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追悼会上，周总理因没有悼词发火，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的信
1971年5月2日，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即将举行李四光的追悼会。李四光的妻子许淑彬、女儿李林、女婿邹承鲁、外孙女邹宗平以及秘书周国均早早赶到八宝山，在家属休息室里焦急地等待。他们事先得知有中央首长将参加，但具体是哪位首长并未透露。
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心存期望，希望周总理能够出席父亲的追悼会。她清楚地知道，父亲一直渴望与周总理交流一些重要问题，但因为周总理一直忙碌，李四光一直不愿打扰，期待有一天周总理闲下来时再谈。可惜，李四光未等到周总理有空就离世了。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李林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在这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充满志气和力量，能够战胜一切科技难题，打开这庞大的热能宝库，为人民谋福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继续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将地球上丰富的财富如煤炭等宝贵遗产一一燃烧，几十年后，我们的后代将无法原谅我们这种愚蠢和无为的行径。」
李林读完纸条，回想起父亲生前的期望和想对周总理表达的话，于是她在追悼会前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将父亲生前的期望和纸条上的内容都详细写入。如果周总理能够亲临追悼会，她就打算将这封信交给周总理。
在休息室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刘西尧进来通知大家，周总理将参加追悼会。李林内心激动，她的愿望即将实现。她忍住激动，急忙从口袋里拿出写给周总理的信递给刘西尧，说：「请您转交这封信给周总理。」刘西尧接过信，简单应了一声「好」，然后匆匆离开了休息室。
没过多久，周总理与李先念、李富春等人一同到达。刘西尧找到机会将李林的信交给了周总理。由于时间尚早，周总理展开了信，仔细阅读。透过近千字的信函，周总理心头涌上了许多思绪，眼眶不禁有些湿润。
周总理与李四光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相识的。当时，李四光带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从贵阳迁至重庆。长时间的流离失所、艰苦的生存环境和紧张的工作让李四光的身体备受摧残。他刚到重庆不久就患上心脏病，不得已前往北碚镇琴楼疗养。
得知此事的周恩来，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两次摆脱特务的监视前往探望李四光。周恩来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看望病中的李四光，嘱咐他保重身体；二是寻才。新中国建设亟需大批知识分子的贡献，而李四光显然是这个过程中急需的人才。
周恩来向李四光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分析了时局的发展前景。尽管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内战仍在继续，但新中国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届时需要科学家们积极参与建设，而李四光无疑是新中国急需的人才之一。
这两次谈话让李四光受益匪浅。他深深感叹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周恩来渊博的知识、宽广的胸怀，以及对国家、民族未来的高瞻远瞩，让李四光对共产党产生了深刻的信任。
李四光曾对家人说：「我从周恩来先生身上领悟到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有了共产党，中国就有了希望。」
然而，他本人非常渴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考虑到当时的内战仍在继续，以及李四光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科学家身份，他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可能随时遭受迫害。为此，周恩来建议李四光在必要时前往国外避难，等待新中国建立后再回国参与建设工作。
李四光听从周恩来的建议，寻找机会离开国内。1947年夏天，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1948年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在伦敦的代表问题。会议决定由李四光和尹赞勋作为代表参加。
这对李四光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1948年2月，李四光与夫人启程前往英国，为会议做准备。会议结束后，李四光夫妇选择留在英国，一方面休养身体，一方面致力于撰写科学论文。除此之外，他也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局势。
在英国，他每天浏览大量英国报纸，目睹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心中充满喜悦，同时也对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未来感到忧虑。由于国民党政府下令将研究所南迁，试图掌控该研究所和科研人才，李四光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他迅速通过电报和信函与研究所的同事沟通，坚决反对南迁。最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留在了南京，未随国民党南迁。
然而，解放战争即将结束，李四光意识到是时候回国了。1949年3月，郭沫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离开之前，周恩来特地让郭沫若给李四光带去一封信，希望他早日回国。
收到信后，李四光开始为回国做准备。他申请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的签证，渴望尽快回到祖国。然而，由于二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船票非常有限。因此，李四光的回国计划被推迟到了1949年9月。
