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12月的江西磨盘山根据地，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被带到一片开阔的树林中。几名红军战士举起了枪，余明兴大声喊道：「你们不能杀我，否则你们会后悔的！」
然而，他的呼喊并未得到回应，他看到的只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余明兴感到绝望，他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然而，枪声随之响起，余明兴倒在了战友的枪口下。看到余明兴倒下，一名红军干部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
他就是江西弋阳东北的磨盘山红军游击队负责人杨文翰，他亲手除掉了又一个「叛徒」。
1927年12月，方志敏在家乡弋阳、横峰暴动，开创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这片星星之火迅速燎原，赣东根据地在不懈奋斗中发展壮大，包括江西省、福建、浙江、安徽50多个县，拥有100余万人口。
随着苏区的扩大，中共赣东北省委改名为中共闽浙赣省委。1933年12月，方志敏众望所归，担任闽浙赣省委书记兼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诞生了著名的红十军和红十军团，受到党中央高度称赞。
毛主席称赞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和「模范的闽浙赣省」。1934年，红十军团在方志敏、刘畴西、曾洪易、粟裕的率领下北上抗日。
在谭家桥镇乌泥关、白亭、石门岗一带，红十军团与国民党俞济时、王耀武部激战。此战我军损失惨重，方志敏等军团主要领导被俘、牺牲，一万多人的红十军团，只有粟裕等400余人突出重围。
1935年2月，刘英、粟裕率领幸存的部队在浙西南建立了游击区。而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决定将苏区的留守部队以及游击队分散成三部分，前往赣南打游击。
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在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坚持武装斗争。当时，杨文翰在这支队伍中担任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葛源区委书记。
杨文翰是江西横峰县人，1927年入党，是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党员。然而，1936年初，关英因感到势单力薄，对军事斗争缺乏了解，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让省委机关和独立团跳出包围圈，前往婺源的鄣公山一带开辟根据地。
然而，敌军的数量是他们的十倍，结果部队遭受重创，唐在刚军区司令员阵亡，邹琦军区参谋长被俘后被害。关英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此时，红军独立团已经元气大伤，名存实亡，只剩下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关英率领主力突围时，杨文翰留下来，带领游击队继续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
杨文翰是一位知识分子，担任宣传部部长，然而在形势危急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把分散的红军重新组织起来，建立了赣东北游击大队，并在磨盘山驻扎，坚持斗争。
虽然他并非军事专家，但他的军事天赋令人惊讶，他成功地扭转了局势，让游击大队在敌人的封锁和围攻中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壮大。
赣东北游击大队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杨文翰的谨慎决策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坚持三个开战原则：只有在绝对准确的情报下才会动手，只有在拥有优势兵力时才会动手，只打伏击战，不打攻坚战。
赣东北游击大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却能迅速壮大，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五百多名战士和四百多条枪的游击大队，这是一个奇迹，充分显示了杨文翰经得起考验的战斗精神和对党的无比忠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我党领导的红军接受了中央政府的改编，成为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
北方的红军集结在一片区域，即使不在一起，也能通过各种方式保持联系。整编起来非常方便，但是有一些红军同志存在疑虑，经过宣传和教育后，他们的疑虑得到了消除。
然而，南方的红军在主力红军长征后，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他们被围困在大山里，与外界隔绝，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
因此，南方红军游击队接受改编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困难，甚至触目惊心。由于消息闭塞，他们无法跟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在上级传达党的指示精神时，遭到了很大的阻力。
