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元朝时期，怯薛不仅是一种官职，更被认为是导致元朝短命的元凶。这个神秘而又颇具争议的怯薛制度，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成为元朝覆灭的罪魁祸首？这个引人深思的历史问题将引领我们穿越时光，深入了解元朝的政治制度和为之埋下祸根的怯薛制度。
在这个前言中，我们将揭示怯薛制度的神秘面纱。怯薛在元朝担任何种官职？他是如何成为元朝政治机构中的关键因素？更重要的是，为何怯薛制度被认为是导致元朝短命的罪魁祸首？
一、怯薛：大汗的左膀右臂
在元朝这场中原政治的盛宴里，真正掌握大权的，并不是我等汉人眼中金章紫绶的丞相。而是一个看似低调的官职——怯薛。怯薛发源于蒙古游牧部落时代的「那可儿」。那可儿原本是部落首领的贴身护卫，与首领之间是仆从与被仆从的关系，而并非奴隶。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主人。
铁木真在建立蒙古军事系统的时候，也带着六名那可儿作为自己的侍从官。这就是怯薛的雏形。后来，这六名侍从官各自带领一千勇士，组成了铁木真麾下的亲卫军。当铁木真夺汗位称大汗后，这支亲卫军迅速发展壮大，达到了一万人。为了保证政治可靠性，这一万人全部由蒙古贵族子弟组成。他们与大汗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是大汗的左膀右臂。
等到忽必烈灭宋，怯薛的职能进一步扩大。不仅要保卫皇帝，还要负责皇宫的杂务。比如有专门管理皇宫酒水的怯薛，也有为皇帝起草文书的怯薛。可以说，怯薛基本上包办了所有皇帝需要他人辅助的事务。
在元朝，怯薛才是真正代表皇权、行使皇权的核心人物。举个例子，蒙古人有一个官职叫「大断事官」，职权极大，专断生杀。我等汉人问蒙古人，这个官职地位如何，蒙古人说只要他想管的事，没有他管不了的。
可汉人找不到相对应的官职，只好尴尬地称他为「宰相」。其实这个所谓「宰相」，只是皇帝派出的副手，代表皇权的分身。真正理解怯薛的权力和地位，就能理解元朝的政治运行之道。
而另一方面，我等汉人也只能用自己熟悉的官职去对应怯薛。于是乎，一名怯薛可能同时兼任中书左右丞相之类的职务。可实际上，这些官名在怯薛眼里不过是虚衔。怯薛的真正身份和地位，在于他们是皇帝的心腹，是天子家中的奴仆。
这样的制度存在诸多隐患。首先，皇帝过度依赖怯薛的本质就是削弱了自身对重要决策的控制力。这让帝国的政治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群皇宫佞幸。并非皇帝本人决断。第二，怯薛权力过大也容易滋生凌驾于君主之上的心态。当机会来临时，不排除它们发动政变夺权的可能。这在后期证明是元朝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元朝对怯薛的优容也导致政治上的严重腐败。大量賄賂通过怯薛之手输送给皇帝及其家人。甚至连皇位承袭都无法避免被怯薛操纵的命运。这无疑加剧了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
最后，元朝的汉人官僚看不惯怯薛的专横跋扈。在他们眼中，这些蒙古俊臣只是皇帝身边的奴才，依靠皇恩而非才干高位。 汉人官僚与怯薛之间的仇视积怨，也成为元末政局失控的导火索之一。由此可见，怯薛的存在及其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为元朝蒙古政权埋下了诸多隐患。这些隐患终将在历史洪流中化解，导致这个外来政权在中原的覆灭。
二、满足怯薛致财政枯竭
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某个时刻停止扩张，并面对巨大的内政压力。对蒙古帝国而言，这个时刻就是忽必烈灭宋称帝的时候。灭宋之后，蒙古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治理这个新并入的庞大帝国。南方和北方的社会结构差异巨大，统治方式也全然不同。而皇帝左右的怯薛，作为蒙古贵族利益集团的代表，同样需要皇帝的眷顾与馈赠。这无疑给元朝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元廷在南方沿袭了宋朝的复杂税收体系，以保护本地士绅阶层。这批南方士绅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元朝的财富流向，是不可或缺的统治基础。而他们往往以儒家思想来反对皇帝加重税赋、清丈土地。在他们眼中，这是与民争利、剥削人民。
与此对立的是以哈米德为代表的西域财政官僚集团。他们主张清查户口、重新测量土地，以此大幅扩充元朝的税收来源。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蒙古贵族特权阶层迅速膨胀的开支。
