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14-16世纪藏文史籍之王统历史书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罗宏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藏关系史。
摘要： 王统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P.T.1286和P.T.1287号吐蕃敦煌写卷。后弘期早期成书的一些藏文史籍中屡屡出现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零散叙述。从十四世纪中叶【红史】作者广采汉、蒙古等地的文献资料，开创性地将汉、西夏、蒙古、吐蕃等不同区域或族群的王统历史纳入书写范畴，并且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编纂体例。这一书写传统被后世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等诸多藏文史籍继承和发扬，影响深远。
十四至十六世纪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的历史书写体现出藏族史家们对于元代以来汉、藏、蒙古、西夏等各地、各族群的整体性关照，透露出浓厚的多民族史观。这一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深刻反映出元代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建立之后，藏族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藏族史家们在思想观念层面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和民族关系的问题。通过对元朝统治合法性的相关论述，史家们事实上建构起了一种汉、藏、蒙古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使得元朝治下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这一点对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关键词： 藏文史籍；【红史】；王统史；民族史观；共同体意识
十四世纪以来，藏族史学的发展在前代的基础上不断继承和创新。王统史的书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时期的藏文史籍中开始大量出现有关各地王统的历史叙事。蔡巴·贡噶多吉所著的【红史】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开创了藏文史籍中多民族、多地区王统历史的书写和编纂传统。其文本体例、内容及撰述思想对后世【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史书的写作影响深远。这一时期王统历史的编纂，有其独特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反映出藏族史学思想的深刻变化，对元代以后藏族史学的发展和中国民族关系的阐述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红史】等史书不乏专门的研究，对藏族史籍中王统历史的内容多以考辨为主，缺乏从史学史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王统史整体的写作、撰述思想进行系统的讨论。本文通过对藏文史籍中有关青藏高原及周边王统及相关历史的叙事进行系统的梳理，从藏族史学发展的角度讨论14-16世纪形成的王统叙事传统，探究藏族史家们写作的思想和目的，呈现这一叙事传统之于历史及当下的意义。
一、后弘期早期藏文史籍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的叙述
藏文史籍对周边地区的历史叙述在后弘期早期的文献中已有所体现。在11-12世纪的一些假托吐蕃时期成书的伏藏文献或藏文手抄本中，时常出现关于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名称和地域的描述，比较有代表的如【柱间史】【韦协】等。【柱间史】相传为阿底峡大师于1049年取自拉萨大昭寺立柱之下。该书记述的主要内容为松赞干布在位时期的相关事迹。书中多称吐蕃为「雪域之地」，对吐蕃由聂赤赞普至松赞干布的王统世系做了记载。在论及吐蕃迎娶赤尊和文成二位公主，及佛教的传播情况时，该书多次提及天竺、汉地、尼泊尔等地域名称。
不仅如此，在叙述吐蕃婚使在长安晋见唐朝皇帝的情形时，书中还列举了来自天竺、大食、霍尔、冲木格萨尔等与吐蕃竞争的各路请婚使团，并以唐皇上、皇后、皇太子、公主的名义将这些地方的特点一一道出，称天竺佛法昌盛，大食「遍地都是奇珍异宝」，霍尔兵强国盛，冲木格萨尔王威武英俊、文武兼备。后世学者多把这一故事情节与P.T.958号敦煌藏文写本、【五部遗教】【汉藏史集】等资料中的相关记载做对比，将这种地域上以吐蕃为中心的四方国王的论述称之为「四天子理论」。
【韦协】一书原始写本大概成书于8世纪末，系统记述了佛教传入藏地的早期历史。从10世纪到14世纪开始，不断有人对其母本进行改写。目前已知的比较早的写本是巴桑旺堆先生译注的11世纪手抄本。该书在提及吞米·桑布热赴天竺之事，迎娶赤尊公主、文成公主，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时，同样也涉及天竺、尼泊尔、汉地的相关情况。
稍晚，13世纪成书的一些藏文文献对青藏高原周边地域也有零星的叙述。如八思巴【彰所知论】卷上【情世界品】中就曾提及天竺、迦湿弥罗、勒国、龟兹、捏巴辣、震旦、大理、西夏等地方的名称，并且对吐蕃、蒙古的王统做了简要的罗列。札巴•孟兰洛卓的【奈巴教法史】第一品中则详细列出了自聂赤赞普至朗达玛的王统。在涉及吐蕃佛教弘传的相关情况时，亦提及天竺、汉土、吐火罗、于阗、霍尔等地方。
