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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2024-01-27历史

刘备占领四川前后曾长期使用朝廷授予他的「左将军」称号,其最高军政中枢机构亦名为「左将军府」,平时的庶务由诸葛亮与助手董和代为署理。胡三省注:「署府事者,总录军府事也。」

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刘备表请立为汉中王,其左将军府改称为大司马府,并在两年后他称帝时予以撤销。

刘备的大司马府与以前的左将军府相比,其情况发生了以下变化。其一,由先主自己主持治事,不再委托别人。

在此前的五年内,刘备有很长时间不在成都,他先在建安二十年(215)领兵东下,与孙权争夺荆州的江南三郡,后又坐镇江州指挥张飞等反击入侵巴西的张郃所部。

建安二十二年(217)冬,刘备率诸将北赴汉中作战,至二十四年(219)七月战役胜利结束。 在他领兵外出期间,成都的左将军府由诸葛亮代理署事,全权处置,包括州郡重要职务的任免,例如使杨洪取代法正的蜀郡太守。

而刘备称汉中王后, 「于是还治成都」 。表明此后的大司马府是由诸葛亮、董和等办理日常庶务,而军国要事则由刘备自己处治,直到在他称帝后撤销该府之时。其二,建立尚书台,分割了大司马府的部分权力,并最终将其取代。

建安二十四年(219)秋,刘备的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之后,又成立了尚书台,任用法正为长官。「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护军将军。明年卒,时年四十五。 」法正担任此职仅仅一年,随即由谋士刘巴继任。

东汉中央政府的尚书台设置于宫内,收纳公卿百官的章奏,转交皇帝批复后下发给各部门执行,其地位与作用非常重要。如李固所称:「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重,责之所归。」这个部门总理全国事务 ,以尚书令为主官,副职为尚书仆射,下设五曹。

如安作璋、熊铁基所言: 「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府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从内地到边境)所有的事都管到了,可见其职权范围是很广的。」

刘备在成都仿效汉朝制度,建立这样的机构,势必会将大司马府,即原来的左将军府的许多业务与职能转移到尚书台。刘备为什么要在大司马府之外建立尚书机构呢?笔者分析应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要为蜀汉建国、正式称帝预做准备。当时曹操已经自称魏王,在邺城设立公卿百官,其篡夺汉朝的野心路人皆知,献帝被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胸怀大志的刘备亦步亦趋,也企图在不远的将来建立王朝,登极称尊。封建国家机器是一个庞大繁杂的组织,尚书台是它运转所必需的中枢机构,它和公卿百官的建立和运作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为此刘备需要抓紧时间筹建若干政府机构,以免临时仓促,尚书台是其中最重要的部门。此外,刘备还建立了许多官僚组织。例如任许靖为太傅, 「用荆楚宿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

这些都是刘备在大司马府之外另设的公卿官员。由此可见,刘备称汉中王,建立公卿百官机构和尚书台,是从军府这种临时性地方政权转型为封建国家的必要步骤。后来刘备称帝,基本上沿用汉中王时期设立起来的官僚系统进行统治。

其次,另建一个脱离公卿等外朝官员的中枢机构。东汉自开国皇帝刘秀始,设在宫内的尚书台就成为君主削夺三公九卿权力,实行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仲长统曾说: 「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李贤注:「台阁谓尚书也。」尚书台控制着公卿百官的章奏上传与皇帝诏书诰命下达的渠道,不仅了解国家机密,而且还能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发表意见,参与并影响天子的裁决。

如陈忠所言: 「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

刘备在称汉中王后建立的尚书台,其长官尚书令由法正担任,他在刘备夺取四川的战争中屡献计谋,立有大功,故深受信任。

后来他又策划并参与指挥进攻汉中、上庸获得成功,致使刘备对其言听计从,这方面连诸葛亮都自叹不如。继任法正为尚书令的刘巴(字子初),也是蜀汉少有的智谋之士。

诸葛亮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枹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尚书台的官员还有杨仪,他原来是关羽府内功曹,「遣奉使西诣先主。

先主与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因辟为左将军兵曹掾。及先主为汉中王,拔仪为尚书」。再如任尚书郎的蒋琬,诸葛亮称他为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综上所述,刘备选用的尚书台官员都是极为精明强干之人,由此可见这一机构的重要性。

那么,刘备建立尚书台的目的是否也和光武帝一样,是为了削夺公卿的权力呢?答案应是肯定的。曹丕篡汉称帝之后,刘备也在群臣劝进下登极。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诸葛亮为丞相,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祫祭高皇帝以下。」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蜀汉虽然建立了公卿百官,但是与汉朝制度有所不同。西汉丞相「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府内属下有长史、司直与诸曹吏员共三百余人。

东汉不设丞相,立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亦有公府,各设长史一人,掾史属与令史及御属数十人。而蜀汉建国后的诸葛亮虽出任丞相,却没有开府治事,手下并无掾吏幕僚。

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家的关注,单敏捷即指出:「刘备时期诸葛亮一直没有自己的属官,无论是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还是丞相,我们都看不到有关军师僚属或是丞相掾属的记载。」据历史记载,诸葛亮是在担任丞相的第三年,即刘禅继位当年(223)才有了自己的相府。「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

刘备称帝之前,诸葛亮先后以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署大司马府事,刘备称帝后大司马府撤销, 「(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

