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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马叙伦病中择三个国庆节日选定其一,毛主席看后:同意

2024-01-01历史

1949年10月1日,马叙伦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主席庄重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毛主席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云霄,城楼下的人民群众欢呼鼓舞,掌声热烈。

此时,站在主席身后的马叙伦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眼前的壮观景象让他心中五味杂陈。

欣喜的是,我有幸在有生之年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目睹了革命的胜利。痛惜的是,那些为革命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勇士们未能看到这一历史时刻。

然而,我深信,这些烈士的牺牲换来了今日的和平,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到欣慰。怀着这样的感慨,我满怀敬意地写下「得宿」二字,以此纪念那些英勇的先烈。

北平大迁徙,我迎接毛主席的到来。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深情地环顾四周,心中五味杂陈。这里是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红色指挥部的办公室,他们即将迁都北平。

早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对于中共中央机关迁都北平的事宜就已经有所讨论。作为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全权负责这次迁徙。

到了1949年1月,杨尚昆觉得形势发展迅速,应该提前做好准备。于是,在27日晚上,他找到周恩来商量「大迁徙」之事。

周恩来告诉他,中央让李克农先去北平,负责一切准备工作,你最后离开。

2月3日,李克农先遣部队前往北平,为迎接中央机关的到来做准备。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周恩来决定启动搬迁计划。

在3月19日的会议上,周恩来向与会者宣布,中央书记处将于25日抵达北平。同时,北平方面成立了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提议在毛主席入城时举行盛大的入城仪式。

毛主席在得知这一建议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入城仪式是必要的,但要避免大规模和浪费。中共中央书记处抵达北平的消息应当公开,并计划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和会见民主派人士,但规模应缩小。

3月23日清晨,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在出发时,毛主席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他强调:「我们今天是去北京参加考试,一定要取得好成绩,决不能成为李自成!

毛泽东率领队伍离开西柏坡,顺利进驻北平,中央书记处以及各个机关陆续入驻。与此同时,为筹备新政协及新中国的成立,大批民主人士相继北上。

这一行动从1948年开始,由周恩来亲自指挥,华南局和香港工委负责护送20多批,总计350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途径香港、沈阳再到北平。

第一批秘密北上的人员包括沈钧儒、章伯钧等人,而马叙伦和郭沫若、许广平母子等人为第二批。第三批的民主人士数量最多。

到1949年1月,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沈阳顺利汇合,稍作停留后,林伯渠受党中央之托专门前往沈阳迎接他们。

2月25日,马叙伦、李济深等30多位民主人士抵达北平。因此,从时间上看,马叙伦等人比中央书记处早到一个月。

在毛主席等人的入驻期间,马叙伦、郭沫若等民主人士热情迎接了他。这次会面中,毛主席开始与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等人商讨建国的大事。

北上之路圆满结束,但这同时也预示着新中国的新旅程即将开始。马叙伦在病中提出了国庆日的建议。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隆重召开。

筹备会委员由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推选的134名代表组成,主任为毛泽东,副主任为周恩来、李济深等人。筹备会下设了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办公处等机构。

筹备会根据委员的分布设立了六个小组:第一组组长为李维汉,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代表名单;第二组组长为谭平山,负责起草政协会议的组织条例;第三组由周恩来带领,负责起草建国大纲;第四组组长为董必武,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第五组组长为郭沫若,负责起草大会宣言;第六组组长为马叙伦,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等事宜。

马叙伦在一届政协国旗、国会、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会议上,在六个小组的通力合作下,连续确定了一系列重大事项:在张奚若的倡议下,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主席的引导下,五星红旗被一致通过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则被确认为国歌;同时,梁思成等人亲自操刀设计了国徽。

所有准备就绪之后,各项决议审核全部通过,至此,全国政协大会圆满结束。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汇聚了30万民众,共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这一天,马叙伦紧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在典礼中,随着毛主席庄重的宣告,马叙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几日后,他深情地写下了「得宿」二字,以此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深怀念。随着新中国的诞生,美国、苏联、朝鲜等几十个国家相继发来了贺电。

然而,就在此时,马叙伦却发现了重大的疏漏。按照国际惯例,新成立的国家应当有一个国庆日,但政协大会一直未注意到这一关键问题。

不过,此时的马叙伦因为身体不适未能参加开国大典后的会议,因此未能表达出自己的提议。

马叙伦在病中深感责任重大,关乎国家历史,于是立即撰写建议案,建议将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在当时,他曾选定了三个日期,这三个日期对新中国具有重大意义。最终,他选择了10月1日作为国庆节。那么,另外两个日期是什么呢?

