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一个人经历过腥风血雨的战争年代，又度过了国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时， 他的身上总会留下不同时代的烙印，例如战斗到底的牺牲精神。反之，时代的长河里也会留下专属于他的痕迹，例如发人深省的战斗故事。
杨勇将军便是这样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个屹立不倒的军人的楷模。
「不惜一切，绝对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1913年10月28日，杨勇出生在文家市清江的一个贫农家庭，虽然家庭贫困， 但在父母的努力下，他可以上学堂，接受教育，不用过早地为生计担忧。 在学校读书期间，杨勇参加了童子军，并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渐渐地，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17岁的杨勇正式参加了工农红军。从此，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革命事业。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两军会师后，党中央决定北上。然而，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搞起了分裂红军和党内团结的活动。提出南下川康边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并强烈要求中央放弃北上的方针。
针对张国焘的这一行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议上坚决否定了他的主张，明确指出 「如果南下，前途极端不利」，并反复强调北上。
张国焘得知后恼羞成怒，私下召集亲信， 准备对中央红军采取军事行动，裹挟中央机关南下。 在这一关键时刻，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立即向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根据叶剑英同志提供的信息， 党中央连夜率领一、三方面军单独北上，避免了一次内部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
为了保障中央安全，毛主席命令红三军派一支部队掩护中央机关 。红三军军长彭德怀立即向杨勇同志下达了这一命令。
那天，彭德怀叫来杨勇，十分严肃地对他说道： 「杨勇同志，张国焘要南下，这不行。中央已经决定要我们单独北上，立即离开这里。你们的任务就是掩护中央机关，保障中央机关的安全。必须格外小心，做到万无一失。」 下达命令后，彭德怀不放心地又强调道： 「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出了问题，可是要唯你是问的。」
杨勇郑重地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他急忙召集开会，向大家传达了彭德怀的命令， 要求不惜一切，绝对保证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半点差错。
于是，杨勇率领全团400多名官兵一起悄悄护送中央机关离开。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率先出发，毛主席手拿一根木棍当拐杖跟在后面。杨勇见状，准备搀扶他一把，没想到毛主席却摆摆手，连声说道： 「不用不用，我能行。」
「你就是杨勇同志吧？告诉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决不能做红军打红军的事。」 毛主席抬头看着他叮嘱道。
杨勇深深地点点头，此后一段时间，他几乎寸步不离地跟在毛主席身边，一直到了陕北。离开的当晚，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不过，天刚蒙蒙亮时，后面却有几十个人追了上来，等他们走进一看，最前面打头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
毛主席跟李特等人在一处寺庙里进行了短暂但激烈地交谈。毛主席直言不讳地跟他们说道： 「想要南下的，请便，想要北上的，也请便，决不强迫。」 紧接着，毛主席便镇定自若，一脸自信地指出： 「我可以告诉你们，南下没有出路。现在不想跟中央北上的，我们等一等。我相信，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
李特一听，恼羞成怒， 大喊「毛泽东是逃跑主义」、「破坏团结」。 说话间，李特习惯性地拎起了腰间的手枪。 杨勇见状，几个大步走了过去，挡在了毛主席的面前。他眼睛一眨不眨死死地盯着李特和他手里的那把手枪。 杨勇满脑子想的是， 无论发生什么意外，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气氛僵持了一会儿后，李特一行人见自己讨不到什么便宜，便悻悻离开了。这时，毛主席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杨勇，拍了拍他的肩膀，高兴地说道： 「你可是一员猛将呀，关键时候有那一股子虎劲。我们的红军战士就是需要这样的气势。」
「主席义正言辞，他们理屈词穷，这就是邪不压正。」 杨勇认真地回答道。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与当地的红军胜利会师。杨勇安排好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住处和保安工作后，才稍稍松了一口气。直到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保卫中央机关的任务已经完成。
此后，杨勇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战争中。1945年11月，根据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命令，成立了第七纵队，杨勇担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委。
在刘邓大军里，杨勇的「勇」是勇冠全军的「勇」，邓小平既对他十分赞赏，夸赞有加，又曾十分严肃地批评、鞭策过他。 但无论是夸奖还是批评， 从中都能看出邓小平对他的爱护和殷切期望。
「要以中央文件为准，以红头文件为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年的屈辱后，终于迎来了当家作主的新日子。
然而，和平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也存在对现实情况的错误认识和判断。
1973年，根据毛主席的决策，邓小平再次复出，杨勇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四届人大召开前，他曾激动地对老战友王猛说： 「邓小平同志现在主持常务工作，毛主席说，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有什么问题今后会好办。」
不过，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的处境再次变得艰难起来。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将矛头转向邓小平并逐渐公开化。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静观其变。
之所以不动声色，是因为 杨勇认为自己的老首长是正确的。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行各业出现的喜人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杨勇依旧忙于工作，召开民兵工作会议…… 但唯一不做的就是「反对邓小平」。 杨勇还专门对负责宣传、文教工作的贾那布尔表示： 「你读宣传部、报社、新华分社，一定要注意掌握着点。……现在的斗争很复杂，你们不一定了解，在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瞎跟。」
1976年2月上旬，在新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到了要如何看待邓小平的相关事件时，杨勇在大会上明确指出： 「要以中央文件为准，以红头文件为准。」
