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民党组织结构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党员群体的社会构成，更不能忽视对其核心领导人的分析。但是，如何定义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其成员自然是最核心的领导人；
而另一种观点则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中执会只是国民党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象征，其成员并不都能真正决策，因此不能一概视作国民党的核心领导人。
但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毕竟在理论上是党的象征，虽然只是一个象征，蒋介石和他的党内竞争对手仍然需要它提供党的合法性依据。
中央委员虽然没有实际决策权，但仍然具有名义上的崇高地位。正是因为这样，无论在战前还是战后，中央委员的席位一直是党内各派系争夺的重要目标。
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来，共召开过6次正式和1次临时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最后一次于1949年败离大陆。
大会之间的间隔时间逐渐变长，最后一次间隔时间最长。虽然大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但在蒋介石的掌控下，其实际功能逐渐减弱，由一个党的最高决策机构逐渐蜕化为一个党统象征性机构。
在早期，国民党大会由孙中山和汪精卫主持，但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蒋介石逐渐掌控了大会。在1929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大多数出席代表由南京中央指派，引起了以改组派为首的一大批左翼国民党分子的强烈不满。
虽然蒋介石辩解大会代表由孙中山指定可，由蒋介石指定则不可，但这也是因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实力和威望还难以慑众。
在1926年「二大」至1935年「五大」期间，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均有派系倾轧和派系妥协色彩。由于全代会不仅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更具有党统的象征意义，因此在一段时期里，自开全代会便成了党内各派争夺党统的一大要着。
全代会的重复召开，势必产生出多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的职位又成为各派政治分赃的对象与讨价还价的筹码，由此遂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恶性循环局面。
从1935年「五大」以后，国民党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除了战争的影响外，没有召开过正式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因为蒋介石的个人权威逐渐加强，党内反蒋势力也相继淡出政治斗争。
1936年胡汉民的去世和1939年汪精卫的投敌，使得蒋在党内的地位更加稳固，他不再需要全代会来提供合法性依据。
特别是1938年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他的个人意志完全主宰一切，因此全代会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这种情形与苏（联）共斯大林的情况极为相似。
与战前不同的是，战时及战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不再是反蒋派系与拥蒋派系之争，而是主要表现为拥蒋派系内部的彼此冲突。
各派在共同拥护蒋介石的前提下，尽量扩充各自的政治资源。虽然CC系与力行社在抗战前就存在冲突，但抗战开始后，蒋介石训令他们停止小组织活动。
然而，两派随后又以「党方」与「团方」的形式继续对抗，并且越来越激烈。
蒋介石长期将党务大权交给二陈兄弟，导致CC系势力极度膨胀。这种一派之党忽略了党员对党所应尽的忠诚和义
导致党内资源从「公领域」流向派系的「私领域」，并形成了以组织部长为中心的现象，让有成绩的干部因得不到升迁而抑郁，造成了党内人才资源的枯竭。
此外，党权派系化也阻碍了国民党组织力量的扩张，因为其他派系会建立起严密的防御工事，抵制CC势力的渗透。
钱昌照在其晚年回忆录中提到，过去有句话叫「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意指党部的权掌握在陈家手中。他曾在资源委员会中与陈矛盾，反对在机构内成立党部。
到了1944年，国民党开始筹办六全大会选举，所有重要机关都要设立国民党党部，资委会被迫在会内成立第78区党部。
国民政府直辖的资源委员会，对于国民党党部的建立，却坚决抵制，原因在于防止CC势力的渗透。这样的情况并非特例，据何廉回忆，在他执掌农本局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多次要求在农本局总部和各省办事处建立国民党组织，但都被他抵制了。
CC系在战前就已经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重要派系。例如，1935年国民党「五大」会议中，新当选的200多名中央委员（含候补）中，CC系占据了50多席，超过了其他派系。
力行社、政学系、改组派等则分别只占据了3-6席。CC系拥有超过1/4的份额，一跃成为党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集团。
二陈兄弟势力也达到了鼎盛。为了抑制二陈势力的过度膨胀，蒋介石在「五大」会议后一度不让陈立夫执掌组织部。
虽然中委逐渐成为了一个荣誉性的头衔，但其崇高的地位仍然令各派系觊觎。从五全大会以后，1938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进行中委改选，一直延续到1945年「六大」召开，因此第五届中委的任期长达10年。
在这10年间，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生态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派系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而有的派系则在战时大幅扩增。
力行社在1938年关闭后，又投胎于三青团并获得了其主导权，组织与政治动员能力比力行社时代更为精进，政治欲望也与势俱增。
在战时，新的派系逐渐涌现。朱家骅，一位曾在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位上任职的人，甚至一度兼任中统局局长。
朱家骅掌握了大量的权力资源后，开始招兵买马，自己组建班底，成为一个新生派系。朱家骅原本与CC关系密切，但自立门户后，与CC的关系变得紧张。
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部长后，对省党部的人事进行了改组，安排了自己的人手，这无疑对CC系的原有地盘构成了威胁。
CC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开始抵抗。据王子壮观察，战时朱家骅系与CC系在地方层级的冲突十分激烈。蒋先生对于他的干部采取牵制政策，使得一些干部如果夫、立夫有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在党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力量。
朱家骅在学界和政界都有一定的地位，因此，他的措施不能完全按照旧有的轨道进行，这导致了下级的冲突公开暴露，例如在河南、陕西和山东等地，工作因此而停滞，更不用说上下级之间的健康关系了。
当国民党从东南沿海迁移到西南后，原有的地域根基大部丧失，而内陆的旧实力派不愿意与新来的党中央分享地方资源。
一些内地省区即使允许国民党在其所辖各县建立党团组织，但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原有地方领袖之手。这些地方领袖要么任命自己的党部和团部委员，要么设法孤立由中央党部和团部所派人员。
例如在云南，龙云虽然允许三青团在1939年9月建立了支团筹委会，但有意限制三青团在云南的活动，甚至下令逮捕三青团的几名负责干部，直到重庆出面交涉才释放。
在地方政治资源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国民党各派的政治竞争主要集中在中央一级和部分未被地方实力派垄断的省区。随着政治资源日趋紧缩，派系斗争势必更加尖锐和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