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 年 6 月 15 号，英国国王约翰被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还有城市市民联合起来施压，然后签了【大宪章】，保证国王权力得受法律管着，私有财产能得到保护，人身自由不能随便被侵犯。
这份文件明确规定：任何自由人，要是没有合法判决，就不能被逮捕、监禁，财产不能被没收，也不能被放逐出境。历经 80 多年的周折，到 1297 年，【大宪章】总算成为固定的法律一部分。
【大宪章】算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前奏，不过得说明一下：它本质上保护的是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真正的普通劳苦大众压根不在【大宪章】的保护之列。
大概过了 500 年，法国启蒙运动里的重要人物孟德斯鸠讲了「三权分立」这个原则，意思是立法、行政还有司法这三种国家权力，分别让不同的机关把控，各自单独行使，并且相互制约平衡。
这样一来，就推出了西方民主代议制度的基本模式：议会管立法，法院管司法，政府管行政，不过政府还得受议会监督。
要评价一种制度先进不先进，就得看它能不能带来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这三个方面来讲，西方民主制从 17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晚期这 300 多年，是有先进性的。
1911 年辛亥革命结束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为深受西方民主制的作用，再联系中国历史的特征，想出了「权能分立」的主意。
所谓「权」，说的是人民群众具备的管理国家的权力，这里面包含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四项核心权力。
所谓「能」，说的就是治理国家的本事，这里面包含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这五项核心的治理本事。
孙中山以「三权分立」作基础，再加上中国古代实行的考选权和监察权，主张「考选权要独立」以及「监察权要独立」，搞「五权分立的共和政治」。
孙中山的想法挺特别：「三权分立」这制度虽说不错，可要是行使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人本身就不咋地，干脆就是个坏人咋办？
所以呀，把考试和监察的权力好好使出来，保证选出来担当相关职务的人清正廉洁、没有私心，这可太重要啦。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后来的国民政府弄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个院，当作人民托付的专业机构，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
但这「五权分立」的体系压根没做到权力平衡，掌握着军权的蒋介石事实上把大权都攥在自己手里，完全把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当成了只会签字盖章的傀儡。
抗战胜利之后，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依旧推行他的独裁政治，还在 1948 年借着所谓的「大选」当上了「中华民国总统」。
这时候那所谓的「国民政府」立法院、行政院等各个院的头儿，不过就是给蒋介石独裁政治当摆设罢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了，在设计新的国家治理体系时，虽说明确了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还是能瞧出「三权分立」的痕迹，像人民代表大会有立法权，法院、检察院有司法权，政府有行政权。
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早就有了共同的看法：谁都不能把三大权力都拢到自己身上，不然就又回到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那一套了：能随便决定人的生死，把大权都握在自己手里。
为了达成党为人民执政、「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宗旨，第一届全国人大把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商业主等各界的代表广泛吸纳进来，精英云集，人才汇聚。
为了强化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1958 年成立了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这个机构多次变化，到 1990 年才正式明确下来。
就这么着，在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所属的部门里又弄出了各级政法委。因为政法委责任不轻，通常得由同级的副职来担当，像县政法委书记起码得是县委常委那个级别的。
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三个部门，虽说业务上各自独立，可在政治方面一定得听从政法委的领导。
那这就有问题啦：县政法委书记通常都是县委书记的手下，县委书记当然能通过政法委给公检法的工作带来影响。
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啊，得按照政法委的意见来办事，要不然自己的官路没准就受影响了。
人家根本不用把话挑明，只要在党委会议上说一句：「某某人的工作不太中用」，那某某人的升职机会可能就没了。
要是还不行，赶上政府机关换届，就给你使绊子，把你从一线岗位调到同级的二线岗位去，好比从县法院调到市仲裁委，原本挺大的权力一下子就少了一多半。
而且细分到迁西县，李书记不光是唐山市的副市长、县委书记，还是 2021 年唐山市第十六届人大选出来的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级别比普通县委书记高，更是县里公检法部门的上级领导。
就一个县委书记，想靠本县同级的司法部门去制衡他的权力，那都很难做到，更别说还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了。在县这一级的权力架构里，能制约李书记的差不多没有，原先设计权力体系时设想的「权力平衡」差不多就是白想了。
县委书记一发话，公检法忙不迭地答应，哪有功夫去琢磨这样做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其实真怪不得那时候制度的设计人，就算制度设计得再恰当，也预料不到人性中的自私、贪婪、冷酷这一连串的问题。
人要是有了权力，往往都会拼了命地保住权力，甚至还会借着权力去干些哪怕违法乱纪的勾当。
结果呢，就弄出了一堆乱子，像以权谋私、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打击迫害啥的都冒出来了。
那到底咋样才能实实在在管住失控的权力呢？还是老话说得好：只有被人民群众监督着的权力，才是能给人民群众办实事的好权力。
也就是当年毛主席回应经典的「黄炎培之问」给出的答案：「咱们已经寻到新路子啦，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新路子就是搞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偷懒。只有人人都负责，才不会人走政亡。」
要是权力不受人民群众监督，那就只能变成个人用来谋私利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