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将军就是一部精彩的历史，他身上浓缩了历史的精华。
1956年1月被授予上将军衔的王建安就是这样的一个将军，他剑眉星目，长身赭面，天生就容易让人过目不忘。
在战争年代，他驰骋战场，金戈天马，立下赫赫战功，和许世友并称为「山东双雄」；在和平年代，他进入纪检工作，将带兵打仗时的「狠劲」带到了监察工作中，不怕得罪人，在敢说真话方面没人比得过他，还因此得了「王青天」的名号。
在一众开国将军中，他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毛主席亲自点将
1948年7月，豫东战役胜利结束，河南首府开封被顺利解放。
与此同时，毛主席同朱老总盘算过后，决意尽快拿下山东首府——济南。
彼时，国民党在济南屯兵10万，济南由此成为国民党部队在齐鲁大地最后一个坚固设防的城市。
要想打赢这场仗，派谁去？这成为毛主席在西柏坡小平房内点灯熬油，重点考虑的问题。
很快，远在开封，刚刚收获豫东战役大胜仗的王建安就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电报：毛主席亲自召他面谈。
闻讯后，王建安当即动身，匆匆赶到了西柏坡。
在西柏坡小平房内，毛主席在王建安面前展开一张地图。
王建安只见那地图上，经过标注的，正是济南周围的国共双方战力部署。
毛主席指着那张地图，手里点了一根烟道：「千里请你来，就是要见给你一个重要任务，攻下济南！」
王建安当下内心狂喜，攻克济南，这一直是王建安在山东作战时积压心底多年的「梦想」，没有什么比梦想有一天能够变成现实更值得开心了。
只见他即刻站起身来，立正站定，如立下军令状般掷地有声地答道：「我没意见，坚决服从军委决定。」
毛主席见王建安如此，心中很是高兴，抬起手臂来，示意他坐下，接着说道：「攻克济南将是我军作战史上的一次大的城市攻坚战，这一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经过中央的考虑，决定要你到山东去，到山东兵团找许世友，他任兵团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
说到这里，毛主席略微停顿，看了看王建安的反应，后又继续说道：「许世友在胶东部队很有威望，你王建安在鲁中南也颇有名气哩，你们俩在一起那就是‘山东两雄’，别人都说一山不容二虎，‘两雄难并立’，要我说是‘孤掌难鸣’，你们二人要同心协力，这掌声才能响，战士们也会跟着你们赴汤蹈火。」
王建安听到这里，心下已经明了，原来主席叫自己来这一遭，本意在此。事实上，当时军中谁人不知，王建安同许世友「不和」，把两人分到一起，仗还能打得赢吗？
而毛主席对此似乎很是放心，王建安和许世友，说到底都是主席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虎将。
对于二人「不和」的事情，毛主席一早就有耳闻，但是他没有想说把两人同时叫来教育一顿，而单单叫来了王建安，做了一番战前「思想动员」。
由此可见，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是打算让他们自行和解的，这不可不谓是真正的「大智慧」。
而对于来自主席的信任，王建安的心中很是感激，他没多说什么，只道是：「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主席闻言大笑，他的目的总算是达成了。
随后，毛主席幽默地引经据典道：「那就这么定了，接下来咱们就上演一出【失空斩】，你就是那副将王平，失了街亭，拿不下济南，我就先斩许世友，然后打你40军棍，再官降三级，好吗？」
「是！我们定不负主席所托，攻下济南！」王建安一语立下军令状。
随后，王建安在中央指挥部听取了解放济南的重要战略部署，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就马不停蹄地奔赴山东。
与此同时，许世友也接到了中央军委的越级点将电报，要他即刻赶赴济南前线。
就这样，王建安和许世友这对曾闹「不和」的老搭档时隔多年终于在华野攻城指挥部相见了。
大敌当前，两人又各自在战场上一路腥风血雨才再次站到了彼此面前，当年在延安闹分手的过往已经被抛诸脑后。
许世友拿出了一早准备好的两瓶山东高粱酒道：「老王，自从延安分手，我俩这是第一次喝酒，过去的就都过去了，不提了，想说的都在酒里了。」
说罢，许世友仰头干了。
而一向耿直，不会说什么弯弯话的王建安见状，也拿起酒仰头干了，并同许世友约定道：「等拿下济南，我们再喝一顿。」