然而汉人士绅坚决抵制这些举措，双方矛盾激化。皇帝在两派争斗中左右为难。他明白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帝国的生存极为重要，却也无法抛弃南方士绅这个统治基础。
于是往往是妥协于南方士绅，通过暂时的包税方式凑合。这让财政收入难以大幅提升，军费开支也无以为继。更要命的是，皇帝迫于政治环境，不得不持续甚至加剧对怯薛权贵的支持与馈赠。
这无疑雪上加霜，令元廷的财政情况雪上加霜。要知道，怯薛这个基本盘如果保不住，皇帝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为了满足怯薛，皇帝不得不疯狂印钞票、滥发纸币，结果造成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国库空虚，军费无着，危机因子在这恶性循环中快速蓄积。这样的财政怪圈毫无疑问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让这个外来政权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怯薛致军制崩溃
元朝频繁的战争同样消耗了大量军费，这使得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步步艰难。长年战乱不仅消耗国力民力，也严重影响了蒙古传统的军户制在元朝的运行。北方汉人军户因战乱激增的赋役而逐渐衰败、破产、逃亡。许多军户沦为印籍户或隶户，丧失了自主权。
南方继承自宋朝的士绅地主阶层又无法实行军户制。两方结合，使得元朝逐渐丧失了汉人的武装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各路蒙古、色目军阀，而这支外来武装力量往往忠诚于皇帝个人，而非帝国整体。这无疑埋下了各类动荡和政变的隐患。
而要补充南方军力，皇帝又只能不断重新调拨北方军户南下充数。这无异于杀鸡取卵，结果导致北方军户迅速衰竭。一旦北方军户也濒临全面破产时，元朝便会在军事上暴露出难以填补的空白。这无疑威胁了帝国在中原的统治基础。
当财政已然枯竭的时候，皇帝为了应对军费开支，也只能通过滥发货币和严酷的摊派役来支撑。结果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而百姓也在苛捐杂税下呻吟不堪。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元朝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各种灾祸与叛乱接踵而至。
四、家奴共治？注定覆灭
那么，元朝为何最终走到覆灭的终点？关键就在于它根本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帝国。我等汉人可以容忍皇帝专制，却无法接受皇帝与一群家臣共治天下的景象。这与中原两千年的政治伦理完全相悖。
中原王朝的合法性建立在「天命」思想之上。天命加持于一位明君之身，使其言行代表天意。臣下必须绝对服从。一旦皇权被家臣瓜分，君臣之义就成空文，政权合法性也难以为继。
可对于蒙古人而言，怯薛就是他们的政治常态。大汗必须优待作为自己「内廷」的怯薛，两者共同统治蒙古帝国。 没有了皇帝，怯薛也难以立足；没有怯薛的支持，皇帝也难以治世。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一体。
于是，这就注定了一个悖论。大汗想要绝对的皇权，却无法摆脱怯薛的掣肘；怯薛又必须依附大汗生存，双方无法分割。这个悖论在元朝统一中原以后达到极致。皇帝必须满足怯薛不断扩大的政治和经济需求，才能维系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
但这无异于毒瘤生根，最终让财政军政的负担超过这個外来政权的承受能力。我等汉人官僚自然也看不惯这种「家奴共治」的可笑现象。 汉人文人官僚与怯薛之间的仇视积怨，终将在政治斗争中爆发，导致元廷的国家机器解体四分五裂。
结语
蒙古帝国之所以覆灭，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家奴共治」的怪胎。这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格格不入。它的覆灭亦是历史的必然。元明更替，正是中原政治迷途知返，重新确立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体系。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所有执政者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