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建新本文由陈建新撰写。陈建新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为我们呈现了一篇精彩纷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将主题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这篇文章，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陈建新的文学才华，更能从中汲取到深刻的思考和启示。陈建新的文章，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深思。
在告别宴上，周恩来赠送给美方翻译书籍，以此表达中方的友好意愿。或者可以说：在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向美方翻译赠送了书籍，以彰显中方对美方的友好情感。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踏上中国的土地，标志着「世界转折的一周」的开始。仅仅一周后，即2月28日，【上海公报】正式发布，向世界宣告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和解与正常化进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无疑是20世纪政治舞台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之一。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美方选派了理查德·弗里曼（后更名为傅立民，并曾担任驻华公使）作为首席翻译，而中国方面则指派了冀朝铸为尼克松的翻译，同时章含之负责为尼克松夫人翻译。经过双方协商，会谈时主要使用中方的翻译，而美方翻译则坐在尼克松身后作为旁听者。据章含之回忆，某日尼克松总统向周恩来总理暗示，希望与夫人交换翻译，他认为尽管冀朝铸工作表现出色，但因其身高与自己相近，不如女性翻译更有助于塑造总统的「公众形象」。因此，章含之与冀朝铸经过认真商定，决定在北京的宴会翻译仍由冀朝铸担任，而一旦离开北京，则改由章含之负责。所以，在杭州和上海等地的后续宴会中，大家看到的翻译便换成了章含之。
章含之曾回忆道，在一次谈判中，尼克松说了句话，译成中文大概是：「我们美国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利益是并行的。」当时我国的翻译就直接转述为：「两国间的利益是平行的。」这句话的字面意义在正常情况下并没问题。但尼克松身边的翻译弗里曼突然插话：「总理阁下，能否允许我稍作点评？」周恩来总理有些疑惑，但还是答应了。弗里曼说：「我认为贵方的翻译并不十分准确。」周恩来总理精通英文，便询问：「哪里不准确？」弗里曼解释道：「将总统的话译为‘两国利益是平行的’，在中文中，‘平行’意味着永远不相交，就像双杠一样，永远不会碰在一起。总统的意思是，尽管两国目标不同，方向各异，但最终会有共同点，因此‘平行’这个词并不贴切。」周恩来总理饶有兴趣地问：「那你认为应该怎么翻译？」弗里曼回答：「如果我来翻译，我会说总统的意思是两国利益殊途同归，虽然出发点不同，但最终会汇聚到一起。」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弗里曼（傅立民）陪伴他参观了明十三陵，并在此地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关于当时的中方翻译者的身份，章含之并未明确透露，仅提及「非我所为，另有他人担纲此任」。她补充道：「我在场时也未想到更佳的措辞。」实际上，不论是谁，在场的中国翻译都未能找到比「殊途同归」更贴切的词汇。此事对周恩来总理及在场的中国翻译人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含之对此感慨道：「‘平行’这一词汇通俗易懂，初中生学习英文亦能轻易掌握。然而，要精确翻译出‘殊途同归’，则需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否则可能难以表达其真正含义。此事在当时对中国翻译界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为我们一直对自己的翻译能力充满自信，却不料被一位美国翻译所超越，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两天后，我们抵达了上海，并在2月27日的晚宴上进行了告别。当时，【上海公报】已经顺利签署，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整个晚宴的气氛异常热烈。在这次晚宴中，周恩来总理注意到了弗里曼出色的中文能力，并对他表示了赞扬。他好奇地询问弗里曼是在哪里学的中文，弗里曼回答说是在台湾。周总理听后深感感慨。随后，周总理指着身旁的章含之对弗里曼说：「章含之的父亲章士钊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在82岁时完成了一部巨著【柳文指要】。我现在让她送你一套。」章含之回忆道，周总理还补充了一句富有深意的话：「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这让章含之有些措手不及，感觉像是被周总理突然击中了。据说，弗里曼对周总理提到的【柳文指要】非常感兴趣，晚宴结束时还特地提醒章含之，希望在明天登机返回美国之前能够拿到这本书。
在总理的明确指示下，章含之在2月27日晚宴结束后，紧急向上海外办主任冯国柱求助。起初，他们在整个上海都无法找到一本【柳文指要】。鉴于弗里曼将在翌日上午随尼克松返回美国，时间变得异常紧迫，所有人都感到焦虑不安。然而，幸运的是，他们最终从参与接待工作的朱永嘉那里获得了一本。据朱永嘉透露，「在上海，只有我手头有一本【柳文指要】，这本书是张春桥特意转交给我的。」朱永嘉当时在上海市委写作组工作，而在2月27日和28日这两天，他被临时调来担任上海方面的新闻发言人。那本【柳文指要】最终被弗里曼带回美国，并如今被珍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中。
对于周恩来送【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以下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的客观分析：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柳文指要】是明朝文学家柳宗元的选集，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学术价值。作为一位文化名人，周恩来很可能对柳宗元及其作品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研究背景。因此，他选择送一部【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次，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文化交流是促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互译文学作品、书籍等，可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增进彼此的理解和认同。因此，周恩来送【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也可能是一种表达友好意愿的方式，希望以文化为纽带，拉近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最后，我们还需要注意到，赠送图书本身也是一种礼仪和文化交流的形式。在中国文化中，送书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表达方式，寓意着知识传递和文化传承。因此，周恩来送【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也可能是希望通过这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的尊重和友好之情。综上所述，周恩来送【柳文指要】给美方翻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推广，又表达了对外国文化和人民的尊重和友好之情。同时，这也是一种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良好方式。
