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敬爱的周总理在这一天与世长辞。
周总理的秘书整理他办公室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份手令，那雄健飘逸的字迹一看就是出自毛主席之手。
秘书心中一愣，这份手令为原件，按规定应该转给相关部门，至少也应由档案部门妥善保管。但看完内容后，在场的人止不住地落泪。
周总理与毛主席有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正是周总理全力举荐毛主席，才让他恢复对红军的指挥。
毛主席不负众望，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完成了他军事生涯中最得意的作品。以后的种种事情，也都证明了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雄才伟略。
因此，周总理对毛主席敬重有加，对他的命令始终坚决贯彻。但这一次周总理为何要扣下毛主席的命令呢？其实，这个命令与邓颖超有关。
毛主席和周总理
1974年，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第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决定由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周总理特意赶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了会议情况，毛主席专门写了一个手令，表示自己同意对邓颖超的职务安排。
国家领导岗位的安排，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毛主席这份指示无疑是当时的最高指示，无比重要。
但周总理回来以后只传达了其他事项，而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锁进了办公桌里，未告知任何人。最后，由于他提出反对意见，邓颖超也没当上人大副委员长。
周总理为何要这么做呢？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总理，有「组阁」的权力，中央政府各部门领导名单要先由他提名，再由中央讨论确认。
当时就有不少党内外人士提出邓颖超应到中央政府担任部长级领导职务。一天，张治中找到周总理说：「周公呀，人人都夸你办事周到，量才适用邓颖超同志当个部长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呀！」
对于掌握「组阁」大权的周总理来说，安排一个部长职务不是难事。在当时的4个副总理、21个政委委员、109个正副部长中，周总理拿出一半岗位由民主人士担任。比如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担任卫生部长、李书诚担任农业部长。
不过周总理并不打算安排邓颖超担任政府职务，耐心向张治中解释了一番。
一些党内人士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尤其是彭干臣的妻子江鲜云。彭干臣是黄埔一期学生，大革命时期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在上海开展隐蔽工作时两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可惜彭干臣在1935年牺牲了，解放后江鲜云到北京看望儿子，邓颖超知道后特意将她接到家中做客。在交谈中，江鲜云也惋惜地对周总理说：「邓大姐身体很好，水平又高，咱们提倡男女平等，为什么不将大姐安排到政府里担任一项工作呢？」
不料周总理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你小超大姐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总理为何始终不让邓颖超到中央政府里任职，是她的资历或者能力不够吗？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邓颖超的革命历程：
周总理与邓颖超
邓颖超毕业于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五年制学校，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她15岁时便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毕业后投身解放妇女运动。
1925年3月，邓颖超便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属于入党时间较早的「老资格」，她同时还担任着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等职务。
「五卅惨案」发生后，天津成立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天津各界联合会，邓颖超当选主席团主席。该会领导着几百个群众团体，40余万群众。
为了响应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号召，邓颖超等人在南开操场组织了10万余人的国民大会，追悼在「五卅惨案」中的死难同胞，谴责帝国主义暴行。
当年邓颖超才21岁，便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不俗的演讲才能，成为妇女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正因此，她遭到了敌人憎恨，被公开通缉。为了保护她的安全，组织派她南下广州工作。
在广州，邓颖超与周总理结为夫妻，此后终生相守。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结婚照
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选出了60名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其中有10人是共产党员，包括李大钊、毛泽东、邓颖超等人。她还兼任着妇女部秘书，当时的部长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
宋庆龄对这一时期的邓颖超极为敬佩，抗战时期她曾在报纸上刊文称：「她（邓颖超）是1925年到1927年时期一位活跃的领袖。」
「四一二」政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当时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极度危险。邓颖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仍坚持在上海从事隐蔽工作，这期间她担任过中央妇委书记兼任中央直属支部书记。
直到顾顺章叛变后，邓颖超才随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她经历过五次反「围剿」战斗，还参加了中央工作，担任中央局秘书长。
邓颖超还是参加长征的30名女干部之一，当时她患着肺病，身体虚弱，不仅要战胜疾病，还面临着饥饿以及敌人的袭击。完全是凭着坚定的信念，才走到陕北。
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启第二次合作。邓颖超跟随周恩来先后到武汉和重庆从事统战工作，在保护儿童和妇女以及发动妇女参加抗战等工作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曾与邓颖超共事过的宋美龄上世纪80年代曾给她来信称：
回忆前在重庆抗战时期，曾与大姐孔夫人数度与先生（邓颖超）聚首交谈，征询先生对当时抗战问题及国家前途之展望，余二人均认为先生认解超群，娓娓道来，理解精透，实我当时女界有数人才。
解放战争期间，邓颖超代理过中央妇委书记。一直到1949年1月，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正式成立，蔡畅担任主任，邓颖超担任副主任。
