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地区和苏北的战略重要性，陈毅在一九四0年五月以前，主要是从自己的实践来体会的。因为在这之前，陈毅还不能同党中央直接通电报，情况都得由项英转报或转告。项英却对发展华中开辟苏北并不积极，有些中央的重要指示他没有转告陈毅。
同中央要求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相反，项英主张向南发展。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分会书记，东南半壁归他领导。他有他的一套想法。
项英分析：以上海市和苏南地区为中心，加上苏北沿江，浙江沿海，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擎生发达的老家，也正是这些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老窝。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以后，此地又成为日汪的心脏地区。这地区的工商业，进出口贸易，占全国五分之三。大利所在，日、称汪势在必争。共产党新四军插到这个地区去发展，和国民党的矛盾势必激化，日、汪也绝不会容忍。加上这地区多系平原水网，火车、汽车、轮船交通便捷，敌顽兵力集中，我军处境尤为不利。项英认为向江南敌后进军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结果必将是既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在「扫荡」摩擦中把部队搞垮。
项英判断：日军必然要打通浙赣铁路，攻占金华、上饶，到那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在上饶一带存身不住，将会逃到闽西或赣南，他们的主力部队也将撤走。我军便可以乘虚而入，在新的敌后地区：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大大发展，甚至可以恢复当年的中央苏区的领土，在中国南方打开偌大的一个天下。这就是项英醉心的但没有正式见诸文告的「三山计划」或「黄山、天目山计划」。
正因为「不见兔子不放鹰」，想要在预想中的大发展来到的时候再把主力部队和干部撒出去打开局面，项英就老想多多益善地把主力和军政干部集中在军部附近，放在自己「兜」里。这就给前方的负责人带来困难了。一、二支队东进时，是带了一团二团、三团四团，共四个主力团，三支队的六团虽不归陈毅指挥，也随后到了苏南。皖南只有三支队的五团和军部特务营。可是不到半年，项英就下令把一团、三团调回皖南，作为交换，拨六团归一支队指挥。这样，留在苏南前线的主力五个团减少为三个团了。
一九三八年春夏就因为项英的犹豫延宕而使一、二支队的东进迟误了两个月，失去了迅速发展的宝贵时机，一、三团的调回更使苏南的兵力拨拉不开。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来到皖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内容，同项英等商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但是项英仍然不想执行这个方针。要管文蔚退出扬中，不让叶飞东进，都是实例。皖南集中那么多干部不肯轻易放出来。带服务团到苏南来的领导干部因为同意陈毅的要求留下了几个团员(包括张茜在内)在苏南工作，还吃了项英的批评。在军部，原来红军时期的团职干部在干着营职工作，或在教导队学习，在前方，红军时期的战士已当了排长、副连长了。陈毅急需干部，急需部队，他既要坚持和扩大茅山根据地，又要东进北上，「来一个排长就能发展起一个连！」然而项英不给。
陈毅发展苏南、开辟苏北的巨大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直到一九三九年冬，进入苏南的一年半之后，才有叶飞、陶勇的主力部队在苏北立足，初步地实现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而苏南和苏北的抗日大权，还是操纵在冷欣和韩德勤的手中！
正是在这时候，全国以及华中的局势一天天严重起来了，华中的战略重要性一天天明显起来了。陈毅身处前敌，肩负重任，加以历来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就特别感到情况紧急，寝食不安。
原来在当时，华北这盘棋，已经下满了棋子。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发展遍及华北敌后各地。日寇在对国民党加强诱降的同时，把他侵华总兵力四十三个师团的一半以上即二十三个师团调集华北，专力对付八路军。华北敌我双方，面面相逼，「寨对寨，门对门，碉堡对着地雷阵。」我八路军战略机动的余地已不怎么大了。
在冬雾弥漫的山城重庆，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偷偷地酝酿着一个向日寇全面投降，同日寇合作反共的大阴谋。国民党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我粉碎以后，逐步地把摩擦的重心由华北移到华中，让日寇在华北对我疯狂「扫荡」，国民党则在华中多路进攻新四军。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日、顽之间已有默契分工，而这种遥相配合的行动，正是为日、蒋、汪合流作准备的。
这就使华中的战略重要性倍增。我军必须尽快夺取华中。夺取了华中，抗日力量会大大发展；夺取了华中，华北的八路军同长江沿岸的新四军就能联成一片。华中幅员广阔，日寇驻军远不如华北多，我军可以「落子」的空白棋盘大，八路军、新四军便有了战略机动的余地。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联合向我大举进攻时，我党我军就不会处在难以动弹易被扼杀的地位。