赠送书籍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在赠送书籍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多重用意。这一行为不仅代表着知识与智慧的传递，更体现了一种情感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承。通过赠送书籍，我们可以将自己的见解、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传达给他人，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拓宽他们的视野。同时，这也是一种对知识尊重的表现，传递出对受赠者的期望和鼓励。在更深层次上，赠送书籍还是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通过书籍这一媒介，我们可以建立起与他人的联系，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因此，赠送书籍背后所蕴含的深意是多方面的，既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传播，也传达了情感、文化和社交等多重意义。
出版【柳文指要】是毛泽东、周恩来为推动出版工作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举措不仅展示了他们对于出版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推动。通过出版这本书籍，他们希望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同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于柳宗元文学作品的赞赏和推崇，以及对于其思想价值的认同和传播。因此，可以说，【柳文指要】的出版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作。
章行严，本名章士钊，生于1881年，逝于1973年，他是湖南长沙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他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包括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有着深厚的交往和联系。1949年以后，他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务上担任了重要角色。
【柳文指要】是一部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作品、生平和思想的专著，由章士钊在75岁高龄时开始撰写，历时十年，最终完成了百万字的巨著。尽管在当时面临着康生的压力，但这部古籍研究专著仍然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出版，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奇迹。事实上，只有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和周恩来的关心，这个奇迹才能够最终实现。章士钊在这部著作中，不仅深入挖掘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内涵，同时也展现了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历史眼光。因此，【柳文指要】不仅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章士钊晚年学术成就的代表作之一。
章士钊与【柳文指要】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章士钊与这部著作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章士钊开始撰写【柳文】之际，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主动向章士钊透露了自己对柳宗元作品的喜爱，并希望能在书稿完成后先行阅读。1965年6月，章士钊将【柳文】的初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阅读【柳文】时，其细致入微的态度甚至体现在对秘书誊写错误的指正上。他在回信中赞扬了章士钊的作品：「读后感觉引人入胜，期待下部作品的完成和及时赠送。」待下部作品阅读完毕后，毛泽东再次致信章士钊，表达了他对作品的喜爱之情：「……已经读过一遍，仍想再读。上部亦然。另有友人亦想一睹为快。关于作品的核心问题——唯物史观，即阶级斗争的探讨，虽对此观点不能强求于观念已固的老一辈学者，因此无需修改。但日后历史学家可能对此提出批评，希望你有所准备，不必惧怕他人的评价。」
经过康生的审阅，他发现这本书确实存在不足之处，尤其是对柳宗元这位历史人物的阶级分析不够深入。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受到了阻碍。章含之在回忆中提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章士钊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指示，让中华书局尽快排印【柳文指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最终【柳文指要】得以顺利出版。
在1971年的四月和六月，周恩来在与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的两次会面中，都深入了解了【柳文】的出版进展。在首次会面时，他明确指出：「老年人撰写关于古人的作品，可谓是晚年的一大杰作，只要印刷精良，便无可挑剔。」「如果这本书的出版效果还能令人满意，那么就能证明我们对旧文化并非一概否定。」而在第二次会面时，他又着重强调：「务必尽快完成印刷，章士钊目前身体抱恙，能在他生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也将是他生涯中的一大贡献。」
在10月7日，周恩来审阅了【柳文】并批注：「我同意，可以立即安排印刷出版。」经过周恩来的多次关心与推动，该书终于在10月底由中华书局成功出版。全书字数超过120万，分为14册，采用线装三函的形式，共计印刷了3000部。据章含之回忆，新书问世时，章士钊激动得双手颤抖，那年他已经步入90岁高龄。这份喜悦激发他仿照陆游的诗意创作了一首七言长诗。章士钊甚至自费购买了百部该书，并请秘书购买了红纸裁成小条，他亲自题字后贴在每一部的扉页上，赠送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的同仁和朋友。其中，章士钊赠给毛泽东的那本【柳文】，毛泽东经常翻阅，甚至在逝世时还留在卧室的书架上。而中华书局按照惯例送给他的那本【柳文】，他在1972年初转赠给了自己的女儿李讷。
在那个时期，【柳文】的出版无疑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推行政策、重启出版业务、再度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所采取的一项关键行动。毛泽东亲自参与了这一典型的示范项目，意在激励当时几乎陷入困境的出版界，促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与出版口的领导团队会面，对出版工作给予了重要指导。他特别指出，青少年缺乏读物是一个问题，不能将所有旧小说都归为「四旧」范畴。随后的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期间，周恩来两次与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会面，并强调出版部门应多印刷历史书籍。他进一步表示，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将【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束之高阁是不合适的，这种做法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的1972年2月11日，周恩来与李先念召集了一次会议，参与人员包括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及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会议中对一项特定政策进行了批评，该政策规定四部古典小说只能出售给中国国内读者，而不允许售卖给外国人。这一政策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背景下制定，当时文化部已被撤销，国务院文化组承担了原文化部的职能。