就这样，王建安和许世友两员虎将摒弃前嫌，再度联手，8天的时间就拿下了济南，俘获国民党济南守将王耀武。
济南战役大获全胜，而且打得非常迅速彻底堪称完美，这让远在西柏坡收到捷报的毛主席倍感惊喜。
经此一战，人民解放军攻克敌方坚固防守的大城市的信心倍增，势如破竹，而毛主席亲自点将的王建安和许世友也得以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从王建安同许世友交往的点点滴滴，不难看出，战争年代的王建安其实是有一个很有原则、很有个性的人，而这一点，到了和平年代，也无例外。
王建安躬身亲察
1954年以后，王建安历任沈阳军区、济南军区和福州军区副司令。
他经常将一句话挂在嘴边：「一个领导者，如果高高在上，只满足于自己过往的指示和经验，既不作调查研究，也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久而久之就会脱离实际，所有的施令也都会变成瞎指挥。」
为此，王建安经常下到部队和地方，搞调研。
而他下地方或部队有个原则，那就是绝不事先打招呼，下通知，从来都是轻车简行，这对他来说也更利于工作，获得最真实的一手资料。
于王建安而言，最反感的，首先是弄虚作假，其次是前呼后拥、迎来送往，再有就是搞特殊。这三点，如果别人触雷，他也一向不留情面，快言快语。
有一次，王建安将军同江青就餐。
席间，恰巧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红烧肉，王建安于是拿起筷子，指着红烧肉道：「你搞得那个样板戏，就像这个红烧肉。」
江青听到这里，抬眼看王建安。
只听王建安意有所指地说道：「红烧肉再好，也不能叫我每天都吃它吧？」
听到这里，江青大笑，第二天，就为王建安送去了若干内部电影影片。
后来，王建安将军去到一出样板戏的原型地进行考察，经过认真核实，王建安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宣传材料出入很大，宣传明显存在夸大。
鉴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周围有人劝王建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艺术作品来源于现实，但又「高」于现实。
但是一向痛恨弄虚作假的王建安还是如实上报，也因此受到影响。
1977年，王建安才重回北京，尔后进入纪检工作。
他依然秉持一贯的调研为先的工作作风，遇到弄虚作假就直言抨击。
1978年4月，王建安又下到一个部队调研。
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王建安就坐着小汽车来到了营门外，他特意叮嘱司机：等到部队起床号吹响后，你的车才能开进营区。
而他自己，下了车，先一步，走路进了营区。
当天，王建安穿着一身军装，独自到了连队操场和猪圈。
在那里，王建安遇到了一个年轻战士，同时也是猪圈的饲养员。
小战士非常健谈，很快就打听到面前这位老军人并不是他们部队的直接领导，说话也少了顾忌。
王建安见猪圈里的几头猪的耳朵都咬破裂了，就问说：「这是什么情况？」
小伙子道：「别提了，有几头是刚进这个猪圈的，不合群啊。」
王建安又问：「小伙子，我看你养得猪够肥啊，每周都能宰一头吗？」
小伙子说：「不行，按照上级的规定，存栏猪数量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已经宰了两头了，达不到规定的数了。那几头不合群的，就是从隔壁连队借过来的，这不应付参观检查嘛。」
紧接着，王建安亲自召集连队官兵开了一场座谈会，会前，王建安特意劝说各军、师、团、营领导离开，这让战士们更加愿意畅所欲言，提出问题。
就此回到北京后，王建安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道明问题，并直言，这些问题日积夜累，「到打仗的时候付出的就是血的代价」。
这也就是王建安坚持凡事躬身亲察的重要原因，即戳穿最不喜的弄虚作假，而除此之外，王建安下部队，还不喜迎来送往。
有一次，王建安下到老部队视察工作，部队领导许久没见老首长，坚持要请他吃饭。
盛情难却，王建安最终答应下来，但是约定好就吃顿便饭，叙叙旧。
结果一进饭堂，看到桌上杯碗盘碟一应俱全，饭菜丰盛，酒肉俱佳，王建安的脸色当下就变了。
他指着桌上说道：「不是说好便饭吗？这能叫便饭吗？中央下达的命令不让请客送礼，高级干部不带头，中央的指示还如何落实，把酒菜都撤下去吧，不然这顿饭我就不吃了。」
