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的崛起之路
1927年8月，毛主席在武汉辞别了瞿秋白。当时瞿秋白极力邀请毛主席随中央机关一起迁到上海工作，毛主席却拒绝了他：「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此后，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南，改组了湖南省委，并领导了秋收起义。此后，他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奋战数年，创建了苏区根据地。
毛主席不在中央工作的这些年里，中央人事变动频繁，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人他不认识，再加上当时条件恶劣，双方交流较少，对彼此的情况都不是很熟悉。
1928年6月，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会议上，代表们认真观看并学习了苏共在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代表们陆续返回中国，开始强调：今后的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道路。
不久后，中央派了刘安恭前往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并传达中央的最新精神。
毛主席对刘安恭的那一套说辞不以为然，以他多年的经验来看，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他和朱德一起给中央写信，据理力争，对刘安恭进行了斗争。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总理在接到毛主席和朱老总的信后，便将陈毅派到了红四军，接替刘安恭的工作。
1930年6月11日，当时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李立三推出了「立三路线」，他起草了著名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该决议决定应该以武汉为中心，发起全国性的暴动，并集中红军对中心城市发起进攻，最终「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李立三的这些主张，和毛主席在农村实行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完全对立，因此在红四军中难以贯彻。李立三为此曾在会议上点名批评毛主席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的毛泽东同志……」
不久后，毛主席和朱老总接到了中央要他们再去攻打长沙，尽管他们对此命令非常疑惑，但在前委大多数同志都同意的情况下，毛主席也只好执行命令了。结果就是经过16天的苦战，不但长沙没有攻破，红军还陷入到了腹背受敌的情况。在这种局面下，毛主席果断作出了停止进攻的决定。
不久后，六届三中全会召开，瞿秋白和周总理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所犯的严重错误，李立三被要求离开中央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查。
王明在李立三主政期间，曾和博古等人一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过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李立三为此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一职，将他下放到了江苏当宣传部干事。
得知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王明自然满心拥护。然而，不久后他又从夏曦那里得知，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结果并不满意，因此他便开始公开给中央写信，批评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实际上还是在继续着立三路线，他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要求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并撤换三中全会上诞生的中央领导。
王明之所以有如此底气，一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有共产国际撑腰，二是因为这年年底，他的老师、共产国际执委兼东方部部长米夫来到了中国。
晚年王明
在米夫的策划下，六届四中全会于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在这次全会上取消了从前的所有处分，并攫取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2月，他又升为政治局常委。当时的向忠发虽然在名义上是总书记，但中央领导的权力实际上已经从李立三转移到了王明那里。
自此之后，一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派，或者叫「共产国际派」逐渐形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地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损失。
赣南会议：王明和毛主席的第一次交锋
毛主席和王明在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创建根据地等诸多方面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分歧。
1931年9月1日，王明发出一份长达1.2万字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这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在上海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不久后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临行前，他推举博古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还不忘再次向苏区中央局发去电报，批评苏区犯了「严重的错误」。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旧址
根据王明和博古的指示，中央代表团随即在瑞金叶坪召开大会，对毛主席的「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和「游击战争」等方针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并撤销了毛主席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这便是著名的赣南会议。
赣南会议的结果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观点，这是苏区命运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
王明到达苏联后，又在莫斯科以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要求成立中革军委，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等职务和组织。这样，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自然也被取消了，但作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缔造者，他还是可以参加军队内的一些主要活动。
好在苏区根据地是毛主席等人一手创建起来的，在苏区，主席的声望依旧不容忽视。不久后，失去代理书记职务的毛主席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改做起了政府工作。毛主席被称为「毛主席」也正是从这一时候开始的。
宁都会议：毛主席失去了军事职权
1932年6月，蒋介石在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获得了短暂的安宁，他于是开始着手准备对中央苏区的又一次围剿。
在这种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周总理给苏区中央局写信，希望恢复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的建议被采纳。
在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指挥下，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宜黄、安乐战役，重挫了国军进攻的势头。在战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又立即下令，要红军乘胜追击，夺取南城，然而大军到达城下时发现，蒋介石已经调集了3个师做好了准备。
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朱老总在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改变原先部署，撤退到东韶一带休整，重新寻找作战时机。
这本是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机断处事，但后方的临时中央的苏区中央局却非常不理解，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逼南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王稼祥等在回电解释，继续反对北进方针，坚持原地休整。
矛盾于是变得公开化了。苏区中央局转而决定停止红军行动，并在宁都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解决毛主席等人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坚持自己观点，认为红军不应该在不利条件下离开苏区，主动迎战强敌。中央局的一些成员则批评毛主席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对夺取中心城市消极怠工，并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指责为「守株待兔」。
毛主席的据理力争，在他们看来，成了「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
宁都会议旧址
第一次会议时，周总理因为在前线并未参加，但朱老总和王稼祥都给予了毛主席很大的支持。
王稼祥说：
「我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的，对中央的指示，我一直服从和执行。但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以及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我和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的时间也不长。倒是和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老乡……
我们要看谁的主张对革命更有利。」
王稼祥最后强调：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他的发言让大会陷入了僵持，双方观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此时周总理从前线赶了回来，由于他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主持会议的责任自然交给了他。
作为会议主持人，周总理在会上试图缓和双方的争议，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且替毛主席作了很多解释，但最终，支持临时中央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
周总理于是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今后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指挥战争，周恩来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二，由周恩来负责指挥战争，毛泽东同志协助。
但是毛主席认为，既然他已经不能得到信任，工作自然无法开展，他选择主动退出。
最后，会议的结果形成了一条通令：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
就这样，毛主席离开了军队，失去了军队的指挥权。
毛主席为何终生不回瑞金？
会后，毛主席准备赴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向毛主席告别，并希望毛毛主席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回答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毛主席离开宁都时，周总理骑马为毛主席送行了一段路。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
而此后有一点时间，周总理也一直自称是「代理政委」，认为毛主席迟早会恢复职务的。他有时候也会把一些文件送到主席那里，请他「如有便请阅」。
宁都会议后，苏区中央局的一些成员对周总理在宁都会议上的态度很不满意。他们曾联名致电临时中央，批评周总理「没有大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危险」，在结论中没有给毛主席的「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周总理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周总理对此难免又是一番解释。
毛主席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4个月后，便回到了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但此时临时中央已经抵达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完全听从王明的指挥，来到中央苏区没多久，他们就开展了「反罗明路线」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贺子珍、贺怡、贺敏学等人都遭了牵连，毛主席的处境越来越孤立。
毛主席只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了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那里荒凉冷清，只有一个已经还俗的姓赵的和尚在面前种菜。毛主席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在此期间，毛主席的老部下林彪、聂荣臻、杨至成都来看望过他。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期间毛主席曾找到博古、李德，建议红军向湖南中部运动，以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寻机歼灭之，但他的建议并未并采纳。
可以说，瑞金是毛主席的「伤心地」。民间曾有说法，由于毛主席在瑞金有很多不愉快的记忆，所以从长征离开瑞金到病逝，他一次都没有回过瑞金。而且，毛主席一生诗词无数，写过井冈山、黄洋界、吉安、上杭、大柏地、广昌、龙岗、娄山关等很多地方，但没有一首是关于瑞金的，这给瑞金人民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凌步机认为，这些说法虽然多半是大家的猜测，但不能说瑞金的不愉快在毛主席心里没有一点影响。然而，凌步机教授也指出：1959年庐山会议前，毛主席确实有过来瑞金旧地重游的打算，当时赣州也为主席准备好了住所，但由于庐山会议开得并不顺利，瑞金之行也就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