在此情况下，周恩来指示将【柳文】作为礼物赠送给美方，其意图显而易见。此外，他还选择了【鲁迅全集】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这两种文化经典的赠送，无疑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通过这一举动，周恩来不仅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更传递了中国对外友好的积极信息。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的1972年4月中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了：【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四部古典名著以总计20万部的数量被印刷并公开对外发行，这一举措无疑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第二点，我们要积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并激励外交部翻译人员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周恩来一直秉持着全面、辩证的态度。他主张在肯定我国古代文化丰富历史记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正史和野史、笔记等不同形式的存在。他认为汉文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将自身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进行传承的愿景。然而，「文革」运动的兴起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这是周恩来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周恩来努力减少和纠正「文革」的错误，并尽可能保护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章士钊也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和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且难以完全消除。
在中美双方进行的翻译交流中，中方翻译在传统文化知识方面的不足，对于周恩来总理和在场的翻译人员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看到这样的状况，「触动」和「受刺激」这样的词汇可能都无法准确描述总理内心的复杂情感。作为一国之总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心中的感受无疑是复杂的。
章含之在回忆中提到，当周恩来得知弗里曼的中文是在中国台湾学习时，他的内心充满了感慨。甚至在场的中方翻译也感受到了他对台湾地区传统文化的赞赏之情。然而，感慨之后，周恩来立刻向弗里曼推荐了一本厚重的【柳文】。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向美方翻译传达一个信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真正的传承者都在大陆。因为【柳文】是章士钊用古文写成的，这也展现了周恩来的睿智之处。
那么，为什么周恩来没有亲自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安排任务，而是选择让章含之寻找一本特定的书籍送给弗里曼呢？其实，通过对他说给弗里曼的那句话——「我想她看不懂她父亲的东西，你看得懂。」——进行深入解读，我们就能理解其中的原因。周恩来实际上是在激励章含之等外交部翻译人员更加努力地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交事务无小事，「翻译并不仅仅是传声工具」，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事务中分管了26年，他亲自指导翻译工作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
第三点，深深牵挂着祖国的统一大业。
众所周知，章士钊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和政治家，在其一生中并未加入任何政党。自1949年起，章士钊继续以无党派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与毛泽东维持着开放而富有成效的沟通与交流，同时他们在互动中也保持着适当的界限。
章士钊因其在中国革命和民主建设中的政治地位，与各派政治势力的良好关系，以及与毛泽东的私人友谊，使他成为两岸三地沟通的关键人物。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使章士钊能够游走于北京和香港之间，与过去的故友保持正常交往。身为老派文人，他的出色古诗词造诣使他经常与香港、台湾的友人进行诗文交流，这也为他在两岸间的沟通工作带来了便利。1949年后，章士钊在两岸三地的沟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56年、1962年、1964年，他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接触，探讨两岸统一的问题。
【柳文】的出版无疑给章士钊带来了深深的喜悦与宽慰。自1972年下半年起，他便多次向亲近的人提及去香港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余力的想法。谈及这段往事，章含之回忆道：「我确实担心父亲的健康无法承受长途旅行的辛劳，然而毛主席似乎很支持父亲的这一愿望。最终，主席请总理考虑一个周全的计划，即在保证父亲健康的前提下，安排他去香港。事实上，这个决定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意愿来做的。当我将这一消息告诉父亲时，他非常高兴，并表示毛主席理解了他的初衷。」
在1973年的5月，也就是尼克松访华满一周年之际，92岁高龄的章士钊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承载着毛泽东的深切期望与嘱托，再度踏上香港的土地。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这位深受人们敬重的爱国老人便在香港安详离世，但他那份未竟的事业，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行。
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弗里曼曾经阅读过【柳文】，但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当年赠送此书给弗里曼的举动，确实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22年2月，正值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弗里曼在华盛顿外交学院的一场线上演讲中，强调美国对华政策不应陷入误区，而应致力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他明确指出，「美国才是中美冲突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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