优势获得了西北解放战争的胜利。
多年以后，毛主席提到这场战争时，也深有感慨地说：
「
仅凭那些人，就能取得如此成果、创造如此局面，实在不容易！
」
毛主席所说的不容易，原因不仅在于我方装备武器不如对方，其他条件也都是贺龙拼尽全力才创造出来的。
因此，每当毛主席谈起贺龙时，总是对他赞不绝口，称道：
「
贺老总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守卫边区后方的
‘
萧何
’」
。
他不仅在后方筹措，还一直牵挂着他的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彭德怀接管了部队，与贺龙的手下发生了冲突。
然而，彭总这位威风凛凛的人物遇见贺龙手下的贺炳炎和廖汉生时，也经历了一件罕见的事情。
1947
年
8
月上旬，西野第一次攻打榆林，为了避免腹背受敌，
1
纵队只能回撤。当时廖汉生的心情也非常不好。这个时候，彭德怀打电话过来，直接就开始痛骂：
「1
纵是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你们把贺龙的脸都丢尽了！
」
廖汉生一直因为撤退而感到不满，当听到彭德怀这样指责他时，他的情绪失控了。于是在电话中，他决意要挽回自己的面子，让彭德怀亲眼看看贺龙部队的真正实力。
廖汉生放下电话后，带领警卫连进入榆林城内，在选定的有利地形展开部队动员，决心要坚持挡住追兵一两个小时。
得知这一情况，贺炳炎立即率领部队增援，并成功击退了追捕的敌人。
在廖汉生和贺炳炎的全力协助下，他们分别发动了黄龙战役和延清战役。到了
10
月
6
日，
1
纵队只剩下了耙子山主阵地。此时，胡宗南立即下令
5
个旅部前来支援，耙子山成为夺取清涧最大障碍。
贺炳炎和廖汉生策划的多次进攻耙子山的行动，在
9
日晚上都未能取得成功。
贺炳炎率领前线部队一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战士们伤亡惨重。就在陷入绝境之际，他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
众所周知，彭德怀脾气颇大，常常会得罪人。因此，当贺炳炎一接电话就听到彭德怀在电话里大声吼道：
「
为什么耙子山还没有被攻占？我命令你立即夺取它。
」
贺炳炎的脾气也很暴躁，听到彭德怀这样说话时，他的语气也充满了愤怒和不满，在电话里大声吼道：
「
部队伤亡惨重，面临困难！
」
说完后便挂断了电话。
贺炳炎视彭德怀为自己的上级，这一点毫无疑问。
贺炳炎和廖汉生心知肚明，未能攻占耙子山将令彭德怀对他们瞧不起。因此，他们决定率领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一任务。直至第十天上午，他们终于攻克了目标地点，然而也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在全军的配合下，主力部队终于于
10
日下午进入清涧城内，成功歼灭敌军
8000
余人，并俘获了敌师长廖昂。与此同时，我军还相继收复了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瓦窑堡等五个城镇。
事实上，彭德怀并没有在意贺龙部下摔他电话的事情。战争结束后，他与旅长们一起查看敌军的防御工事时，感慨地赞美他们：
「
这样坚固的工事，以及我们这样的装备，如果不是革命的军队，任何队伍都无法攻陷。
」
贺炳炎听到彭德怀如此赞扬自己，感到有些难为情，便主动走到彭德怀面前，承认错误：
「
彭总，摔电话是我的过失，我打算向总部写检讨书。
」
彭德怀笑着摇了摇头，连连摆手：
「
不必了，不必了！
」
尽管彭德怀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但他从不在乎琐事，从不和部下计较生气。
当贺炳炎摔掉彭德怀的电话一事在军中开始传开时，贺龙得知后深感担忧，担心自己的部下不听话给彭德怀惹上麻烦。他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他来承担责任，因此主动找到彭德怀，希望解决这些纠纷。
然而，新问题又接踵而至，在西野前委扩大会议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当
1
纵队和
6
纵队试图夹击屯子镇外围的敌人时，由于走错路线而耽误了时间，彭德怀指责他们缺乏危机意识。
廖汉生心里并不痛快，因为实际上这件事是由于彭德怀越级指挥造成的。他没有想到彭德怀会把错误归咎于他们，所以在彭德怀一说完，廖汉生便立即站起来解释。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彭德怀的错误，即他绕过了两级指挥，直接向团部下达了口头命令，并且事后也未通知他们。
他认为彭德怀是不信任他们的，否则不会越级指挥。说到这里，廖汉生更加愤怒，说出了大逆不道的话，甩着脸色直接表示不满。
如果你对我们纵队的领导没有信心，那干脆以后就把我们和旅部都取消了吧！你直接去指挥团好了！我不愿意再干了！
贺炳炎的情绪也被廖汉生的发泄所激起，自从他们接受彭德怀的指挥以来，部队频频出错，领导对战场情况缺乏理解，却对他们大加责骂，这让两人既委屈又气愤。
贺炳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成为了他们宣泄的途径，于是他破罐子破摔地说：
「
对也骂，错也骂，就你一个人最正确！我也不干了！
」
彭德怀感到十分尴尬，因为两人同时向他示意不满。幸运的是，他们的前辈贺龙及时出面制止了这种行为。
