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中国的历史，是文明史，血泪史、也是斗争史。各种兴亡更替的因果层出不群，但是期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有许多强盛的王朝因为存在「朋党之争」，结果导致了王朝的衰落乃至灭亡，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朝有「牛李党争」，北宋有「新旧党争」，明朝的「朋党之争」更是「五花八门」，这些党争都是本着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利益，虽然他们相争的原因各有不同，结果也不同，但对朝廷的打击和影响却是相同的，那就是加速了王朝的衰退与没落。还是圣人目光如炬，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告诫他们「祸起于萧墙之内」啊！下面，小编就和大家一起来揭开历史上有名「朋党之争」的神秘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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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锢之祸」，强汉的绝症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 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等外号。
党锢之祸指中国古代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两次党锢之祸都以反宦官集团的失败而结束，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党人被残酷镇压。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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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牛李党争」，大唐的丧钟
牛李党争，通常是指唐代统治后期的九世纪前半期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 斗争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唐武宗时，李党达到鼎盛，牛党纷纷被罢免;唐宣宗的前期，李党纷纷被贬谪到地方为官。最终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以致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叹。
牛李党争是唐朝末年宦官专权、唐朝腐败衰落的集中表现，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统治危机。
唐太宗时期，统治集团内出现了一种浓厚的"民主"气氛和许多敢于直言极谏，专折廷争之臣。
武则天时期的高压政策，使这种"民主"制度一度受损，在皇族与戚族之间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官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以张柬之为首的一派最终消灭了张易之、张昌宗 一派。姚崇、宋璟为首的集团掌握了朝政，使皇帝的权威又得到恢复，封建统治集团重新出现了团结局面，"民主"机制重新得以运行。
天宝年间，唐玄宗的进取精神减退，一味追求享乐，荒淫无度，又沉溺于道教与佛教之中，于是出现了李林甫一人"独裁"的局面。李林甫执政晚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再度激化，随着一大批杰出的政治人物的被杀而使中央政府和皇帝的地位大为削弱。至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宰相时，唐玄宗权力衰落，一切政务都由杨国忠行使最高权力。
唐太宗时的"民主"遗风被进一步破坏。"民主"的缺失，为牛李党争提供了政治前提。长达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以牛党元气大伤、苟延残喘，李党被贬谪为地方官，宦官、藩镇的势力大增，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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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旧两党之争」，大宋亡国危机
神宗改革，拜王安石为宰相，开以新政，是为王安石变法。新政虽切中时弊，但实行上颇有问题，遭到朝中保守派大臣极力反对，是为旧党。
旧党其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物，如韩琦、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王安石唯有晋用吕惠卿、曾布、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予以抗衡。新旧党争前后持续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有时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司马光曰 ：「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 [1]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如此混乱的朝局，加上复杂的外部环境，北宋安身立命的资本已经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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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超级混乱党争，栽种亡国之树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在党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拥护。但明末激烈的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到了末帝崇祯继位，大厦将倾，又岂是满腔热血和刚愎自用能扶得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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