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元二年（480），南齐初置史官，以檀超与江淹掌史职，上表议国史条例：
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晔，合【州郡】。班固五星载【天文】，日蚀载【五行】，改日蚀入【天文志】。以建元为始。帝女体自皇宗，立传以备甥舅之重。又立【处士】、【列女传】。
前人对「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周一良先生认为「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和「以建元（齐高帝纪元）为始」，就是说「修齐朝国史的限断不再从本朝建立向上延伸，而是从萧道成即位之年算起」。徐冲指出「开元纪号，不取宋年」若果如周氏所言，则南齐国史须自建元元年开始书写，这显然与【本纪】通常自皇帝出生就开始书写的一般原则不符。此外，建元元年时萧道成已经五十三岁，且三年后即别于人世，「难以想象南齐国史会舍弃其创业之主在刘宋时期的创业事迹于不顾」。因此徐冲把「开元纪号，不取宋年」理解为「在对本王朝开国史的书写之中，于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之后，尽管事实上仍当宋世，也要开始以齐之纪年（‘齐元年’或者‘齐公元年’之类）书写其创业经纬」。
齐高祖像（明代 王圻 绘）
本文认可徐冲对周一良先生观点的看法，但他没有明确「高帝萧道成起事创业」究竟以何事为标志，其事发生在何年，仅笼统地指出萧道成创业在刘宋之时。从晋、宋二朝的例子看，王业之始并非不言自明。西晋创业史始于司马懿受诏辅政还是高平陵事变，晋初朝臣存在争议，故有「正始」和「嘉平」两种国史限断动议。刘裕虽身自创业又复受禅，也无法避免宋臣对王业之始的争论，因而提出了元兴三年（404）、义熙元年（405）和义熙十四（418）年三种国史限断选择。由此可见，新朝「起事创业」的具体时间与标志事件，通常需要经过群臣博议，君主裁定后方能为断。
若以晋、宋二朝王业之始的讨论为参考，回顾萧道成自臣而君的过程，有几个时间节点甚为关键：第一是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此前一年宋明帝遗令时为右卫将军的萧道成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勔辅政。第二是元徽五年（477），此年七月后废帝为近侍所杀，萧道成趁势入主中枢，迎立顺帝，独掌大权。第三是昇明三年（479）三月，萧道成加九锡、受封齐公。第四是建元元年四月，宋顺帝禅让，萧道成称帝。齐人究竟选择哪件事为王业之始，同样存在讨论的余地。况且刘宋昇明三年也是萧齐的建元元年，如果将封齐公或受禅让作为王业之始，那么南齐国史都是以「建元元年」为断。徐冲推测的「齐元年」、「齐公元年」等纪年方式，就无法分辨这两种「起事创业」的区别，也无法借由类似的表述「书写其创业经纬」。那么该如何理解「开元纪号，不取宋年」的含义呢？
檀超与江淹提出的国史条例，遭到了左仆射王俭、秘书丞袁彖的批评，王俭议曰：
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货通则国富民实，宜加编录，以崇务本。【朝会志】前史不书，蔡邕称先师胡广说【汉旧仪】，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仪，无烦录。宜立【食货】，省【朝会】。【洪范】九畴，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为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宪章前轨，无所改革。又立【帝女传】，亦非浅识所安。若有高德异行，自当载在【列女】，若止于常美，则仍旧不书。
王俭对檀超、江淹所上条例的意见是，应该在诸【志】中增加【食货志】，删去【朝会志】，将日蚀载入【五行志】；列传部分，删去【帝女传】，帝女有高德异行者载在【列女传】。袁彖的意见见于【南齐书·袁彖传】：
议驳国史，檀超以【天文志】纪纬序位度，【五行志】载当时祥沴，二篇所记，事用相悬，日蚀为灾，宜居【五行】。超欲立处士传。彖曰：「夫事关业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轹将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长风移俗，故迁书未传，班史莫编。一介之善，无缘顿略，宜列其姓业，附出他篇。」
袁彖认为嘉遯之风不可长，国史不应立【处士传】。可以看到，王俭、袁彖主要对【志】、【传】的安排与取舍有不同意见，并未对「开元纪号，不取宋年」提出不同看法。齐高帝的批示是「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这都表明南齐君臣对王业始于建元元年没有异议。「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就是朝野认可的国史限断，它还可以表述为「开元纪号，只取齐年」，即以「建元元年」为断。
既然「开元纪号，不取宋年」已经确定了国史限断，那么何必要再次强调「以建元为始」呢？徐冲认为「以建元为始」只是针对【天文志】而言。仔细审视【檀超传】所载内容，其对国史义例的讨论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内容：纪、表、志、传，这一编排内容显然受【汉书】体例的影响。据此对上引【檀超传】的材料进行划分：「开元纪号，不取宋年」是统摄整部国史的限断原则；「封爵各详本传，无假年表」是不设诸侯年表；「立十志」是对诸志内容与条目的安排；最后讨论列传，主要集中在【处士传】、【列女传】和【帝女传】等类传的取舍。「以建元为始」属于「十志」部分的讨论，它不仅是对【天文志】的限断，更是对整个「十志」记事内容的限断。所以特别强调诸志「以建元为始」，与当时前史诸志的撰写情况密切相关。
自班固之后，历朝史家续接【汉书】，撰述纪传体断代史，前后不绝。至南齐初年，所撰汉、魏、晋、宋诸史繁多，诸书或有志、或无志。有些史书虽然仅载一代之史，但其志所录内容则可能逸出一代的范围。沈约【宋书·志序】言：
【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其有漏阙，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
以上内容反映了沈约撰写【宋书】时，当世所存宋代诸志的情况。何承天【宋书】的十五篇志上接司马彪【续汉志】，其中至少包含【天文志】和【五行志】，两【志】记事始自黄初。徐志或是新撰，或是删削何志而成，「徐志肇义熙之元」说明徐爰诸志以义熙为断。沈约【宋书】诸志「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缀焉」，透露出沈约诸志大体欲遵循何承天始自黄初（220）的旧例，如司马彪【礼仪志】述东汉礼制，沈约【宋书·礼志】就从黄初记起。而如【符瑞志】为前史所无，沈约立之以「补前史之阙」，其记事就从上古太昊时记起。沈约【宋书】纪传部分成书于永明六年（488）二月，诸志中最晚成书者可能已在梁代。因此，建元二年南齐国史修纂时，沈约诸志尚未完成，南齐史官究竟是选择续接徐、何【宋书】诸志，还是补缀诸家【后汉书】、【晋书】之志，自然需要有所决断，「以建元为始」一语即特别针对此情况而发。
简言之，南齐国史的纪、传、志皆以建元元年为断，诸【志】的内容不再上及此前数朝。此后沈约【宋书】诸志，多从黄初元年记起，未从义熙之断，应是受到南齐国史诸志限断的影响。由司马彪【续汉志】、【宋书】八【志】和南齐国史诸【志】，就可构成东汉以降首尾连贯的典制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