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敕建汇宗寺的意义及其影响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3）
郭美兰
在声势浩大的多伦会盟之后，康熙帝应允蒙古各部之请，在滦河的发源地修建了汇宗寺，并以五世达赖喇嘛的高徒章嘉呼图克图主持寺务，掌管漠南地区宗教事务，同西藏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漠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共同成为藏传佛教四大领袖。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为庆贺内、外蒙古及西北地区全部归附清朝，强化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动拨国库银两，在汇宗寺西南敕建一座更为华丽的寺庙，赐额「善因寺」，请章嘉呼图克图一并管理汇宗寺和善因寺两大寺庙。
雍正十年（1732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移居多伦诺尔，使多伦诺尔逐渐发展成为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中心。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在清前期对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民族团结，巩固北部边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说清廷通过多伦会盟，改革了喀尔喀蒙古的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了对蒙古草原的有效统治，而汇宗寺的修建，则使多伦诺尔成为蒙古草原的宗教中心。蒙藏地区一向信奉藏传佛教，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藏民族，是清廷推行的一项传统政策。康熙帝修建汇宗寺的真正目的所在，是要利用藏传佛教统治蒙古地区。
康熙帝授予汇宗寺住持章嘉呼图克图很大的权力，统管整个漠南蒙古地区的宗教事务，甚至还要对漠北蒙古地区涉及藏传佛教案件进行判决，康熙帝通过章嘉呼图克图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号令蒙古各部，巩固和加强了对蒙古的统治，汇宗寺的建立，无疑是对多伦会盟成果的一种发展。
由于汇宗寺的修建，康熙帝经常驾临多伦诺尔，在到汇宗寺拈香礼佛的同时，召见蒙古王公贵族，赏赐宴赉，既联络了感情，又密切了关系，对清廷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其他任何一种手段和形式都无法替代的作用。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不仅对清廷加强蒙古地区的统治和蒙古地区的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多伦诺尔地区经济的发展。多伦诺尔地处京师出古北口、张家口通向蒙古地区的交通要道，多伦会盟后，康熙帝应蒙古王公的要求，特地允准北京的八大家商号到多伦诺尔设立商铺，经商贸易，由理藩院发给专用票照，注明商号名称、经营货物品名数量，划定了其经营活动范围。
汇宗寺修建之后，由于多伦诺尔地区人口的增加，生意日渐兴隆，吸引了山西、直隶、山东等地的商人纷至沓来，他们不仅在多伦诺尔开设店铺，还将货物运往其他各地，大大促进了蒙汉两地的经济发展，加强了民族间的沟通和交流。汇宗寺的修建，也带动了多伦诺尔地区手工业的发展，铜银佛像、金银首饰、法器供品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品。
通过本文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汇宗寺的法器供品最初都是在北京制造，及至后来，北京、直隶等地的工匠开始在多伦诺尔开设手工作坊进行加工和销售，寺院对法器制作工艺的较高要求，促使工匠们不断提高加工技术和制作工艺，生产出很多精品，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多伦诺尔以法器制造为重点的手工业生产规模和所生产的工艺品，均可与西藏媲美。
由于商人的云集和从事手工业的人数不断增加，多伦诺尔很快就形成市镇。在每年一月和六月的祈愿大法会期间，各地牧民蜂拥而至，拈香拜佛，同时也带来畜产品交换日用生活品，往往使一年中的商业活动达到高潮，以至于康熙帝发出「俨然一大都会也」的感慨。
汇宗寺的修建，也有其无可避讳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大量牧民出家当喇嘛，成了寄食阶层，劳动力的减少，制约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人口大量集中，无序开发，对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影响，如今多伦的沙化，与其早期的开发有直接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