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君权得到空前提升，这是由于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直接掌控了全国权力。这一举措也解决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外戚干政、武将跋扈、宦官拥废和相权矛盾等问题。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之初就设计了文官占据要职的制度，以防范宗室和武将叛乱。然而，这导致了明朝文官势力在成立不久后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甚至让皇帝沦为了象征，君权开始严重衰落。
事实上，尽管内阁权力空前强大，明朝的君权在这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就迅速衰败，这无疑显示出朱元璋的顶层设计存在问题。
朱元璋在废除了丞相之位后，虽然大权独揽，但由于政务繁多，他设立四辅官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这四辅官没有议政权和行政权，只是负责起草诏书御令，尽管他们也可以提出建议，但是否被采纳则是另一回事。
朱棣靖难成功后，虽然有机会改革朱元璋的设计，但他为了名正言顺，没有改变这些制度，反而放纵文官做大。到了永乐晚期，内阁已经坐大，甚至敢于反对朱棣的北伐和废除大诰。
面对这种情况，朱棣虽然感到无奈，但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只能选择逮捕一些人，而不敢公开处决他们。
扶持太监读书，设立西厂，其本质仍然是为了加强皇权。相较于明朝后期的内阁，甚至包括之前的中书省，当时的内阁地位都相对较低。
在此之前，中书省的存在使皇帝可以将六部的奏本先交给中书省处理，然后再由皇帝处理，这样可以节省皇帝的精力。
到了明英宗时期，由于皇帝年幼，三杨辅政，六部的决策几乎都是由六部自己议定，被称为「六部议政」。重大案件的判决由六部尚书、都察御史、六科给事中共同商议，而官员的任免升迁则由吏部和兵部分别负责。
内阁最后的审批是司礼监的批红，皇帝诏令敕谕的颁布需要六科给事中审核签署，不同意可以封驳。
三杨辅政的操作让皇帝的工作更多地变成了象征性的形式，实际权力已经超越了明朝之前的朝代。很多人认为明朝打压武将，让武将无法出人头地，但实际上明朝并非一开始就如此。
明初，武将的地位明显高于文官，他们可以依靠战功为子孙谋取承袭，并且可以推荐文官和弹劾不称职的都御史。然而，明初没有对武将进行具体和严格的考核，导致武将集团经常出现腐败和渎职现象，甚至还有欺压士卒导致卫所军户逃亡的情况。
明宪宗看到武将们的渎职现象越来越严重，开始在军队中推行军政考选制度。这虽然是文官压制武将的开始，但对于皇帝来说，失去兵权是最可怕的事情。
在明代宗时期，于谦为首的兵部进一步推行了文臣统军的政策，并得到了内阁的支持。
明朝五军都督府本握有地盘上的人事权，但于谦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对新组建的十团营武将进行任命，导致五军都督府权力削弱，上直卫大多归兵部管理，皇帝的直属兵力也被夺。
自此以后，皇帝不得不依赖文官管理军队，巡抚也用这种方式将边军的人事权转移到兵部。这意味着武将再无出头之日，皇帝也失去了兵权。
到明孝宗时期，文臣刘大夏等人改革五军都督府，但废除五军都督府后，兵部因事务繁忙而无法议定军事策略，地方防御开始破败，也让兵部在紧急情况下毫无准备。
万历即位时无法亲自执政，张居正利用内阁趁机改革，将六部和地方的奏章分成两份，改变原先的交送顺序，使得转交给皇帝的奏章已经是内阁审查后的，内阁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六部。
张居正并未将摄政当作儿戏，而是坚定推行考成法。明朝时期的内阁已与初中的中书省地位相当，除了国家大事需皇帝诏令，其余行政命令皆由内阁直接发布，无需司礼监盖章。
张居正实际上恢复了明初被废除的相权制度。皇帝的诏书如果无内阁起草和盖章，大臣们将不认可，认为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也无妨，因为只要有内阁在，国家大小事务均可由内阁处理。
官员任命也是由内阁选出几人，让皇帝自己选择。这使万历感到愤怒，他不喜欢内阁推荐的人选，而内阁又不同意他选择的人选，互相扯皮，导致万历后期高层官员严重短缺。
万历三十载不问朝政，内阁与崇祯意见不合时，文官抗争愈发激烈。崇祯只能换上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内阁首辅和官员，这也是其执政期间内阁首辅更替频繁的原因。
在内阁权力强化后，皇帝的军权和财权被削弱，甚至不得不依靠宦官来夺回权力。然而，文官的笔杆子和民众对宦官的仇恨，使得大部分宦官只能短暂地掌握权力，试图从文官手中获取权力的皇帝也会遭遇不幸。
这些都表明，明朝的文官势力是历朝历代最为强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