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当时在电报指示中异常突出地宣告：「华中是我最主要的生命线。」党中央并具体地要求：「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津浦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于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为此，中央派八路军主力二万由山东南下，将会同已在华中敌后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四、第五、第六支队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派去苏北的挺进纵队与苏皖支队共同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胡服作为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来到华中敌后，正是来领导实现这个战略任务的。他和中原局的其他负责人一起经过好几个月的调查研究，着重分析了大别山、伏牛山和苏北平原的不同条件，明确了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于我军发展的地区。因为苏北大片土地全属敌后，我军有理由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仅有的国民党顽固派头子韩德勤，勾结敌伪，反共残民，排斥吞并异己，失道寡助，又孤悬敌后，国民党中央很难接济和增援。而豫皖等地则面敌背顽，易受夹击；向西推进则是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我军到国民党地区去发展，就破坏了统一战线、违背了民意，政治上很不利。我军当时已对苏北形成三面包围(东面是海)的态势，胜利夺取的把握较大。
苏北地方辽阔，人口两千万，南临宁沪，北控徐蚌，便于将山东、淮北，淮南、苏南等战略区联成一片，凭江据海，依托水网，可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由此西进，在有利时机配合八路军发展中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胡服和中原局的这一战略判断对于华中的争夺极为重要，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当时在党内，对于发展华中以什么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有着不同意见的认真探讨。其一中主张八路军进入豫皖开展大兵团作战的意见有相当大的权威和实力。当时的陈毅还不是中央委员，消息又闭塞，根本不可能与之辩难。胡服持此判断，便帮助党中央下定了突击苏北的决心。这样，发展苏北就不只是新四军的一个局部性的任务，而是上升为争夺华中的重点，摆到我党我军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性的位置上了。
和胡服来到华中差不多同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统一指挥苏南的以及苏北沿江的新四军部队。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这加强了陈毅的职权，江苏方面的军政大计，由陈毅来主持了。
但在一九四0年五月之前，由于彼此还不能直接通报，胡服和陈毅对于开辟苏北虽然各自都有宏大的计划，计划的基本精神又是不谋而合，所见略同，互相间却是并不很了解的。正像胡服不大了解陈毅多次建议项英转移到苏南以集中兵力挺进苏北一样，陈毅也不大了解胡服已选择苏北为主要突击方向。所以陈毅当时对新四军的发展和苏南苏北的斗争，忧心如煎。他最感焦虑的是兵力分散，以致战局无法有突破性的进展，极其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过去，日、顽却勾结配合，步步进逼。
苏南部队在陈、粟手头的，不过三千人，无法击破冷欣的几个师的压迫进攻。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不过三个团，也无法歼灭韩德勤的主力。皖南新四军军部拥有主力一、三、五团等七个团，但踞处在国民党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无法机动，正如顾祝同的高级幕僚所见是「瓮中之鳖」，对发展华中起不了作用。一九四0年三月起，情况更加紧张。韩德勤突袭围攻半塔集，皖北的李品仙准备大举进犯，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则集中了五个师、一个旅，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的态势。顾祝同用大军压境作威胁，严词责备新四军不该违反军令，听任所部越出规定防区到了江北，竟勒令将四、五支队和叶飞、陶勇部调回往南，否则将用武力解决。
面对这样的严重局面，陈毅和项英的态度和作为迥然不同。
陈毅和粟裕一再向中央和项英建议。希望军部离开皖南绝地，率主力向苏南靠拢，陈毅在苏南的部队便可集中去苏北打开局面。陈毅对项英说过：军部云岭村村口有块斜方形的巨石，叫做「簸箕石」，簸箕口向着云岭村内，老百姓迷信说簸箕向里畚，这是云岭大户人家招财进宝的好风水。军部却不同，处于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的「簸箕」之中，簸箕口向着日寇占领的长江，可不是好风水。军部还是到江南有发展。将来要向南进军也可以，先向北开辟了苏北，和八路军打成一片，有了可靠的后盾，然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向南。陈毅的建议体现了远大的战略眼光。
四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同意陈、粟的建议，指示「皖南军部速移苏南为宜」。项英起先也表示同意。从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控制的郎溪、宣城地区到军部驻地泾县云岭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左右，如果双方对进，一天一夜的强行军即可会师，决没有遭受截断包围的危险。当时双方都已派出参谋人员政工人员共三十多人(军部派出的人由作战科长李志高带领，苏南的人由作战科长吴肃带领)，勘察道路，测绘地形，选定了必要时的反摩擦战场，调查了沿途的群众条件，社会情况，并约定了电台呼号扁通信联络办法。粟裕还布置了三个团去迎接和卫护军部。但项英又忽然动摇，停止了移驻苏南的行动，并派政治主任袁国平来向陈毅解释。
陈毅眼看功败垂成：大发「政治脾气」，对项英、袁国平提出尖锐批评，并要袁国平把中央的指示告诉他。袁国平为人诚笃，如实相告。陈毅才惊愤地发现项英对他这个副书记也「封锁消息」，中央的指示不对项英口味的就不传达。陈毅大声抗议，要求袁国平回去报告项英转达中央：「我陈毅要和中央直接通话」后来的实践证明，陈毅的这一个激愤殷切的呼吁是多么正确和及时！
陈毅最后一次去皖南军部将回苏南时，项英送他，并一再问他还有什么意见。陈毅同项英从三年游击战争起在一道工作多年，生死与共，经常「吵架」，但感情却颇深厚。陈毅每次到军部，并不住招待所或另辟住房，总是在项英房间里正对项英的大床搁一个门板铺，两人同吃同住同「吵嘴」。这次见面陈毅想了好多，说：「我给你排个‘八字’吧，你是‘五心不定，输个干净’。」没料想这一别竟成永诀，这「八字」竟「不幸而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