综观早期藏文史籍对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域的历史叙述，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这类记载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以吐蕃为中心的倾向。自6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来，藏文文献的关注点一直放在对青藏高原本土的论述上。后弘期早期文献关于周边地域的记载是以吐蕃为中心记述在地域上的一种延伸。第二，这一时期的资料对吐蕃王统的记述较多。这种记述当是吐蕃时期以来赞普世系书写传统的一种继承。敦煌出土的吐蕃藏文写卷中即有专门的【赞普传记】，其体例类似汉地的纪传体史书。
另外，除【彰所知论】简要罗列蒙古王统世系，其余史书对周边地区的记载基本与王统无涉。第三，史籍虽多提及青藏高原毗邻地方的名称，但篇幅并不多，且其中多荒诞式的记述，存在大量失实的成分，如吐蕃请婚使在长安斗智斗勇的各种情节。这些内容很大程度上是藏人对于周边地域的一种想象。第四，从史学发展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对周边地域的记载十分零散，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论述体系。
这些现象的产生，一方面与6世纪以来青藏高原政治和宗教发展的历史状况，及其对外的互动和联系是相适应的，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藏地史学尚处于探索和发展阶段，其对于各地区的记述在体例和编纂上虽不成熟，但有吐蕃和蒙古王统作为参照，已经为后世周边王统历史的书写萌生出了某种可能。
二、【红史】及后世藏文史籍王统历史的编纂
【红史】始撰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作者为元末蔡巴万户长，噶举派僧人，藏族著名史学家贡噶多吉。该书有别于以往单纯的王统史和教法史著作，是一部结合了二者的综合性史书，记载了自世界形成以来至14世纪的历史，内容涉及印度、汉地、西夏、蒙古、吐蕃的王统，以及萨迦、噶当、噶举各派的传承。学界对此书颇为重视。周润年先生从所涉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内容、史料来源、修史范式等方面对该书的整体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从藏族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红史】在史学体例和编纂上已经非常成熟，远远超越前代，其最突出的一大贡献当推对青藏高原周边各地王统历史书写传统的开创。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文本体例而言，【红史】在开篇按照佛教宇宙观讲述完世界的形成与教法最初的缘起和传承之后，在其后的第三至九章，即分章节对印度、汉地、西夏、蒙古、吐蕃等地的王统世系及相关历史展开专门的论述。所举各王统史内容各自独立成篇、条理清晰、逻辑分明，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史学编纂体例。
第二，以地域而论，【红史】王统史部分所涉地区和人群十分广泛，且记述的内容又有侧重。与此前成书的藏文文献详述吐蕃王统，而甚少涉及其它地方的做法对比，【红史】系统梳理了印度、汉地、西夏、蒙古、吐蕃地方的王统，地域范围广阔。【红史】此举无疑具有极大的开创性，同时也反映出作者贡噶多吉对于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整体性关照。该书在结构布局方面将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王统置于前，吐蕃置于后；内容篇幅上，以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东嘎·洛桑赤列先生藏文校注本为例，有关汉地的章节占据了13页多，其次为吐蕃王统，约8页。蒙古、西夏的内容则各占2到3页不等。可以看出，贡噶多吉笔下的王统叙述，汉地所费笔墨最多。吐蕃虽仍占很大的比重，但已不再是论述的重心。
第三，从内容来看，【红史】在对各地王统谱系和相关史实的梳理过程中，特别注重西藏与内地关系的记述。作者在论述完汉地自周至唐的历史之后，即以专门的章节讲述藏译汉文史料中唐蕃关系史方面的内容，对唐蕃之间和亲、交战、会盟等史实都进行了记载。此外，作者在书中对汉地佛教、历算、医药等文化因素传入吐蕃，南宋末代皇帝赵昺被送往萨迦寺出家等内地与西藏之间互动交往的历史也有许多展现。
第四，【红史】的写作广泛参阅了当时的汉文和蒙古文献的藏文译本，所记史实真实性较高。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元代大量汉文、蒙古文史籍的内容被译为藏文。贡噶多吉在论述汉地王统时，两次提及采用了「赞巴拉多室利衮阅读汉文古籍后在拉萨大昭寺写成」的文书。其对唐蕃历史的记述则直接参考了当时藏译唐书【吐蕃传】的内容，记载蒙古王统时对元代宫廷史籍【脱卜赤颜】（即【蒙古秘史】）等资料做了一定的抄录。所记西夏王统则是「依据西夏禅师喜饶益希所说」。
有学者对【红史】的资料来源进行了史源学的分析，认为贡噶多吉对上述地方王统的记载，有些并非直接来自于汉地正史，但两者很可能拥有共同的史源，一些部分也多采自中原民间传说故事。作者在使用这些资料时非常谨慎，「反映了其对非藏文史料使用时既有开放性又坚持不盲从的原则性」。贡噶多吉这种广征博引的做法以及严谨的治史态度，使得【红史】所述各地王统历史较之前的藏文史著真实性更高。
【红史】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历史编纂学已达到了一个新时代」，其对于内地各政权王统脉络和相关历史的撰述对后世藏文史籍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书写传统在后来成书的【雅隆尊者教法史】【西藏王统记】【汉藏史集】【青史】【新红史】【贤者喜宴】等史著中继续得到传承和发扬。【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于明初，作者为出身吐蕃王族雅隆支系的释迦仁钦德。该书「写的主要是佛教概要」，王统历史则分四个部分，详述了汉地、木雅、吐蕃、蒙古的王统和历史。其中有关汉地的历史被分为了「汉地五王朝」和「蕃唐交往及甥舅史」两个章节。
