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面对陈永贵的一连串质问，邓公反问：你入党才多久？
1980年1月，国务院会议结束后，副总理陈永贵找到了邓公。
心中满载着一系列看法，他迫切需要向邓公提出。
陈永贵，一个农民出身的副总理，对于邓公目前坚持的经济改革方针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
这并非陈永贵首次就此事找邓公交流，当年改革开放之际，众说纷纭，而陈永贵一直是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
激烈交锋
当初邓公打算复出时，陈永贵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然而，邓公复出后，他选择了一条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使陈永贵的内心感到强烈的震撼。
在之前的几次会议上，陈永贵对邓公提出的方针都表现得不太配合。
而这一次，陈永贵决定毫不留情地直言不讳地与邓公沟通。
邓公对于这次对话早有预料。
他明白，面前的陈永贵是一个极为倔强的人，但正因如此，他更加有必要与陈永贵坦诚相待。
一踏进休息室，陈永贵便怒气冲冲地开口：
「小平同志，你最近不停地开会，一个接一个提出新点子，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得问一下，你到底是要不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是否还坚守毛泽东思想的崇高旗帜？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你到底认不认可？」 连串的质问让邓公感到很无奈。这样的质疑他已经听过无数遍，但总是难以解释清楚。
总有人认为必须一条老路线走到底，否则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
然而，如果毛主席仍然在世，可能也不会同意这种僵化的观点。
此时，邓公心中涌上一股怒火。
因为陈永贵频繁提出意见，质疑国家政策，如果只是关乎邓公个人，他或许可以忍受，但问题是，陈永贵实实在在地妨碍着政策的推动。
邓公之前曾多次尝试与陈永贵沟通，希望让他理解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但陈永贵的思想观念太过固执，即使邓公不厌其烦地解释改革开放的方向，他依然无法接受。
这一次，邓公没有再费口舌，直截了当地对陈永贵说：「你加入党不久吧？你的问题太过可笑，你的想法像个幼稚的孩子，以后在提问题之前，先审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符合共产党员的标准。」
陈永贵意想不到邓公会如此直言不讳，一时间目瞪口呆。
邓公接着说：「你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要服从党的规章制度和领导，就像我们当年一样服从。如果背离组织，谋求私利，那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处理方式也不是党内矛盾处理的方式，而是依法处理。」
陈永贵彻底哑口无言，邓公见状，便独自离开休息室，留下陈永贵独自思考。
邓公之所以对陈永贵态度严厉，并非个人针对，而是因为推行改革开放太过艰难。若不展现坚定态度，那不易探索的道路可能会再次受阻。
或许邓公的话产生了影响，随后陈永贵没有再公开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
经过反思，陈永贵感到自己的视野不再适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职务。
于是，他主动提出了辞职。
改变命运
陈永贵对改革开放的坚持与他个人经历息息相关。
在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陈永贵的生平故事极为特殊。
他并非来自革命队伍，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却因其杰出的个人事迹得以进入中央。
陈永贵出生于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大寨。尽管如今大寨在人们心目中是模范村，但在他年轻时，大寨几乎是一片荒地，频遭洪水和泥石流侵袭。
当时，饥饿致死在大寨司空见惯。有一首童谣流传着：「当长工，没被褥，卖子女，当乞丐，好女不嫁穷大寨。」
陈永贵的家庭也有四人死于贫困和饥饿。尽管困苦，大寨人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但陈永贵却不甘心。他下定决心改变大寨的命运。
他召集全村人，男女老少一起在白驼沟修建了二十四道堤坝。
在严寒的冬日，他们艰苦劳作，但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全村没有人退缩。18天后，他们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工程。
然而，这还远远不够。随后，陈永贵继续带领村民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开垦。
当陈永贵开始垦荒时，很多人觉得他疯了。大寨贫穷了几百年，即便垦荒，又能有多少收获呢？
然而，陈永贵创造了奇迹。第二年，他带领村民修建了梯田，但没想到不久后，虎头山发生了山洪，两年的努力化为乌有。
尽管已垒起石坝，但村民对自然的了解有限，无法科学引导山洪，面对天灾，束手无策。
很多人打退堂鼓，但陈永贵不放弃。他在大柳树下一次次号召，最终让村民鼓起勇气，决定再战。
1957年，在陈永贵的带领下，大寨村民展开了新一轮战斗。
这次，他们详细研究地形地貌，吸取以往教训，为洪水留出通道。
1963年，大寨村再次遭遇洪水，但这一次，他们成功地将洪水牢牢挡在了堤坝之外。
解决了洪水这个心头大患后，大寨村的村民们终于能够安心开垦土地。
曾经靠乞讨为生的村民们终于能吃上自家种植的粮食，土地亩产量从过去的30多公斤一下子增至200多公斤。