第一个日期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是全国第一届政协大会开幕的日子。当天,毛主席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著名演讲,在演讲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一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所以,这一天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 第二个日期是1949年9月30日,这一天,全国政协对于新中国成立的各项工作审议全部通过,这标志着新中国的诞生。

第三个日期是10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这天,全世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发来了贺电表示祝贺。

马叙伦:新中国国庆节的提议者与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选择一个既标志国家新生,又寓意吉祥的日子作为国庆节,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马叙伦,这位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缔造人,提出了将10月1日定为国庆节的建议,并成功推动了这一决议的通过。

这一建议的提出,不仅填补了中国历史的空白,也显示了马叙伦的政治智慧和坚定信念。在建国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他的努力和贡献,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叙伦的孙女马今回忆,祖父和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关系密切。特别是与李大钊,他们共同参与了「索薪运动」和「挽蔡运动」。

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马叙伦到北大任教。在北大的时间里,马叙伦全力支持蔡元培的教学改革,并成为了他的重要支持者。

在北洋军阀时期,由于频繁的内战,教育经费变得更加紧张,因此出现了许多怪现象,比如农商部抵押劝业场,内务部出售贡院,国务院秘书厅拍卖藏书等。

1919年冬季,北京60多所中小学的教职员工发起了「索薪运动」,而马叙伦也被选为教职委员会主席。他担任了北京中小学和高校的联合会主席,并亲自到北洋政府国务院交涉。

在他的抗议下,当局终于承诺筹集教职员工的工资。1921年3月,马叙伦再次领导「索薪运动」。6月3日,马叙伦和八校联合教员联合会书记李大钊索薪时,遭遇了炮轰,导致重伤。

面对旧友的邀请,马叙伦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收到旧友的亲笔信,邀请他去北大担任校长时,他严词拒绝,坚决不去,并且呼吁对方保持晚节。

而在汪精卫的追随者陈公博来到上海,邀请他担任伪立法院院长或上海市市长时,他生活虽然艰难,但仍果断拒绝,并退回了对方送来的钱和米。

这些行为都显示了马叙伦坚守正义,反对侵略的决心。 1945年,华北事变之后,马叙伦与杨秀峰等人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在日本投降之后,内战一触即发,马叙伦再次站出来,投入到了反对内战的洪流中,并发表了大量的进步文章,以揭露反动派的阴谋。

在马叙伦的带领下,于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个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民进」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马叙伦是1946年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部分代表之一,他们来到南京呼吁和平。然而,当他们下车时,国民党特务却对他们施暴,马叙伦和其他多名代表受伤。

得知马叙伦受伤的消息后,周恩来和董必武立即赶往医院。在看到为和平奔走的马叙伦先生后,周恩来坚定地说:「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在此之前,马叙伦并不认同武装斗争,但是下关事件让他意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面对国民党的一切暴行,他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

因此,在周恩来来到他病床前时,马叙伦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然而,外界并不知道,在说完这句话后,马叙伦还对周恩来说了另外一句话:「我国务总劝你们少要一些兵,少要些枪支弹药。

看来你们的战士不能少一个,枪不能少一支,子弹不能少一粒。」

1949年,周恩来探望病中的马叙伦,从此,马叙伦心底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入到工作中。他发现,学生课外活动多,学习负担重,于是向毛主席汇报了情况。

毛主席指示:「健康第一,营养不足宜酌情增加经费,学习时间宜减少,病人应有特别待遇。」之后,毛主席一直关注学生健康问题。

1950年6月19日,毛主席再次给马叙伦发函指示:「各校都应注重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要适当增加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要减少,病人应受到特殊照顾。

」1951年1月15日,毛主席再次发函,强调「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马叙伦收到指示后,立即组织相关干部落实解决。

马今通过照片、诗集和书法了解了她的祖父马叙伦,并参加了一些纪念活动,亲身体验了祖父的伟大。在1985年,她陪同父母参加了马叙伦先生的百年纪念会,2019年,她应全国政协的邀请,参加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大典。

在那天,她作为「致敬方阵」的礼宾人员,参加了群众游行观礼活动。随着对祖父了解的加深,她对祖父的精神和多党合作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认为继承他们的精神和事业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她始终牢记祖父的政治嘱托:「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