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在被问及当年中央红军为什么要进行长征时，周恩来非常直接地回答道：「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
导致红军进行长征的最直接原因就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毛主席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有直接关系。
1.宁都会议
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腾出手来，纠集10万大军，对江西苏区进行围剿，但是从进行的三次围剿，一次比一次兵多，但是均被兵力、装备和物资都处于劣势的红军打败，领导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避实击虚、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将敌人各个击破，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首次访问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对毛主席说过，「胜利者有不受指责的权利！」
然而，宁都会议上，这位指挥红军取得了巨大胜利的领导者，却备受指责，甚至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离开了红军的军事指挥岗位。
毛主席照片
毛主席在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战略战术，被认为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
在宁都会议上，只有王稼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为毛主席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
毛主席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主席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但是与会的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央局领导层的决定，周恩来在最后做了努力，希望能够把毛主席留在前线，做个助理。
周恩来明白，毛主席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他本人也特别乐意做军事指挥工作，留在前方，会对战争有所贡献。
毛主席多么睿智的人，他看清会议其实早就已经做出了决定，于是掩盖着内心的痛苦，站起来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
毛主席说完，看了看大家，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
就这样，毛主席离开了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这一幕为日后红军和中央苏区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宁都，刚在1年前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1年后又发生了对中国革命影响重大的「宁都会议」，宁都这个地方，好像注定就是不平凡的。
2.蒋介石变换战术
在组织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专门研究了毛主席在反围剿中采用的兵法战术，并在南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专门研究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问题。
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个叫柳维垣的行营参谋突然说出惊人之语：「我以为，对红军的四次作战，无论在战略上或是在战术上，我方的处置都是失败的。」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四次围剿都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说战略和战术上的处置失败，就是说蒋介石指挥不当。
其实这是参加会议的军事将领们所知道的事实，但是能在会议上把它说出来，当众打蒋介石的脸，还是需要不小的勇气的，要知道，蒋介石可不是什么大度的人，众人都替柳维垣捏了一把汗。
没想到蒋介石听到后先是一惊，并没有暴跳如雷，做出拉出去乱枪打死的命令，反而略显尴尬地说道：「好！说下去。这次讨论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说出心里想的。」
估计柳维垣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反应，于是大胆地分析了历次围剿失败的原因，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战术——堡垒战术。
柳维垣认为，整个苏区不过5万平方公里，如果采用堡垒战，利用碉堡当做进攻和防御的手段，稳步推进，红军所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等，在堡垒战中就失去了优势。按照这种战法，每天推进2里地，不出1年，就能把整个苏区全部吃完。
柳维垣提出的战法并不是新鲜的玩意儿，属于早就存在的战术，但是用在这个地方，却显得十分的恰当。
蒋介石大喜过望，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当即拍板决定采用堡垒战术这个「笨办法」，来应对红军灵活的战术。
蒋介石可能还不知道，和他对垒的已经不是毛主席了，此刻中央红军的实际军事指挥，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高级军事顾问，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李德。这个李德，将给红军带来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3.博古与李德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张国焘等去了苏区。
26岁的博古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到达苏区后，博古很快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最高首长。
博古成了最高首长，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眼前，那就是博古不懂军事。虽然他马列理论读得滚瓜烂熟，但是对于行军打仗，却是一窍不通。
天幸共产国际「雪中送炭」，送来了一位高级军事人才李德，令博古喜出望外。
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一肚子学问，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此刻被派到苏区来，不是「雪中送炭」又是什么？
李德的到来仿佛让博古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把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全部给了李德，把李德安排到一个独立的房子里，李德就在这间房子里，按照并不准确的地图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
李德一到苏区，就把之前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嗤之以鼻，抛到一边，认为那不过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把他过去的那点儿可怜的「街垒战」经验搬来了，把从苏联学来的那套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到了中国反「围剿」的战场上。
中国有句成语叫「纸上谈兵」，用在李德身上最恰当不过。事实证明，李德的到来并非「雪中送炭」，对于红军而言，是一场灾难的开始。
李德
蒋介石被后人嘲笑为「微操大师」，而我们的李德也是未遑多让，在指挥红军作战上，做到了事无巨细，甚至连阵地上一门火炮、一挺机枪的位置都标记的一清二楚。
李德再将这些做好标记的地图交给前线的指挥员。前线的指挥员只能根据李德的规定去部署战斗，不管是哪一级指挥员，都无权擅自改动，哪怕是变动一下一门火炮、一挺机枪的位置都不行。
红军在李德的指挥下，采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战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李德的指挥，说白了就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岂有不败之理。
4.毛主席的建议
要说蒋介石第五次采用的堡垒战术，真的就没有破解之道吗？如果是毛主席来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答案是肯定的，毛主席当时被排除在外，不让他涉及军事指挥，但是他却一直关注着战场的态势，并在关键时刻提出建议，一个能扭转乾坤的建议。
正在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被动之时，福建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统治集团决裂，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开火。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毛主席敏锐地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主席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的眼光注重全局，根本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前三次反围剿中就反复利用这种战术，在多年以后对胡宗南的作战中，也采用了这种战术。
毛主席风趣地称这种战术叫「换防」，国民党军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来，红军就让给他，红军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新的根据地。
当然了，国民党军是不会同意红军到苏浙地区的，必定回防其根本重地，红军就由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国民党军则变成战略防御了，攻守形势一旦移行，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就失去了作用，而红军则可以发挥特长，在运动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必定能够恢复。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拒绝采纳毛主席的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怕红军转向国民党统治区而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国民党军后方的进攻，又没能援助福建的19路军，错失了扭转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后的机会。
5.被迫走上长征路
一切几成定局的时候，李德想起了毛主席的建议，突然灵光一现，决定派出敌人后方去，不仅可以牵制一部分敌人，当然愈多愈好，而且可以起到缓解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
于是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在寻淮州和粟裕的带领下出发了，其目的是为了吸引围剿苏区的敌军，缓解苏区的军事压力。
但是此时为时已晚，况且派出去的只有区区4000人，装备简陋，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根本就不能起到大的作用。
红七军团经过艰苦的战斗，最后只剩下粟裕带领的500多人，钻进浙江南部山区，开始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坚持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在以后的淮海战场上大放异彩。
在一连串的军事失利后，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堪称史诗的伟大长征，在长征开始前，博古和李德不打算带上毛主席，是周恩来极力争取，两人才勉强同意带上毛主席。
历史又一次证明，正是这个决定，才彻底改变了红军的命运，让红军在之后的日子里，摆脱蒋介石的追击，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