木雅王统则置于汉地历史之后，而未被冠以专门的标题。【西藏王统记】定稿于1388年，作者为曾任萨迦仁钦岗拉章主持及萨迦大寺座主的索南坚赞。该书主要内容在于集中展现吐蕃王朝各时期政治和佛教历史状况，仅在第三章以简略的篇幅介绍了汉地、木雅、蒙古王统和佛法在各地传播的历史。【汉藏史集】的作者为后藏学者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该书完成于1434年，分两个部分，其中上篇在第9至12章节分别讲述了于阗、汉地、木雅和吐蕃的王统历史。蒙古王统则置于第22章节。值得注意的是，元、明两朝的历史在汉地和蒙古王统两部分都有涉及。【青史】的作者为噶举派著名学者、翻译家管·宣奴贝。
该书作于1476-1478年间，以编年体的形式对佛教在藏地传播的历史脉络和各教派传承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其中第一章「教法来源、历代王朝世系及前弘期佛教」中分「吐蕃王统世系阶段」和「藏汉霍尔王世系」两部分，详细讲述了吐蕃、汉地、蒙古各代王统世系的传承历史。【新红史】成书于1538年，作者为格鲁派第十五世甘丹赤巴班钦·索南査巴。该书对吐蕃、汉地、西夏、蒙古王统的介绍较为简要，另外较之以往的史籍增补了传说中古印度香跋拉王统部分。【贤者喜宴】完成于1564年，作者是是噶玛噶举派高僧巴卧·祖拉陈哇。该书分为五大部分，其中第三部分中的第二节是对吐蕃王统的叙述，第四部分则记载了于阗、汉地前期、木雅、蒙古及汉地后期的王统历史，篇幅和内容较之前的史书更为丰富。
综合来看，十四世纪以来成书的其它藏文史籍中有关王统历史的记载，基本遵循了【红史】所开创的王统史书写和编纂的传统，而略有所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文本的体例安排上，除【青史】不叙木雅王统外，其余史书对汉地、蒙古、吐蕃、木雅都有专门的记载。【贤者喜宴】还单独增加了于阗王统史的内容。第二，在文献来源上，后世史书或与【红史】有共同的史料来源，或直接受到【红史】的影响。
如【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在叙述唐蕃历史时均参考了前代藏译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对木雅历史的记述也多根据喜饶益西之说。【青史】中的汉地王统历史部分则直接是「据人之主贡噶多吉所著史书抄录」而来。第三，就所论地域而言，后世史书王统叙事的主要内容依旧是吐蕃、汉地、西夏、蒙古等，与【红史】基本一致，而略有增减，体现出对于元代以来统治地域的一种全局观。第四，与【红史】不同的一点是，后世藏文史著对各个地方的排序稍有变化，内容上则均以吐蕃王统和历史为论述重点，如【贤者喜宴】对吐蕃历史的记载在篇幅和内容上就远远超出其它地方。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藏地本位意识的上升。
三、关于十四世纪以来王统史书写的几点认识
史书的编纂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史学思想的转变往往受到特定时代整体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十四世纪以来包括【红史】等藏文史籍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对汉、吐蕃、西夏、蒙古等地方和人群的王统史书写传统，无疑是元明时期青藏高原和内地政治文化转型的一种缩影和思想呈现。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红史】及后世藏文史籍中的王统史书写和编纂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张云先生曾经从元代大一统王朝背景下汉藏之间的交往互动和两地史学的发展状况等视角，对元明之际为什么会出现【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这样有影响的史学著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这些思考对于探讨王统史书写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颇具参考价值。公元九到十世纪以后，吐蕃王朝走向崩溃，内地则经历了五代十国、两宋及辽、金、西夏三百多年的分裂状态。分裂多由民族因素所致。这一背景为藏族史家的写作提供了天然的素材，同时也是王统史中汉地、吐蕃、西夏各篇结构划分的依据。
元代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民族的大组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曾经指出：「元代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大时代，其深度和广度超过隋唐。」元朝的统一对藏文史书中王统史编纂的影响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藏族汇入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在这一形势下，藏族史家们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地域、民族与周边的关系。王统史的书写，除了吐蕃外，他民族的历史也自然受到关注。
其二，元代西藏各教派与蒙古上层政治力量的结合十分紧密，并且通过后者的扶持壮大自身实力。这使得写作史书的藏族高僧大德在教法史之外，不得不考虑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早期藏文史籍中王统史成为了连接政治的一个最好的史学体裁。藏族史家们通过王统史的写作，为元朝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背书。这为藏文史书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创作路径，也为史学思想的转变注入了新的灵魂。