邓颖超几乎参与过党历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不论是从学识、才干还是资历来看，完全能够胜任部级职务。她唯一的缺憾是缺乏政府工作经历，但这并非她能力不够。
其一，从历史视角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强调的都是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邓颖超等人虽然参加革命工作，追求男女平等，但几千年前的思想禁锢一时间难以完全打破。
其二，从现实视角看，革命形势下环境复杂而又危险，一些工作确实不适合女性做。纵观那个时代，女性大多从事妇女、宣传和后勤工作。邓颖超也是如此，即便很有才干，但也难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其三，从家庭视角看，作为一个传统妇女，必须要兼顾家庭，工作上势必要有所取舍。加上周总理光芒太过耀眼，为了避嫌，邓颖超甘当配角，没有突出表现自己。
长征到达陕北时的照片
解放后，组织安排邓颖超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这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虽然级别很高，但并不是行政机关。就连这个职务，周总理也不想让她干。
80年代周总理的弟弟周同宇一家到北京看望邓颖超，邓颖超对晚辈们说：「你们没有沾到伯伯的光，是不是觉得委屈？我作为他的妻子，他也是一直压着我的。解放初，政务委员，人家要我上，他不让。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
至于为何不愿肯让邓颖超担任高级职务，后来江鲜云的回忆文章中描述过周总理告诉她的话：
我是政府总理，如果小超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说的话当成我说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周总理私自扣下了毛主席同意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的亲笔指示。否则有了这份指示，他就不好再出面反对了。
整理周总理遗物现场的人对很熟悉他，他们知道总理严于律己，也严格要求亲人，但万万没有想到会一以贯之地严格到这种程度，情不自禁地为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总理而悲痛落泪。
对于周总理近乎苛刻的安排，邓颖超毫无怨言。她非常理解丈夫的苦衷和用意，还与他签订了君子协定，两人以后绝不在一个部门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到周总理去世，邓颖超始终在妇联副主席的岗位上。
周总理不仅严格限制邓颖超的职务，还盯着她的工资待遇。
1938年周总理和邓颖超在武汉
解放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确定级别和工资主要考虑两个因素：级别、资历。
当时正部级定为行政三级工资，邓颖超为副部级，资历又老，按理最低也可定为四级。邓颖超知道周总理的作风，主动要求降一级，定为五级。
跟了周总理20多年的秘书何谦向他汇报定级情况，周总理随口问道：「你的工资批定的是几级？」
何谦高兴地回答说：「中组部批的是行政12级。」
周总理又问：「那么李银桥（毛主席的警卫）呢？」
何谦回答说：「行政13级。」
因为何谦比李银桥早2年参加革命，比他高一级是正常的。但周总理认为这样不好，带着何谦去了邓颖超那儿。
他拿着中央审定邓颖超的工资为行政5级的批复件说：「小超呀，你最近身体不好，上班时间也不正常，现在中央批准你拿行政5级工资，我看你拿6级就够了。」
邓颖超扫了周总理一眼，从眼神中便察觉了他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你的意思我照办，咱们打个报告上去，再降一级吧。」
有了邓颖超垂范，周总理转身便对何谦说：「我看你是不是也打个报告上去，主动降一级，跟李银桥一样好吗？」
有邓大姐率先做了榜样，何谦自然对周总理的安排心悦诚服，也主动申请降低了一级。
1947年在延安
周总理对自己的妻子如此严格，对其他亲人更是如此。
周总理出身于一个大家庭，亲戚众多。由于中国人传统的亲帮亲观念，总理早就预料到亲戚们要来找他安排工作，但这是组织不允许的。所以他给晚辈们订下10条家规，其中最重要一条便是：在任何场合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1939年，周总理曾回乡祭祖，期间认姑表侄儿王戍为义子，并嘱咐他要独立生活，坚持学习。
期间两人未再见面，抗战胜利那年王戍考上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后调到福建高级工业学校工作。他曾多次写信给周总理，但总理一直未回。
后来周总理遇到来北京开会的老表王贶甫，请他转告王戍：「来信都收到了，为不妨碍他进步，所以没有回信。希望他在现职岗位上努力为人们服务。」
王戍始终牢记家规，在福建工作多年，直到1978年有关部门请他回忆1939年周总理回绍兴的情况，人们才知道他与周总理的关系。
周总理的大弟弟周恩溥牺牲后，妻子王兰芳带着独子周荣庆艰难生活。解放后，周总理鼓励王兰芳去基层学习劳动技能，于是她带着儿子来到焦作钢铁厂，后来周荣庆也成了钢铁厂的工人。
周荣庆谈了一个对象叫晋菊清，两人快要结婚时女方才意外得知周荣庆的身份，她认为自己是农民家庭高攀不上，心里打起退堂鼓。周荣庆解释说：「大伯是大伯，我是我，他不让我们说这层关系，我也是个普通人。」
这样两人才最终结婚，周荣庆一家始终过着平凡的生活，再困难也未向政府伸手。一家最困难的时候，已经退休的晋菊清还去找了一份看管自行车的工作。
1955年与弟弟周同宇一家
周总理不仅没有关照过侄子辈，反而像对邓颖超那样始终压着他们。
侄女周秉建在内蒙插队时参了军，一次她去看伯伯，周总理知道情况后劝她脱掉军装继续回去当牧民，此后周秉建便扎根大草原。
周秉德参加工作不久便被从农村小学调到区委机关，周总理闻讯后立即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而照顾你进城的？」周秉德回答说：「是区委搞运动需要党员，小学里党员很少，无人可抽才调了我。」
周总理听完说：「那没办法了，我不能干涉你们基层的工作，但你还是多在基层锻炼为好。」周秉德牢记教导，后来选择跟丈夫去贵州的山沟里工作。
周总理的表妹王逸鸥是浙江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后分配到湖州工作，因嫌工作艰苦便擅自跑到北京向周总理求助。不料反被总理批评一顿，认为这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要她进行检讨。
王逸鸥回单位后检讨了三次才通过，后来她与丈夫从东北调到北京，再也不敢告诉周总理。直到1956年查出肺癌，周总理赶到医院去看望她，总理离开后不久她便病逝了。总理闻讯悲痛不已。
周总理的侄子辈中没有高级干部也没有商业大贾，大多在基层工作：有炼钢工人、机械工人、解放军战士、内蒙牧民等。直到1988年周秉德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九届政协大会，这是周家后人们最高的荣誉了，而此时周总理已经逝世12年了。
1960年在密云水库
周总理的家风就是要后人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当一名普通老百姓，不搞特殊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正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情感服从于国家利益，所以他才对亲人表现得有些「不近人情」。他曾说过：「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
他作为开国总理，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和历史定位，既要为下属们带好头，也要为后人树立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