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对于中国东北来说绝对是一个多事之「夏」，「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接连发生，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提供了契机。
素有日本法西斯「喉舌」之称的大川周明，借「中村事件」到处在日本国内巡回演讲，鼓吹「满蒙」是日本帝国的生命线。「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发生后，日本侵占东北的阴谋完全暴露出来了。
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中村事件」的日本「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赐良机」，甚至把它看做是「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这两起事件发生后，日方开始积极为侵占中国东北作准备，日本军部还特意调整了人事。8月20日，本庄繁到沈阳就任关东军司令官，此人曾担任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除了人事变动之外，日本关东军还着手调整军事部署。8月下旬，日军南满铁路守备队从大连柳树屯被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附近。9月10日，日军将两门口径24厘米的大炮运到了沈阳。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令所有中国人为之不齿的是，面对日军的蓄意挑衅，关外的张学良部东北军数十万大军竟然未放一枪便退回了关内，由此引发了国人的口诛笔伐。
一贯以妥协退让处理中日问题的蒋介石，自然也成为了国内外舆论声讨的对象。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一直为蒋介石开脱，声称东北军的撤退命令是他下达的，他这样做到底有何目的？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阴谋
1931年9月4日，日军在辽宁兵工厂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9月8日，猖狂的日军居然跑到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附近的旺官屯、关帝庙等地举行机枪演习和巷战演习。
两天之后，日军铃木庄六大将带领60多名预备役军官赶赴长春、哈尔滨，为发动「事变」作准备。
其实，早在1930年底，关东军就曾打算在沈阳附近制造事端，而且选定的地点就是柳条沟。经过一年的精心策划，关东军于次年6月制定了一份炸毁柳条沟铁路的详细计划，并将发动「事变」的时间定在了9月28日。
之所以定在秋收季节，日军是有充分考量的，因为这个时候，满地的高粱已经全部收割完了，便于日军行动。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还要求在「事变」发生的同时，日军用大炮轰击东北军的驻地北大营，采用「闪击战」的方式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
不过此时日本军部并不打算在中国东北制造事端。当9月初日军在北大营和沈阳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大连日本关东厅就曾秘密向日本外务部报告说：「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企图逼迫中国军队使其发生冲突。」
随后，日本外相币原致电怒斥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要求他对这些日本军官严加管束，甚至取缔。
后来，林久治郎曾试图劝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暂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但是被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罪归祸首石原莞儿所阻拦，而为未能如愿。
之后，敏锐的石原莞儿发现林久治郎开始地关东军的行动进行严密监视。在此情况下，石原莞儿不得不告诉爪牙说「9月的柳条湖计划不要搞了。」
却遭到了另一主谋板垣征四郎的反对，这时候石原莞儿才道出了实情：「因为外面的风言风语，所以表面上我假装停止了。」
而在日本国内，元老内阁也对军人的行动有所担心，开始采取措施对他们施加压力。9月11日，日本天皇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时，告诫他「关东军的军纪需要加以整顿。」
随后，张学良通过其日本顾问向日方表达了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中村事件」的意愿。南次郎在随后的日本陆军省召开的会议上，专门提及了张学良决心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和天皇希望和平解决这一事件的想法，并决定暂不使用武力。
因迫于天皇的多番追问和日本国内的压力，南次郎决定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派人前往东北向关东军传达军部的意图。他还致信关东军司令管，劝关东军暂时不要行使武力。
军部的这一系列行动，让关东军内的好战派军官十分紧张，参谋本部的桥本欣五郎立即给板垣征四郎发了一封「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的密电。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板垣那边却迟迟没有动静。于是，桥本又给板垣发去了第二封电报，劝谏其「应坚决行动」。电报发出后，桥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东北那边的消息。
然而，关东军却依然没有采取行动。接着，桥本又发出了第三封电报：「国内不必担心，应坚决采取行动。」
在桥本接二连三的电报催促下，9月16日，板垣决定把原定于9月28日行动的时间提前10天，即在9月18日行动。此时，军部派来的建川美次还在赶往沈阳的路上，板垣和石原决定在其来之前抢先一步发动事变。
9月18日凌晨，板垣立即从旅顺赶赴沈阳调动部队，采取行动，在布置好柳条湖爆炸任务后，匆匆赶到本溪湖迎接建川。