其三，元朝的统一使得西藏地方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密切，加速了王朝国家内部人员往来和知识互动。这一时期许多藏族人士前往内地。释迦仁钦德的的父亲扎巴仁钦曾随卓衮·曲吉杰波赴京晋谒忽必烈。贡噶多吉任万户长时，也曾于泰定元年（1324年）朝见元帝也孙铁木儿。与此同时，元代【脱卜赤颜】诸多蒙古文、汉文文献被翻译为藏文，丰富了藏族学者的知识储备。人员的往来和各语种书籍的翻译，为王统史的书写开拓了视野，扩展了史料的来源。
元末经历了短暂的割据之后，明朝的建立使得统一王朝国家得以继续和巩固。藏族史书中各地王统历史的叙事也随之加入了明朝的内容。这一史学传统在元代的基础上继续延续。
第二，多民族史观在藏文史籍有关王统历史的编纂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红史】【雅隆尊者教法史】【贤者喜宴】等书的作者在各地王统历史的撰述中，旁征博引，对不同民族的史料一视同仁地加以利用；在论述过程中多线并重，较为完整地呈现了汉、蒙古、吐蕃、西夏、于阗等多民族、多地区王统传承的历史面貌，体现出宽广博大的多民族情怀。
第三，十四世纪以来藏文史籍中王统叙事的背后，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性关照，其意在于塑造元朝王统和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事实上建立起了统一王朝国家之下汉、藏、蒙古、木雅、于阗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红史】及后世成书的藏文史籍在涉及王统时，均广泛搜罗青藏高原及周边各地的历史并加以系统论述。对此有学者认为，【红史】作者「将当时所能了解的‘世界’进行了专门的叙述，除了西藏卫藏历史外，还有阿里、印度、汉地、西夏、蒙古等地的王统历史」，使得【红史】在史学史意义上带有「世界史」的笔法。
事实上，受佛教宇宙观的影响，【红史】及后世成书的藏文史籍论及王统，一般将印度王统置于前。这是藏传佛教高僧写作时的一种惯常做法。而除印度外，这一时期藏文史籍作者们笔下的汉、藏、蒙古、西夏等地方，在当时均为元代中央政权所统治区域。因此，【红史】及后世史书所论地域主要还是以元朝统辖的各人群及对应地区为参考的，反映出藏族史家们对元以来汉、藏、蒙古等人群共同生活地域的一种整体性认同。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汉、木雅等各篇王统史的文末，史家们无一例外都会强调这些区域的王统传承最后归属于元朝。西藏地方因吐蕃王朝以后王统断裂，元朝与其统属关系的建立则在后面教法史萨迦世系部分得到展现。这一写法的意味非常明显，即着力构建元朝在各王统传承序列中的合法地位。这同时也是藏族史家们书写其它王统的理由之所在。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元朝及其统治确立前各区域王统历史的梳理，藏地史家们事实上建立起了汉、藏、蒙古、木雅、于阗等人群和区域的共同体认识。明代以后成书的【西藏王统记】【青史】等藏文史籍中，作者们往往将汉、蒙王统置于同一标题和章节一并进行论述，以明朝接续蒙古王统的正统地位，使得统一王朝国家之下各人群和区域共同体的观念继续延续和发展。
第四，以【红史】为代表的十四世纪以后成书的藏文史籍中关于各地王统历史的叙事，及其体现出的多民族史观与人群、区域的共同体认识，是元代以来藏族史家们就如何看待和处理国家、区域、民族关系等问题，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一种回应。元作为蒙古人主导的统一王朝，政权的合法性如何确立，统治区域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如何协调，不仅是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同时也是藏、汉等民族需要共同面对和处理的重要问题。仅从史学思想层面而言，元代早期汉文史书的编纂因受汉族儒士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曾有过激烈的正统之争。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宋、辽、金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元中期以后，上述思想才逐步发生转变。汉地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以务实的态度和较为平等的原则来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并且通过多民族史观的引入，逐步消解传统的夷夏观念和中原正统论的影响，为元朝政权和统治的合法性等问题扫清了文化上的障碍，同时也加深了汉族士人对于统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认识。
十四世纪以来的藏族史家们以早期藏文史籍中的吐蕃王统史的书写体例为参照，将其借用和扩展到对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元朝统辖区域内各地王统的论述中，通过对各自世系传承、兴衰成败，以及最后尽归于元朝的历史脉络的系统性考察，使得元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各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关系，在藏族思想认识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显示出高超的文化智慧。这一点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特别是如何从藏文化的角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颇具启示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齐云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