即在尚书台与尚书令刘巴共同处理政务。由此可见,刘备立尚书台的最终目的是取代原来的左将军府与大司马府,并且把处理军政要务的中枢机构迁至宫内,设在自己身边以便操纵。

就某种程度来说,他在加强君主集权方面超过了东汉的诸位皇帝,因为自光武帝以来虽然 「事归台阁」 ,但东汉三公还有自己办公的府署。刘备却只设立丞相、司徒二公,且不建公府,诸葛亮必须到尚书台去办公,可见刘备削夺丞相及外朝权力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诸葛亮虽是刘备的股肱之臣,但从刘备占领成都到后来东征孙权的活动来看,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有疏远的倾向,而且怀有某种程度上的戒心。诸葛亮刚入先主幕下时,两人非常亲近,刘备自称: 「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刘备调诸葛亮、张飞、赵云入川后,他外出用兵时留诸葛亮镇守成都,主持后勤供给与根据地之安全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体现出他作为股肱之臣的地位与信任。

但是另一方面,刘备又对诸葛亮有所疑虑,很少让他参与军事与外交方面的决策事务,致使诸葛亮的聪明才智未能完全发挥。王夫之因此批评刘备「且信武侯而终无能用也」。

何兹全曾指出: 「后来的两次大战,争汉中和争荆州,刘备都是自己负责,没有带诸葛亮做参谋,更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地位。

争汉中,是刘备和曹操之间的一次大战,刘备没有带诸葛亮,去的是法正。关羽死后,刘备倾全力去和孙权争荆州,这是刘备生死存亡的大关,也是刘备独往,没有带诸葛亮。」

由此认为, 「在刘备生前,诸葛亮只是受命而行的行政能臣,并不是协助刘备决策的人;特别在军事方面,还不是赞助刘备决策的人」 。法正死后,刘备执意东征孙吴为关羽复仇,拒绝了群臣的苦谏,诸葛亮却对此未加劝阻。

后来兵败猇亭的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感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胡三省评论道:「观孔明此言,不以汉主伐吴为可,然而不谏者,以汉主怒盛而不可阻。」这也表明他们的关系已不像起初那样如鱼得水。

刘备对诸葛亮的担心,集中体现在他临终前的嘱托里。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后人对此解释不一,如陈寿认为是相得之言,「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康熙皇帝说是「猜疑语」,孙盛则斥为「备之命亮,乱孰甚焉!」指出这是权术中的「诡伪之辞」,很容易产生误解和动乱。

王夫之则认为这不是孤立的事件,联系此前有关种种情况,说明刘备尽管对诸葛亮委以重任,但确实有防范之意,又不理解他一贯主张的联吴抗曹方针,因而限制了诸葛亮才干的发挥。「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关)羽,明矣。

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尽兄弟之私,临崩而有‘君自取之’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 由此看来,刘备称汉中王后立尚书台,称帝后撤销大司马府,致使诸葛亮名为丞相,却连自己的公府和僚属都不能拥有。

由此可见,蜀汉尚书台的建立,具有削夺公卿(主要是诸葛亮)权力的作用。不过这种限制,只是在刘备驻跸成都时才会发生作用。

由于蜀汉人才匮乏,找不到能与诸葛亮比肩的俊杰,一旦刘备领兵外出征战,尚书台只能派出少数人跟随前往,即建立随军的「行台」。镇守益州与主持成都尚书台的工作,还是要交给诸葛亮来负责,使其成为刘备在后方的全权代理人。

章武二年(222)闰六月,先主在猇亭兵败后退守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并未撤回成都。他在当地大建宫城,调兵遣将加强峡口的防务,还想伺机收复荆州的失地。

洪武雄认为「刘备初似有长驻永安之意」可以信从。另外,刘备又将尚书令刘巴召至永安。谭良啸据此指出: 「刘备驻白帝城后既建行宫,同时将尚书台移来,作为自己身边处理朝政事务的机构。」

也就是说,设在永安的已经不是过去临时性质的随军行(尚书)台,而是正式的尚书机构。后来刘巴去世,刘备又召李严来继任此职。「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

罗开玉对此评论道:「刘备是要在身边重新建立一个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尚书’机构,这机构就由李严总负责。

诸葛亮在成都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意见,要通过李严的机构后才能到达刘备那里;刘备的旨意要先通过李严的机构才能到达诸葛亮的机构里!这对诸葛亮及其在成都的‘尚书’班子都是重大威胁!

刘备的这一举动,不仅含有要培植李严力量,要他与诸葛亮分权之味,也是当时蜀汉朝廷中重大人事变动的信号……东汉尚书令取代丞相之事,方离去不远,完全可能在蜀汉重演。」

如果说刘备出征时让诸葛亮在后方主持尚书台工作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那么先主回国后即调尚书令到永安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将最高军政中枢机构留在自己身边,以便就近控制,不受他人操纵,而诸葛亮「录尚书事」的职权遭到了削弱。

但是,刘备回到永安后不久便病情加重,至章武三年(223)四月病逝。他在临终托孤于诸葛亮,任命其为首辅大臣。

而刘禅继位后,诸葛亮独揽大权,蜀汉全国的军政要务均由丞相府处置 ,尚书台随即成为有名无实的机构,由此改变了此前的政体结构与刘备削夺外朝官员权力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