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问叶子龙：贺子珍为何没工作？
在阔别祖国十年之后，贺子珍和她的女儿毛娇娇（后来改名为李敏）回到了沈阳，开始了他们朴实而宁静的生活。没过多久，新中国刚刚建立，毛主席就前往哈尔滨视察生产和建设工作。
在巡视结束后，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顺便去看望贺子珍。然而，工作人员不久后就回到了主席的房间，并告诉他，贺子珍因为身体不适，无法忍受沈阳的寒冷，已经搬到了上海的哥哥家里。
何子龙上前一步，回答道：「贺子珍同志目前并没有固定的工作。」
贺子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于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贺父为乡绅，深信教育是儿女成长的必要途径，于是将贺子珍送入永新女子学院接受文化教育。
在此期间，中国军阀割据，全国上下都在呼吁推翻封建旧制，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其中一颗崭新的红星。贺子珍接受了新文化的熏陶，于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7岁的贺子珍顺利从永新女子学院毕业，并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跟随哥哥何敏学参加革命。
在上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贺敏学的女性学院毕业生因为其卓越的工作能力而被选为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和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
当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贺敏学在江西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怒不已，随后组织永新当地的农民发动武装暴动。
然而，她在这次活动中不幸被捕。当她得知被捕的同志中有自己的哥哥时，她更加热切地希望参与拯救行动。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她和一些革命党人于当年7月26日，组织永新、安冈、安福、莲花四地的农民武装队伍攻破永新城，成功营救出八十多名共产党人和所有参加革命的群众朋友。
在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后，贺子珍和哥哥以及革命队伍转到了井冈山上。在袁文才和王佐的帮助下，他们得以在山寨中避难。
1927年8月，毛泽东参加了中央紧急会议后，他决定率领部队发动秋收起义，途中他来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毛泽东需要与党员干部合作，同时，他独自一人，需要有人照顾。
因此，袁文才安排贺子珍来到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贺子珍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性，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永新一枝花」。
由于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她的行为和谈吐都显得非常出色。此外，她还是一名双枪革命斗士，骑在马上射击的样子非常英姿飒爽，让人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因为早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她成为了井冈山上第一位女性党员。
毛泽东被贺子珍的聪慧能干所吸引，两人在工作中的交流使他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共鸣。毛泽东对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信仰，与贺子珍不谋而合，这使他们成为了思想上的挚友。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子珍被毛泽东的挺拔身姿、书生意气和对江山的指点所吸引，尤其是他们思想上的共鸣，更加深了她的感情。
这对陷入爱情的两人迅速地宣布了他们的婚姻关系，时间定格在1928年。在婚后，贺子珍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不仅完成了秘书的工作，还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这对恩爱的夫妻还迎来了新的生命。一次生产后，毛泽东看着瘦弱如纸的妻子，心中充满了心疼。于是，他决定用全部的积蓄为贺子珍购买补品。
虽然补品已经买来，但贺子珍却舍不得吃。她认为毛泽东每天都在为国家大事操劳，更需要滋补。夫妻两人互相推辞，最后毛泽东提出两人一起吃，贺子珍才勉强同意。
在1934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夫妇一同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的征途。1935年4月23日，贺子珍随红军总卫生连到达一个村庄。
正当他们救治伤员时，敌军的飞机俯冲而下，朝着村子投下了炸弹。贺子珍本来已经藏好，但在混乱中发现不远处有个伤员，如果不把他转移过来，等轰炸机一过，他就没命了。
贺子珍来不及思考安危，立即跑过去拖着他往安全的地方转移。眼看只有几步之遥的距离了，一架轰炸机飞速冲过来，贺子珍意识到不对劲，立刻扑倒在伤员身上。
一阵轰鸣声响起，贺子珍只觉得阵阵剧痛，眼前一黑便昏死过去了。
在后续的现场检查中，卫生连发现了她。医生立即为她注射了止血针，发现她全身鲜红，血流不止。经过详细检查，发现她的头部、背部、四肢都有弹片残留，共计17块，大小、厚薄不一。
为了保全她的生命，医生决定帮她移除这些弹片。然而，由于没有麻醉药物，当在移除弹片时，贺子珍被疼痛惊醒，周围的人只能用力按住她。
移除完弹片后，贺子珍因疼痛昏迷过去。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最终保住了生命，睁开了眼睛。在恢复意识后，她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将她受伤的事情告诉毛泽东，以免他分心。
出于担心自己的受伤会影响军队的行进速度，她又提出请求，希望组织能将她安置在附近的农户家中。幸运的是，组织没有接受她的请求，而是由同志背或抬着，一路照顾她走完了长征路。
1937年，长征已告结束，毛泽东在延安生活了半年有余。原以为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一家人可以和和美美。但世事无常，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情感生活却并不如意，两人常因小事争吵。