部队领导们听到老首长这么说，自觉惭愧，但还是面露难色，心存「侥幸」道：「准备都准备了，要不就下不为例吧。」
「不行，不能搞下不为例，这有什么难办的，酒未开瓶，就收起来，菜就卖给隔壁干部灶。」听到大家说「下不为例」，王建安断然拒绝。
对于王建安来说，所谓「便饭」，不是精心安排的，无非是随便上街找个饭馆，每餐就是四菜一汤，超过标准，那就不能被叫做便饭。
如此，直到大家照做，撤掉了饭桌上多余的酒菜，王建安这才坐了下来，动了筷子，和老战友吃了顿真正的便饭。
「把我骨灰撒在老家肥田」
1977年，王建安回京工作时，已经69岁，马上步入古稀。
考虑到王建安的5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组织上有意让其中一两个子女也调回到北京，以照顾王建安及其夫人牛玉清。
对此，王建安坚决拒绝，他平生最反感搞特殊，显然更不允许自己的家人搞特殊。
但是王建安的年纪摆在那里，身边没有一儿半女照顾，还是不妥，于是组织上又托人找到了夫人牛玉清，告诉了她，按规定可以调一名子女回身边工作。
为此，牛玉清再一次试探性地问了丈夫：「我们年纪大了，是否掉一个子女回京，也好有个照应。」
结果不出所料，王建安坚决拒绝：「子女不是私有财产……只要我没死，一个也别想调回来。」
这之后3年间，王建安就和夫人一同住在北京一处单元式的老房子内，房间里面没有地毯，也没有沙发，肉眼可见的只有一桌一椅，还有一床，床也不是什么流行的弹簧床，只是由条木拼成床板，下面再用两把长凳支撑组成。
1980年7月25日，王建安将军在北京不幸病逝。
而直到他离世后一个月，几位老战友和老部下才得知了王建安病逝的消息，老战友们倍感震惊：「建安同志去世，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大家互相打电话，问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不知道？
电话打了一圈，每个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甚至开始怀疑信息的真假。
直到从夫人牛玉清的口中才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建安同志一个月前已经去了。」
大家不免埋怨牛玉清，这么大的消息为什么没人通知？
而建安同志去世的消息，不光是老战友们不知道，就连建安同志的5个子女也是事后才得知的。
他们一直在外地工作，没有调回北京，甚至没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建安同志生前亲口要求的。
去世前不久，王建安一次同夫人们以及工作人员看电视，当看到电视里外国领导人的葬礼现场视频时，不禁感叹：「现如今，我们的有的追悼会越办越大，这在人力物力上不免浪费，生前廉洁，死后哀荣，也是浪费，我死以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也不进八宝山，骨灰撒在老家肥田。」
王建安病重时，再次重申了这番话，并托夫人向组织上反应。
他去世后，5个子女才从外地赶回北京，没能在父亲的病床前陪伴到最后一刻，最终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遗憾。
后来，母亲向他们转述了父亲生前的遗嘱。
他们了解父亲的为人，也知道了父亲这样做的缘由，心中的悲伤难减。
但是看着一夜之间失去丈夫在强撑的母亲，他们还是很快振作精神，开了个家庭会议。
最后根据父亲的遗嘱确定：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不组织遗体告别，不通知生前好友，不请负责同志护送遗体火化。
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他们又看到那把白金左轮手枪，那是王建安在济南战役中从王耀武手中缴获的，王建安一直精心保存着，他曾说：「这支枪象征着济南战役的胜利」。
最后，王建安的夫人和子女一致决定，将手枪送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革命文物，同时也象征了王建安将军的戎马功劳。
回首往事，王建安将军的一生，不论是战争年代的赫赫战功，还是和平年代的大公无私，都值得我们始终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