在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小会，对他们的反抗领导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严肃地教育他们说：
「
要反省跟彭总对立的行为。彭总的话就是命令，必须坚决执行，无论理由如何，无论面临多大困难，都必须坚决执行，没有商量的余地！
」
在贺龙严厉的批评下，两人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作为彭德怀手下的战士，他们应该服从命令，而他们却因为获得了一点小功劳就骄傲自满，这是不可接受的。
他们主动找到彭德怀，表达了认错和检讨的意愿。然而，彭德怀像上次一样笑了笑，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免了免了。反而还赞扬他们直爽的性格，表示自己也是喜欢有意见就当面指出来的人，这样会让大家感到舒适。
除此之外，彭德怀还向他们道歉，并表示在批评别人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还承诺今后改进并加强沟通。尽管他们和彭德怀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正是这次小小的摩擦让他们认识到，彭德怀是一位
「
有德可怀
」
的人。
他们与彭德怀的关系在经历了一次矛盾之后，逐渐变得融洽起来，甚至最终发展成为了彭德怀的爱将。那么，究竟是如何促成了他们之间这样良好的关系呢？
与彭德怀情同手足
自从他们上次闹矛盾之后，彭德怀对战士们的情况也十分关心。有一次，大雪纷飞，他在山上露宿，准备进行最后的攻击。
彭德怀向廖汉生下达攻击命令之后，表达了关切：
「
雪下得如此大，会不会对部队的行动造成影响呢？请确保通知所有人多活动，以免受冻伤。
」
廖汉生感到彭总的关心让他心里充满了温暖，他也坚定地向彭总保证，让他放心，我们的战士是无怨无悔的。
彭德怀在一纵队取得重大胜利后，立即发来贺电，激励他们继续努力。
他们默契配合，成功地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在持续了十天的荔北战役中，我军以势不可挡的优势对敌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共歼敌
2.5
万人，一纵部队使敌人死伤俘获
6500
多人。
彭德怀立即发布了一纵队通令，对他们表示嘉奖，并将其视为全军学习的楷模。
廖汉生在回忆录中提到了彭总的嘉奖，这让他备受鼓舞。他写道：我们再次感受到彭总的谦虚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高尚品格，他为我们树立了军事民主的典范。
自那时起，廖汉生对彭德怀产生了真挚的尊敬和敬佩之情，并且全力支持彭德怀的工作。
1949
年
2
月
1
日，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军长是贺炳炎，政治委员是廖汉生。
1949
年
3
月，彭德怀接到命令前往太原指挥攻打行动，随后返回西北。
6
月，彭德怀在礼泉县召开会议，宣布一野计划成立两个兵团，每个兵团下设三个军，并随即展开讨论如何组建干部和配置装备的问题。
当彭德怀要求大家提出建议时，却没有人发言。就在这时，廖汉生挺身而出，表示一、二、七军组成一兵团，兵团的司令兼政委是王震；三、四、六军组成第二兵团，其司令是许光达，政委是王世泰。
彭德怀疑惑地询问：
「
你在忙什么呢？
」
廖汉生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还是留在原来的部队。实际上，最初彭德怀打算让廖汉生担任两个军团的政治委员，但当他主动放弃晋升机会时，彭德怀也由衷地认为廖汉生确实是一个着眼大局的人。
自那时起，他们的合作变得更加默契。解放青海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
1952
年因病返回北京。在那里，他重逢了久违的老首长。两人长时间未见，谈起了这些年的变化，彭德怀也告诉他，中央已决定将廖汉生调到西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1954
年
9
月，彭德怀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个月后，廖汉生再次会见了彭德怀，老首长悄悄告诉他：
「
你是国防部副部长的候选人之一。
」
果然在
11
月份，周恩来任命了几位将军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也名列其中。
然而，在
1955
年的官衔任命中，国防部的副部长们中只有廖汉生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7
年，刚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的廖汉生接替刘伯承元帅成为了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
廖汉生原本觉得作为一个中将，怎么能接受元帅的职位呢？彭德怀得知后，耐心地对他进行开导，并向他解释了中央军委这样任命的用意，即是为了锻炼他。面对老首长的安排，廖汉生只能顺从，于是，刚刚毕业的他就成为了院长。
廖汉生的升迁与彭德怀的赏识密不可分，当时有
7
位国防副部长，其中
4
位是大将，
2
位是上将，唯独廖汉生为中将，这表明了彭德怀对廖汉生的器重和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