贺子珍因旧伤复发，饱受病痛折磨，一气之下，离开延安，远赴莫斯科就医。在莫斯科的日子里，贺子珍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为苏联孩子的中文教师。
而毛泽东，思念妻子，曾寄信表达思念之情。尽管山高路远，世事变幻，两人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于1939年离婚。
1947年，王稼祥夫妇远赴莫斯科，成功帮助贺子珍回归魂牵梦绕的祖国。回国后，贺子珍暂居沈阳，并被组织安排在沈阳财政厅担任处长一职。
1948年，她在哈尔滨参加了全国劳动大会，并与女二娇娇用中、俄两种语言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生活状况，并感谢毛泽东对她的母家长期的照顾。
不久后，毛泽东回信邀请娇娇来北京与他一同生活。
贺子珍与女儿娇娇离开后，她搬到了上海哥哥家，由于病痛缠身，组织上不再给她安排工作。陈毅为照顾老战友，将上海住所留给了贺子珍，这里也是她生前唯一的居住点，她在这里生活了30年。
毛主席曾想在1950年哈尔滨视察时看望她，但最终从何子龙口中得知她已移居上海。同年，他写信给贺子珍，鼓励她保重身体，以革命、身体和他人为重，顾全大局，并多关注社会主义建设。
贺子珍读信后，心情十分舒畅。
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虽然已经回不到过去，但毕竟一起生活过十年，共度了最艰难的时期，因此贺子珍在心里很关心毛泽东的一举一动。
两人相隔万里，女儿娇娇便成了联络的桥梁。娇娇常常带着北京的特产和南方的新鲜蔬果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贺子珍知道毛主席有「油耳朵」的问题，还托女儿给他带去一把挖耳勺。
毛岸青和李敏1954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家中休息的杨开慧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毛岸青的声音，情绪激动不已，眼泪直流。
她静静地坐着，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熟悉声音，一字一句仿佛刻在了心上。收音机运作的声音嗡嗡地响着，一阵接着一阵，过了很久播音已经结束了，杨开慧都没有反应过来。
她坐了一夜，收音机也开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嫂子进来才发现收音机已经烧焦了，而杨开慧脸上挂着斑斑泪痕。
之后杨开慧就病倒了，她性格变得任性起来，不肯配合医生治疗，也不肯好好吃药。毛岸青知道以后伤心不已，默默地流下了眼泪，他托女儿给杨开慧带去一封信，嘱咐她好好吃药，保重身体。
果然这封信堪比灵丹妙药，杨开慧情绪得到稳定，也愿意配合医生治疗了。
1958年，毛主席造访庐山，与阔别二十年的贺子珍重逢。两人相对而坐，贺子珍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哭泣。
毛主席递给她手帕，温柔地劝慰道：「快擦擦眼泪，别哭了。二十年没见，我们都老了，好不容易见面，你什么也不说，只顾一个劲地哭。
」贺子珍接过手帕，一边擦眼泪一边点头。毛主席见她回应，又关心地提醒她：「哭对身体不好，你要注意身体。」贺子珍泪汪汪地说：「岁月催人老，你也应该注意身体。
」
两人交流了一会儿，贺子珍向主席述说了在莫斯科的生活点滴，主席也分享了她走后国内发生的事情。他们询问了彼此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琐事。
主席突然想起什么，问贺子珍现在的待遇如何。贺子珍回答说，她目前享受副省级待遇，感谢陈毅为她提供了住所，并安排了厨师助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主席听完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情愉悦的两人挥手告别，以为还能再见，但没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为了永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离世，结束了他辉煌的人生旅程。远在上海的贺子珍听到这个消息后，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她无法接受毛主席离世的事实，不止一次地责怪女儿娇娇没有照顾好毛主席。她像上次的闹剧一样，拒绝进食，只是不停地流泪。
女儿娇娇非常担心，立刻赶到了母亲的身边。她告诉母亲，父亲在去世之前曾经在半空中用手画出一个圆圈的形状。
贺子珍立刻明白了，原来毛主席从来没有忘记她，那个圆圈代表桂圆，而她曾经用过桂圆做名字。
贺子珍晚年发现父亲的关心让她有所感悟，便安慰自己说：「瞧，父亲如此挂念我，我得好好吃饭呀，这样父亲才能安心。
」这一句话让她清醒过来，她平静下来，拿出之前毛泽东写的那封信，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口中轻声说：「我会好好的，你放心。
」她向女儿提出想去北京，再次见到毛泽东。女儿同意了，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愿望被错过和埋没了一段时间。
直到1976年第五届第二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京召开，考虑到她的功勋卓越，参加革命早，经历过井冈山革命和红军长征，组织上推荐她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贺子珍与孙子同年九月来到北京，在女儿女婿的陪伴下，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经过天安门时，她在毛主席的画像前长久驻足。
女儿担心她的身体，一直试图搀扶她，但贺子珍摆摆手说：「就这样看看他。」随后，他们三人来到毛主席纪念堂，女儿女婿献上预先准备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领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敬献。
」因为贺子珍腿脚不便，不能长时间走动，所以女儿推着轮椅带她去看毛主席的遗容。见到毛主席，贺子珍的眼泪像串珠一样滚落下来。
在毛主席纪念馆参观时，贺子珍为了不打扰其他参观者，她强忍着泪水，咬着毛巾。她的女儿担心母亲身体会受到影响，便俯身对她说：「我们去和爸爸合个影。
」然后将她推出了纪念馆。在汉白玉毛主席像前，贺子珍和主席合了一张影。五年后，贺子珍在上海去世，为了纪念她的杰出贡献，她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市八宝山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