蓄谋已久的事变
1931年9月18日，这天的晴天。上午，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来到沈阳第二师团检阅部队，下午便返回了旅顺。晚上9时，建川抵达沈阳。
板垣特意将他安排在了沈阳菊文旅馆，这是一家专门供日本人享用的茶馆，并找了一个歌伎陪建川寻欢作乐。
这里的一切让建川十分陶醉，乐在其中的他也顾不得保守秘密了，言谈中流出了真心话。他对揽入怀中的歌伎说：「我不打算去阻止那些爱国青年军官。」
建川的默许令板垣等人更加毫无顾忌了。
就在建川沉迷于歌舞美酒时，一个罪恶的阴谋正在柳条湖实施。此时，花谷正、柴山、须田忠等下级军官正聚集在一起，等待板垣的命令。
川岛则已奉命带领100余名日本兵向文官屯出动，在距离柳条湖3公里处进行前哨指挥。
沈阳位于东北平原南部、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自古便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军事要地。日军入侵东北后，便把沈阳作为了他们追逐的重要目标。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趁机在沈阳设置总领事馆。更为重要的是，东北军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最高行政机构大都设置在沈阳。
因为沈阳的位置极其重要，所以关东军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占领了沈阳就可以侵占整个东北。所以，他们选择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制造事端。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队副河本末守中尉趁着夜色以巡视铁路为名，带领手下6名官兵来到了距离东北军北大营西南约800米远的柳条湖，把42包黄色小型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轨道上。
10点20分许，河本点燃了导火索，转身跑下来路基躲了起来。片刻之后，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关东军原计划将长春开往沈阳的十四次列车炸翻，可是，「火车奇迹般地摇摇晃晃通了过去」。
爆炸的结果是，一段长约1.5米的铁轨炸弯了，并且损毁了两根枕木。
日本人在炸毁了柳条铁路后，反而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为了嫁祸于人，日军将3具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抛在现场，然后造谣说是中国军队故意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其实，日本军人玩的这套把戏并不高明，很快就被人识破了。中国人的尸体放在离铁轨50米到150米的地方，死者的头部对着爆炸点。
这种把死人扔到现场的愚蠢做法，日军已不是第一次了。
爆炸事件发生一个小时后，花谷正给南次郎发了一份电报，其中宣称：「18日晚10时半左右，在丰天北方北大营西侧，暴虐之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了冲突」。
日军这种贼喊捉贼的路数在外界已是屡见不鲜了。
随后，他又给东京发去了第二封电报：「北大营中国军队以三四个连的兵力炸毁我南满铁路，现已陆续逃回营房。我虎石中队于23时许，在与北大营敌军五六百人的作战中，已将该营之一角予以占领，而敌仍不断增加机关枪和步炮，我守备队目前在苦战中。」
次日，日本各家报纸纷纷以【奉天军爆破满铁线，日华两军启战端】刊出号外，大肆报道：「暴戾的华军炸坏了满铁路线，袭击我方铁路守备军」，这是「奉天军的有计划行动」，完全是在歪曲事实。
随后，被派往东北传达日本军部意见的建川回到了日本，他谎称自己当时被行事的士兵给软禁了起来。
爆炸发生后，埋伏在4公里以外文官屯南面的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夫大尉率领日军向东北边防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北大营距离沈阳老城区约5公里，距柳条湖村500米，距南满铁路最近处仅300米。
日军之所以精心选定此地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是因为柳条湖和北大营是中国东北的军事要地，还因为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便于日军寻找事变借口。
沈阳、长春接连失陷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劲旅第七旅，约12000人，军官大都毕业于军校或讲武堂，士兵也大部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素质很高，装备也好，所以日军选在此发动事变，把第七旅作为主攻目标。
日军的炸药爆炸时，北大营第七旅的官兵已经就寝，巨大的爆炸声瞬间惊醒了第七旅全体官兵，因为士兵们手中没有武器，所以日军仅以一个小队的兵力就切断了东北军第七旅的退路。
然而，在此紧要关头，东北军的传令兵没有赶紧拿枪去打日本人，而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去四处传达军令：「赵参谋长说了，官兵一律不准轻举妄动，更不能还击，原地待命。」
面对疯狂扫射的日军，士兵们根本不顾传令兵传达的军令，砸开枪械库取出武器。
传令兵见状，立马高喊：「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蒋委员长说了，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但是在这生死关头，士兵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纷纷拿起武器还击。
日军虽然冲进了东北军的军营，却不敢向前挺进，只好用大炮轰炸。晚上23时30分左右，日军攻占了北大营西北角。此前早早安装在沈阳车站日军军营里的两门24厘米口径大炮这时候发挥了作用。
在大炮轰炸了大约20分钟后，日军第二大队等部队陆续赶到柳条湖参战，对北大营展开了更猛烈的进攻。
日军冲进营房，见人就杀。因旅长王以哲不在军中，第七旅上下已是「群龙无首」。
