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八路军、新四军并没有选择像十年前的红军那样，先向白色政权统治薄弱的地方退却，而是勇敢地向敌后进军，反其道而行之。
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采取「三重围困」战略，向敌后进军，形成了一种犬牙交错的关系。毛泽东曾形容这种状况犹如下围棋，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
每个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又可以形成对敌人的包围。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
这种「做眼」的概念，展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重大战略作用。
在这个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武官卡尔逊时，形象地比喻中国就像一个细颈瓶，而日本军队只占据了瓶中的半品脱水。
他说，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他还说，日本在五台山包围了我们，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围困策略。
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但它的东北、西北、西南和东南都有我们的部队。如果我们占领五台山，日本就无法控制山西。
另一种围困是中国、美国和苏联一起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在根据地战略上，抗战时期与红军时期有所不同。
红军时代的根据地虽然也位于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但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战略策应，无法形成对国民党占据的中心城市和交通线的包围。
这是因为在建立红军时代的根据地时，考虑更多的是在国民党政权控制较为薄弱的地方和对白区的政治影响，以农村的割据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但毛泽东深知军事战略的重要性，因此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出师时，他就能从长期抗战的角度出发，对战略展开的方向和地区进行大致的规划，并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进行修正，使之更加完善。
在实施「围困」战略时，毛泽东积极抢占先机，控制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抗战初期，他利用日军热衷于战略进攻的机会，指示八路军和新四军勇敢地向敌后进军，抢占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1937年8月，毛泽东和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上提出，为向沿平汉铁路南进和沿平绥铁路西进的日军实行侧后游击战，决定将八路军全部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交界地区。
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指示八路军三个师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展开，创立根据地，并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策略。
这个部署等于控制了山西几乎所有的战略支点，为后来华中根据地的开辟和保持战略主动奠定了基础。八路军还派部向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发展，威胁华北与东北联系的咽喉地带，这是极富战略意义的一着棋。
同时，毛泽东设想以西安、武汉、长沙、南昌等地为中心作为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为辅助区，这些地区后来大部分都得到了开辟。
在日军变化的同时，八路军也需要随时改变策略，保持战略主动，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形成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八路军出师之初，原计划全部展开于恒山山脉，但随着形势的变化，恒山山脉成了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八路军如依原计划行动，将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深思熟虑后，迅速制定出新的战略部署。他指示第一二〇师转至管涔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第一二九师则进入依托吕梁山脉的晋西南地区，第一一五师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
这个部署的总意图就是让八路军主力在日军战略大迂回的翼侧展开，避免入敌「彀」中，保持战略主动。这样可以避敌锋芒，同时也可以与敌后的游击战争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
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对敌应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在根据地的总体布局上，强调各战略支点的相互配合作用，使在一定的范围内对日军占领区形成三面或四面包围的最佳态势。
中日战争的一个特点，便是敌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没有后续力量，因而只能控制「点」和「线」，难以实现「面」的占领。
毛泽东形象地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
毛泽东还说：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黑夜未亡。我们的办法就在「面」上做文章，以「面」的扩张包围「点」「线」。
「敌人占领的地方是大块的，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块地方做起‘文章'来」；或者说画「豆腐块」。比如，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领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
这些「豆腐块」便是被分割的根据地。敌后第一块「豆腐块」是聂荣臻开辟的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1937年秋，聂荣臻政委率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五台山，开辟了唯一的敌后根据地，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称聂荣臻为「今有鲁智深」。他在讲话中多次高度评价聂荣臻创立的根据地是抗日模范根据地，并号召「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有了五台山根据地，八路军又在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些山地战略支点的依托，使得毛泽东能够将眼光转向更为广阔的平原，致力于把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做大。
他提出，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向四周发展，威胁敌人的据点，动摇其军心，同时也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在1938年春，毛泽东等发出了展开平原游击战的指示，八路军居高临下，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滚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地化解了日本的「囚笼政策」。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八路军深知交通线的重要性。只有在平原创造根据地，才能真正威胁敌人的心脏地带，缩小对城市的包围圈，使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变为现实。
因此，八路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形成了独特的交通破袭战，如扒铁路、挖公路、砍电杆等。这些作战行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参战兵力也在不断壮大，这说明了人们对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八路军是"扒"路军"，因为这次交通破袭战使正太铁路等重要交通线在短时间内陷于瘫痪，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志。
此外，敌我双方还展开了"面"与"点"、"线"的斗争，日伪军通过"扫荡"和"清乡"来扩大他们对根据地的占领，而我军则采取了积极的政策，向敌人挤地盘，甚至进行沁源围困战，最终成功地把敌人挤出了根据地。"
沁源围困战成为了「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延安【解放日报】对此发表了社论予以肯定。 在敌后发展根据地是抗战根据地「围棋」战略的一个重要规则。
这一规则意味着，只能在敌后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而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做眼」不能做到国统区来，避免向国统区争地盘。
从政治上讲，由于蒋介石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从军事上讲，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容易受制于人。
「皖南事变」的教训就在于项英留恋皖南，企图依托国统区，迟迟不愿向敌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遵循这一规则，坚持在敌后发展根据地，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毛泽东曾经告诫项英，敌后游击战争虽然困难，但相比在敌前并受友军指挥，反而更好、更方便。然而，在1940年春，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进入国民党后方，却遭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导致部队严重损失，从700余人锐减至100多人，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毛泽东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指出战区和敌后是党的主要汇作方面。1940年5月，他号召根据地应向所有敌人占领区域发展，规定了凡是有日军存在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抗日武装都有收复和发动游击战争的责任。
然而，国民党政府却无理地指责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扩大地盘」，破坏军令、政令「统一」。实际上，这些根据地都是人民武装在敌后从日军手中一寸一寸夺回来建立的。
1944年，八路军南下是因为日军实行「一号作战」，国民党军望风而逃，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需要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日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结束时，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从一块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块，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民兵268万余人。
依托这19块根据地，正规军发展到127万余人。只有到这时，陈毅才能豪迈地对下山「摘桃子」的国民党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