漫长的等待是一种折磨，不知道在等待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未知的事情。在等待的半年里，李四光遇到了许多困扰。就在他即将回国的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提名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显示了周恩来对李四光的重视，但也引起了国民党的关注。周恩来渴望李四光回国，而台湾的国民党则希望相反。
不久后，李四光接到了好友陈源从伦敦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让李四光心生不安，因为陈源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郑天锡收到了来自外交部的密令，要求李四光发表声明公开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协委员。否则，驻英大使馆可能通过英国当局将李四光扣留并送往大使馆，然后再被送往台湾。
面对这一情况，李四光毫不犹豫，立刻将重要文件、地质书籍、护照和随身衣物等装入小皮包。当晚，他乘坐货船从普利茅斯海港出发，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法国。
在告别英国之前，李四光嘱咐夫人先行前往剑桥大学与女儿团聚，而他将在安全的地方与她会合后一同返回国内。此外，李四光还托付夫人将一封信转交给郑天赐。
在信中，李四光对国民党的阴谋发出了严厉谴责，表示自己坚决不会拒绝担任政协委员，并已启程回国。信末，李四光还劝告郑天锡不要继续跟随国民党参与不正当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陈源的电话来得十分及时，而李四光的离开也恰到好处。就在李四光离开的第二天，驻英大使馆派人带着郑天锡的一封信和五千美元抵达李四光的住所，试图软硬兼施，迫使李四光拒绝回国担任新中国政协委员。
然而，使馆来得太晚，他们只见到了李四光的夫人以及李四光留下的那封拒绝国民党的信。
就这样，李四光踏上了回国之路。两周后，李四光的夫人收到了从瑞士巴塞尔城寄来的信，信中要求她赶赴瑞士与李四光会合，然后一同回国。
很快，李四光离开英国的消息传到了国内。周总理得知后非常关心李四光的安全，特地致电新华通讯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涛：「李四光先生因受到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前往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取得联系，并向捷克当局交涉，确保他顺利入境并得到保护。」
同时，周总理还委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派人到香港为李四光做好接应工作。
尽管周总理为李四光回国做了周详的安排，但由于夫妇要绕过多个国家，乘坐货轮，一段时间内谁都没有李四光的消息。他们就像是突然间消失了一样，这时一些人不禁担忧，担心李四光夫妇可能已经投奔台湾。
虽然与李四光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周总理深信李四光不会去台湾。他说：「我相信他不会去台湾，现在还没有回来，一定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周总理还指示相关人员，在李四光回国之前，新中国的第一次全国地质工作会议务必等他回来后再召开。
这表现了周总理对李四光的认可和信任。而李四光也没有辜负周总理的信任。
1950年4月初，李四光夫妇终于抵达香港，与叶剑英派来的人会面后，稍事休息即开始北上。5月6日，李四光夫妇到达北京，被安排入住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总理亲自前往北京饭店探望李四光。
初次见面，周总理笑着说：「你终于回来了，欢迎，欢迎，祖国需要你呀。」李四光走上前去，激动地说：「总理，您好，您精神矍铄，比在重庆时还胖了。」
在初次寒暄之后，李四光向周总理详细报告了自己回国的经过以及之前的工作情况。周总理仔细聆听后表示：「不论是工业还是国防，地质都扮演着不可分割的角色。地质工作必须先行。等你回国后，我们一定要召开地质会议。如果你回来较晚，一定是在路上遇到了困难。」
紧接着，两人展开了对未来工作的讨论。李四光原本打算回南京继续从事地质科学研究，但周总理以新中国急需为出发点，希望他能协助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开展工作，并主要负责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提供服务。
三个小时的深入交流后，李四光按照周总理的建议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两年后，他又接任了新成立的地质部部长一职，并随后创建了地质力学研究所。
在周总理的支持下，李四光努力工作，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他为中国石油的勘探和开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他在中国第四纪冰川和地震预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可以说，李四光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没有辜负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他的期望。
然而，由于李四光出生于1889年10月26日，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他原本因为长时间的奔波和忙碌而身体状况欠佳，而在建国后，年事已高的他身体状况更加恶化。
到了1957年，李四光已近七旬，由于肾病不得不前往杭州疗养，长期寓居于南山招待所。不久后，周总理因外事活动来到杭州，特地探望了李四光。这次访问改变了李四光的命运。
周总理希望李四光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对此，李四光有些犹豫，他说：
「在旧社会，我缺乏觉悟，没有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已深感惭愧。革命成功后虽然对国家建设出了一些力，但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相差甚远。况且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入了党不一定能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