在得到日军袭击北大营的消息后，张学良立多次命令王以哲和荣臻不可抵抗。于是，不抵抗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地传到北大营，随后旅长王以哲的命令也传了过来：「日军进入营房，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
「那咱们就这样眼看着咱们的兄弟都被打死吗？」官兵们想不通，「为什么叫小鬼子这样欺负咱们？」「咱们就这样白白等死吗？」
打又不准打，走又不让走，很多官兵就这样被日本鬼子活活刺死在床上。
19日零时30分，第七旅及所属个团在619团的掩护下，开始向东山嘴子东大营撤退。凌晨5时30分，日军占领北大营。
当时，东北军的总人数大约有30万，除了有11万余人，留在东北的兵力总共有20余万人，而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总兵力不过一万余人。兵力相差如此悬殊，但东北军就是不敢打。
9月18日午夜时分，板垣征四郎下令日军步兵第29联队对沈阳发动进攻。与此同时，日军守备队各部分别向安东、营口、长春发动进攻。
经过5个多小时的战斗，凌晨6时30分，日军以死亡7人、负伤20余人的极小代价占领了沈阳城。
日军占领沈阳后，关东军司令部、第二师团司令部、第十五旅团司令部和独立守备队司令部陆续牵制沈阳。
随后，日军大规模入侵中国东北的行动由此展开。
9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多门师团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东大营发起了猛烈攻击。
两个小时后，日军攻克东大营。接着，日军又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
堂堂的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居然男扮女装，乘混乱之际溜出了沈阳，逃之夭夭了。同一天日军接连占领了安东、营口、凤凰等地。
9月19日凌晨4时，驻长春的关东军第三旅团司令官长谷向所属各部下达攻击命令。当天下午，长春沦陷。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关东军相继攻克敦化、通辽、新民和洮南。至此，日军已经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省会及大部分地区。
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1946年，曾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当时还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该如何应对，蒋介石均回复说不准抵抗。」
但是1990年已被蒋介石关押了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在被问及此时时，竟然矢口否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我认为这是日军利用军事行动在向我们发出挑衅，所以我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希望能和平解决此事。……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
对于外界的种种猜疑，张学良表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推给中央政府。」
后来，张学良解释说，他之所以会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因为过去面对日军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
那么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谁下达的呢？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曾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说：「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而且，蒋介石也曾告诉张学良，要效仿印度甘地对英国采取不合作的办法对付日本，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争取拖延。
「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告诫张学良「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16日，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于是，张学良于9月6日秘密电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要忍，不可与之反抗……」
由此可知，蒋介石去世多次叮嘱张学良不要抵抗，而向东北军直接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还是张学良。但是张学良执行的也是蒋介石的命令。
9月11日，张学良飞赴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蒋直言不讳地说「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遭日军进攻，一律不抵抗。」
事变发生当天晚上，张学良正在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正在剧院里看戏。次日凌晨1时，张学良告诫东北军政要员：「这次日军寻衅，我们要避免冲突，不予抵抗。」
19日下午，张学良发了封电报命令：「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9月18日那天，蒋介石正从南京乘军舰前往江西督促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第二天正在呼呼大睡的他才得知此事，当天晚上8时左右抵达南昌后，他电告张学良「应力避之」。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国民政府发出「告全国军民书」，声称要「以待公理之解决」，要求全国军队「避免冲突」。
可见，「九一八事变」后下令东北军不准抵抗的确实是张学良，但是他执行的是蒋介石的命令，这是不可否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