南方各游击队的负责人不相信我党会和国民党合作，也不理解我党为何与国民党合作。从1927年开始，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长达十年，双方有着深深的仇恨。
长期以来，国民党一直妖魔化红军，声称要「剿灭红军」，甚至对红军家属也下毒手。我们一直认为国民党是反动派，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我们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难道就这样算了？
面对国共合作，我们对方志敏等无数同志的牺牲深感痛心。国民党欠下的累累血债，让我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南方面队的改编进展困难重重，许多负责联络的同志甚至遭遇生命危险。
陈毅的事例就是其中的一个。1937年10月下旬，他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驻地甘子山游击队根据地传达上级指示时，竟然被游击队员绑架。
湘赣边游击队政委谭余保甚至下令对陈毅进行审讯，指控他背离初心，贪图享受，背叛革命。公审大会上，大家义愤填膺，一致决定判处陈毅死刑。
在危急时刻，陈毅坚持不懈地劝说谭余保，最终使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决定释放陈毅。与之类似，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和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前往赣北会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刘为泗，但被误认为是「叛徒」，遭到刘为泗的枪杀。
本文的主人公杨文翰显然比这些人更加固执。他不仅枪杀了自己同志，而且这种行为不止一次发生。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接到了关于南方红军需要接受改编的通知，他们派遣了皖赣特委的县委书记李春望同志前往磨盘山通知杨文翰。
然而，杨文翰完全不相信李春望，他愤怒地指责他是党的败类，并立即枪杀了他。
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但考虑到他们消息闭塞，思想一时转不过弯，就没有对他进行过多的追究。
两个月后，即1937年11月，南方局又派遣了一位名叫邹的区委书记来劝说杨文翰下山，但同样遭到了枪杀。1937年12月，上级党组织再次派人前去劝说，这次前往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
然而，杨文翰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方是党的叛徒，是「反革命两面派」。尽管余明兴试图解释，但杨文翰仍然坚持将其视为反革命分子，并命令枪决。
余明兴在被枪决前高呼：「共产党万岁」，这已经足以证明他的忠诚。如果他是叛徒，知道自己难以幸免，还会发出这样的口号吗？
然而，杨文翰仍然执迷不悟，坚信自己做得没错。这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他曾经在国民党那里吃过亏，「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对被骗感到害怕。
1937年2月，国民党曾派人上山，劝说杨文翰接受改编，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杨文翰考虑到国难当头，同意了这个提议，并派出小股部队下山探查情况。
然而，国民党军却在途中伏击了这支部队，几十位同志不幸遇难。得知消息后，杨文翰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不讲信义和歹毒，他告诫部下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不久之后，南方的红军大都接受了改编，而杨文翰的赣东北游击大队依然在艰苦抗战。
国民党当局对赣东北游击大队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表示强烈不满，并多次与中国共产党交涉，指责这支游击队「不顾大局，不理解改弦更张，坚持用武器保卫国家，反而利用机会制造混乱，影响后方」。
国民党政府认为赣东北游击大队的这种行为破坏了国共合作，而他们却忽视了自己的行为，曾经以合作的名义诱杀对方，然后又指责对方不知大义，以抗日的名义制造混乱，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卑鄙嘴脸。
事实上，党中央也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焦虑，希望杨文翰领导的队伍能够尽快接受改编。在当前的情况下，接受改编可以显著提高队伍的安全性，而不接受改编则将面临安全威胁，甚至可能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
1938年4月，关英，这位曾担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的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带着新四军高层的介绍信，第四次踏上了前往磨盘山的路。
此次行动，关英肩负着啃下这块硬骨头的重任。由于前三次行动均有所损失，上级对于此次行动十分谨慎，经过慎重考虑后才派关英前去。
在南方红军游击队中，杨文翰虽然地位重要，但大多数负责人都是关英的部下。
党组织认为关英出马风险不大，但杨文翰被三年游击战磨砺得性格偏激，加之被国民党反动派欺骗，对人不再信任。
关英接受传达命令任务后，在路上遇上了认识他的国民县长。县长请关英吃饭，还送他一匹马和向导。关英还在县党部群众大会上发言，宣传抗日统一战线，称目前国共一家，理应精诚团结。
这幕被游击队内线看见，杨文翰怀疑关英叛变，打算骗他上山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