李四光认为自己尚未达到党员的标准，而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欠佳，担心入党后不能做出更多贡献。然而，周总理显然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提出这个建议，他说：
「我们非常需要知识分子为党工作。入党后，你可以更直接地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然，入党是自愿的。你要再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也可以与地质部和科学院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再谈谈，交流一下思想。」
尽管李四光深感感激周总理的认可和信任，他知道周总理对他寄予了良好的期望，愿意为新中国的建设尽一份力量。因此，不久之后，李四光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一年后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在此期间，李四光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被确诊患有肾结石，医生建议切除左肾手术。手术前，总理周亲自前往医院详细了解李四光的身体状况。手术后，周总理四次亲自探望李四光，并嘱咐李林照顾他的身体，展现了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心。
李四光术后逐渐康复，但由于年事已高，各种老年病接踵而至。1965年，他被确诊患有左骼骨总动脉瘤，由于周总理繁忙，邓颖超代表前往探望并传达了周总理的关切。总理指示解除李四光的外事迎送任务，让他专心休养，并将主要精力投入地质力学研究。
随后，周总理派遣联络员关心李四光的病情，要求他在北京医院接受全面检查。13位医生会诊后发现瘤体已扩大，可能随时发生破裂或栓塞。医生建议减轻工作和体力活动，以延缓动脉瘤的发展。周总理再次强调李四光避免过度劳累。
李四光对周总理的关怀深感感激，曾对家人说：「周总理百忙之中对我的关怀，让我感激不尽。党如此关心我，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献身。」尽管年事已高，他仍不辞辛劳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
然而，1971年4月28日晚，李四光感到身体不适，与女儿李林交心。他表达对地震预报的担忧，对外国方法的质疑。尽管自己的观点未被采纳，但他仍未知道是否有机会与同志们共同攻克地震预报难题。
对自己身体状况了如指掌的李四光预感到生命即将进入倒计时。次日清晨，他突感剧痛，伴随休克症状，标志着动脉瘤破裂。周总理得知后紧急派遣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强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全力抢救。然而，长达两小时的手术最终未能挽留李四光的生命。
1971年4月29日上午11点，李四光不幸离世。
周总理对李四光的去世深感痛惜，他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个为新中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5月2日，李四光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周总理提前完成手头工作，急忙赶到追悼会现场。
抵达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刘西尧将李林写给周总理的信递交给了他。周总理读信后感慨万分，信中反映了李四光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切，以及对未来开发地热、强化地震预防研究和发展地质力学的建议。
意外的是，周总理得知追悼会没有准备悼词时颇感愤怒。原本不应有这样的疏漏，但由于中央决定追悼会不再致悼词，刘西尧误以为周总理已经同意，因此未经请示就决定不准备悼词。然而，事实上，周总理对此一无所知，对这一决定感到非常不满。尽管他当场责备了刘西尧等人，但追悼会即将开始，无法再准备悼词。
这时，周总理突然想到了李林的信。他将信展示给休息室的领导们，征求意见，询问是否可以将信作为悼词。众人一致认为这是个合适的选择，于是李林的信成为了悼词的替代品。
追悼会开始后，郭沫若主持，大家默哀完毕，正当郭沫若准备致辞时，周总理示意停顿。他走到扩音机前，对在场的人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做得不好，没有为李四光同志写悼词。今天早晨，我收到了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我在休息室里询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可以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词，他们都同意了。我现在就念这封信。」
周总理从口袋里拿出信，用沉痛的语调读了起来。当他念到最后关于李四光对自己的敬意时，周总理停了下来，将信叠好放回口袋里。然后，他走到小礼堂门口，高声问道：「你们都听见了吗？你们是搞地质的吗？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现在，把任务交给大家了。」
这是李四光对地质工作人员和研究地震预报人员的期望，也是周总理代表李四光向大家提出的要求。
随后，周总理走到李四光的夫人面前，紧紧握住她的手，用低沉的语气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以悲痛为动力，继承李四光同志的事业。」他又拉着秘书周国均的手说：「你要把李四光同志留下的资料整理好。」
李四光一生致力于地质工作，在生命最后关头仍对地质工作念念不忘，对地热、地震预报和地质力学提出建议。他曾说：「只要我还能活半年，就能安排一下工作，希望地质事业在新的领域迎来发展。」正是有了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家，新中国才能够迅速崛起。
周总理对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史无前例的尊重、关怀和保护。他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建设献出力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人，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的杰出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