几年后，大寨村的亩产量已突破千斤。
60年代末，饥饿困扰着全国各地，因此，大寨的奇迹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陈永贵的名字也一夜间传遍大江南北，许多记者从北京、上海等地赶来采访陈永贵，甚至有不少外国记者。
人们都想学习大寨的精神，重复这个奇迹。当然，这其中也夹杂着不少质疑的声音。
一步登天
大寨取得如此成就，却付出了巨大代价。
那些奇迹未发生时的冬天，村民们凭着顽强意志力度过来的。
有人抱怨陈永贵对村民如同机器般使用，还有人觉得大寨村民的付出与所得并不相称。
但对陈永贵来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的。至少现在，大寨村的村民过上了更加人性化的生活，他做了一件影响长远的好事。
国家对大寨村的经验非常重视，陈永贵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他的领域很快不再局限于一个小村子。1969年，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
此前，他还只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但现在，他突然间一跃千里。
直到1973年，大寨的激励力量让陈永贵再次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
或许大寨的奇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到了陈永贵的个人身上。
国家的认可让陈永贵备受激励，他极力推广大寨的精神。
然而，在推动工作的过程中，陈永贵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全国各地的村庄有着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因此，他们改变命运的方式不可能完全效仿大寨。
然而，当时的人们无暇顾及这些。
大寨已成为全国的楷模，陈永贵的晋升更让许多官员嫉妒。
于是，各地开始盲目效仿大寨，却忽略了实际情况。模仿进行了很多次，但在许多地方，学习大寨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村民们虽然付出了努力，但未能像大寨一样过上充实的生活。
甚至有些目光短浅的官员，为了响应大寨的精神，在东北广阔平原上也试图模仿大寨的梯田。
更甚者，他们忽视了陈永贵的劳动成果，只看到前期的辛苦，盲目地带领村民在寒冬深夜修筑堤坝，却换来了无用的成果，没有增加更多粮食，只让农民叹息不已。
陈永贵是大寨精神的奠基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他所坚持的理念也逐渐变质。
他固执己见，这个性格有利也有弊。固执性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刻带领村民开辟出一条生路，但也使他难以接受新思想。
比如在70年代，随着科技进步，国家开始机械化，大寨周边一些山区村庄安装了滑道，节省了挑粪、挑粮食的人力。
然而，陈永贵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理解这种先进装置，坚持认为使用这种方式会削弱大家艰苦奋斗的精神。
因此，他依然选择用肩膀挑重的粮食，而大家也仿效他的方式。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固执阻碍了村庄的进步。
陈永贵并非坏人，但他与时代脱节，在国家高位却成为进步的绊脚石。
过了很久，陈永贵终于领悟到了这一点。
在面对记者时，已经辞去职务的他感叹道：「我吃了不少苦头。以前若上级要求九十九，我总要干出一百零一。当初我最看不惯机关的八小时工作制，后来才明白，那是为了一点点自由而付出的巨大代价。
身后毁誉
尽管许多人对陈永贵依旧心存敬意，他对名利看得很淡。
成为副总理后，陈永贵的心仍然专注于工作，他希望将大寨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
或许这一举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当时陈永贵的确希望人人都能有饭吃。
即便因副总理职务调往北京，陈永贵仍坚持不占国家的便宜。
他拒绝迁入北京户口，也不接受国家的额外补贴，坚持依靠村里的工分。
作为副总理，应有相应数量的警卫、秘书、服务人员，但他觉得太浪费，数次拒绝，最终坚持只要一个警卫。
退休后，他的生活更加朴素艰苦，家里最贵重的或许就是书架上的一堆书。
偶尔有人来看他，并带着一些贵重礼物。
但每次陈永贵看到有人送礼，就会生气，坚决退回或者从自己的工资里还原价。
他常对家人说：「让领导富裕很容易，让群众都富裕，太难……」
随着时代的改变，能理解陈永贵想法的人越来越少，不过，邓公其实是理解这位曾经的副总理的。
尽管陈永贵和邓公意见不合，但邓公依然对他十分尊重。
1980年，就在两人发生分歧后不久，邓公曾说：「要坚定立场，不必惧怕批评，批评也是件好事。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上曾表扬过大寨的奋斗精神，向大寨学习没有错。」
尽管陈永贵已经辞职，但邓公要求继续保持其副总理待遇。
偶尔，邓公还会与陈永贵交心，他深知陈永贵的精神可贵。
在陈永贵去世后，邓公坚持要求以副总理规格为他举办葬礼。
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被安葬回故乡，墓碑上刻着「功盖虎头，绩铺大地」八个大字。
陈永贵的所作所为曾引起争议，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
但在他离世后，人们仍然承认他的贡献，他是大寨村的功臣。
对于一生的辛勤付出，陈永贵或许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最后得到人民的肯定。#百家帮扶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