他随手拿起身边的一张报纸，挥舞着说道： 「这些报纸刊物不足为凭，只能做个参考。」
杨勇的这些话，被在场的一位新华社记者写了下来，并送到了北京。随即， 新疆的形势急转直下，杨勇首当其冲成为了那些人的目标。
尽管如此，杨勇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再次表态称：「 我相信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判没有错，我也相信邓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我们就是要按兵不动。」
2月24日，杨勇等人收到中央通知： 到北京参加紧急会议。 29日，会议开始小组讨论，「批评邓小平」毫无例外成为了主流。杨勇在看过会议文件和简报后，感到十分为难 ：如果跟风批评邓小平，则违背了他的心愿，丧失原则；如果不批评邓小平，又很难过关。 于是，杨勇拿着【毛主席重要指示】为自己做了辩护，他说：「 毛主席讲‘他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我们要坚持称邓小平为同志，反正我们没有那么高的调门。」
3月1日，根据【毛主席重要指示】，杨勇针对邓小平的情况作了发言：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学习元旦社论之前，由于自己路线觉悟不高，识别能力差，没有看出问题，并且传播贯彻了。……从这次教训中，使我进一步体会到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杨勇这番话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会议结束后，由于会议内容大多是关于批评邓小平的声音，杨勇交代贾那布尔： 「回去后，我们不要翻印，不要扩散，不要传。对于邓小平的问题我是想不通的，小平同志没有错，这样做是不得人心的。」
因此，回到新疆后， 在邓小平这一问题上，杨勇选择了消极应对。 与此同时，为了减轻常委的压力，他更是一力承担了所有责任。
同年6月至9月，杨勇将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了军队中。期间， 军区共召开21次常委会，但会议内容没有一次是关于讨论邓小平问题的。
可以看出，杨勇是十分相信自己的老首长的，也是相信自己的判断的。
表面风平浪静，实际上已是暗流涌动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关于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声音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阻挠的势力在蠢蠢欲动。
杨勇察觉到北京的暗流涌动后，决定离开新疆去南方度假，他说： 「我因患有肺气肿，特向中央请了假，要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上几天，然后再到广州、海南岛……」
从杨勇的话里，不少人以为他真是要去南方疗养的。但细细一想，自重新工作后， 杨勇全身心投入，从未休过假，为何偏偏要在这个紧要关头去南方度假呢？
原来， 杨勇是假借疗养、休假为名，到各处走动走动，沿途经过一些地方时，跟同志们商量一下如何能争取让邓小平快点出来工作。
同年12月上旬，安排好工作后，杨勇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他与罗瑞卿见了一面，罗瑞卿得知杨勇要去南方度假，便提出要一同前往： 「我就沾你的光吧。」
杨勇一听，急忙说道： 「哪能这么说，一起走。」
当时，搭专机是有规定的，罗瑞卿又必须要获得中央批准才能外出，因此，耽误了一点时间。杨勇和罗瑞卿抵达机场后，就静静地等待着中央的批准。此外，韩先楚也跟他们同行。 三人从北京出发，飞抵武汉，打算跟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政委王平谈一谈支持邓小平尽早出来工作的事情。
罗瑞卿由于腿脚不便，一路上，杨勇便亲自推着他前进。 不管是坐车还是住房，他都十分细心。每到了一处地方，一定要先看看给罗瑞卿准备的房子如何，要是不怎么满意，便将自己的房子换给他住。
三人抵达武汉后，由于杨得志、王平外出，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前来迎接他们。由于这次行程比较轻松，三人商量后决定在武汉住几天，顺便等待杨得志和王平回来。
这天，吃过饭后，罗瑞卿、韩先楚起身告辞，王猛也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杨勇突然对王猛说道： 「怎么了？你还有事？现在就要走了？没有的话就再坐一会儿吧。现在的问题很多，正在解决，我相信很快也会得到解决的。」
王猛后来会议起当初的这件事时，说道： 「虽然杨勇同志并没有直接说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事情，但他的态度我是知道的。」
杨勇深知， 要想说服大家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个范围就不能太小 ，但鉴于当时暗流涌动的形势，又不能通过召开会议，只能争取在一定的范围内造成舆论。如果走漏一点风声，后果恐怕不堪设想。但幸运的是， 让邓小平同志早点出来工作是人民所向，大家都十分支持。
12月底，杨勇和罗瑞卿一同飞往广州，先后走访了汕头、深圳、湛江等地。在广州，杨勇应邀到许世友家里吃饭，席间，杨勇确定了许世友的态度。这让他心里松了一口气。
在南方度假的这段日子里，杨勇和罗瑞卿对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见达成了一致，他们与多名老同志进行交流，听取意见，了解想法 ，许多人一致认为必须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事不能再拖了。
于是， 杨勇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叶剑英，建议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们坚信，只有邓小平复出工作，才能够将国家和民族解救出来。
1977年2月，杨勇去西山看望老首长邓小平，见他身体状况和心情不错后，心里十分高兴。不久后，杨勇回到新疆。没过多长时间， 杨勇便接到通知，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赴朝鲜访问。 同年6月，杨勇从朝鲜回到北京。他在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
「金主席、武振宇谈话中还关心邓小平同志何时出来工作，做什么工作。金主席说，我见过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强。」
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一切职务的报告，邓小平正式复出。
1977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杨勇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多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人民军队内部存在不少问题。 摆在杨勇面前的工作堆积如山。对他来说，棘手的问题很多，尤其是要如何把当时正在进行的「三查三整」工作做好。
由于过去几年，总参机关内部所牵连的人数甚多，要想将所有事情搞个明白并非易事，正当杨勇为难之际，邓小平及时为他指明了大的方向：
「搞‘三查三整’，我看是很有必要。主要能够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班子问题，一是作风问题。总参要带头把班子搞好，把作风搞好。当然，班子也好，作风也好，都要分清是非，而要分清是非，没一股子劲不行，甚至包括得罪一些人，不得罪人也不行……」
邓小平的一番话点醒了杨勇，随后，他放下了各种包袱，认真执行起了这项任务。
结语
杨勇将军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们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们在当年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打不烂、拖不垮，靠的就是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或许，张爱萍将军写的 「留得铮铮铁骨香」 便是对杨勇一生最为贴切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