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广东迁到湖北，中共中央机关也从上海搬到了汉口，再加上莫斯科的各路驻华代表都聚集在武汉，使得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几个最高领导机构（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共中央、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都在武汉，让武汉成为了热闹非凡的「红色首都」。
【1、国民党左派唯一大丈夫】
宋庆龄和鲍罗廷负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宣传工作。
设在鲍公馆楼下的宣传机构和报刊，主要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所有正义之士，开展阻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宋庆龄的主张通常首先在【人民论坛】上发表。
宋庆龄是鲍罗廷尊敬的重要人物，她凭借孙中山遗孀的特殊身份和威望，迅速成为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
宋庆龄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阵子后，就搬到了黄陂路口的华俄道胜银行（现在的汉口沿江大道 161 至 162 号）。1927 年 1 月，华俄道胜银行变成了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
宋庆龄在这儿和娘家人一块儿住了 8 个月。这期间，她为迁都武汉、建立武汉国民政府、组成「武汉党政临时联席会议」、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办武汉妇女政治训练班、慰问和抢救伤员、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等，做了不少事。
宋庆龄是汉口鲍公馆的同志和朋友，她坚定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在建设和维护武汉国民政府的艰难时期，无论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迁都之争」，还是在宁汉分裂后的严峻形势下，她都始终支持鲍罗廷的工作，被鲍罗廷誉为「国民党左派中唯一的大丈夫」。
【2、「列宁纪念号」事件】
鲍罗廷到武汉后，身边最大的变化是因为「列宁纪念号」事件，汉口鲍公馆的女主人鲍罗廷娜被捕，导致鲍罗廷暂时没了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助手。
鲍罗廷夫人叫法尼娅·谢苗诺芙娜·鲍罗廷娜，她和鲍罗廷在美国芝加哥认识并结婚（大概 1908 年）。
在芝加哥的犹太区移民中，鲍罗廷创办了「（格鲁森）伯格进步预备学校」，年轻的法尼娅·谢苗诺芙娜成为了该校校长鲍罗廷的重要助手。
后来，她培养出了同时处理多项工作的出色能力。在美国，他们的大儿子弗列德和小儿子诺尔曼相隔七八年相继出生。一家四口受美国文化的影响，英语都说得很流利，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幸福家庭。
十月革命后，鲍罗廷决定响应列宁的号召回俄国，通情达理的鲍罗廷娜也放弃了辛苦建立的优渥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莫斯科，还跟随鲍罗廷走上了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革命道路。
在广州鲍公馆，鲍罗廷娜一个人干好几个人的活。她得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还得帮丈夫处理各种杂事。
因为丈夫的特殊身份和工作需要，她也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陈璧君、杨之华、蔡畅、邓颖超、王一知等人，还成了中国南方妇女运动的苏俄「顾问」。
1924 年 6 月，鲍罗廷完成了协助中俄谈判的任务后，在回广州的路上，和鲍罗廷娜一起对上海的妇女运动状况进行了调研。
当时中共中央妇女部的负责人向警予不在上海，中央就决定让她的副手杨之华来接待。因为有瞿秋白当翻译，杨之华顺利完成了任务，还因此促成了瞿秋白和杨之华的恋情。这也算是鲍罗廷夫妇的意外收获吧。鲍罗廷娜不仅有贤妻良母的耐心，还有秘书的细致。
苏俄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
法尼娅·谢苗诺芙娜那几年给鲍罗廷当秘书，干得挺不错。
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时，鲍罗廷先跟第一批人走了，鲍罗廷娜和鲍罗廷的女秘书阿基莫娃等苏俄工作人员则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等第二批离粤北上人员一起出发。一路上很不容易，鲍罗廷娜在 1927 年 1 月初到了「红色汉口」，鲍罗廷一家终于在武汉团聚了。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在鲍罗廷娜和宋庆龄频繁参加各种活动，尤其是妇女集会的时候，没想到在 2 月中旬的一次短途旅行中，她失去了自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武汉。
那时候，鲍罗廷娜带着 11 岁的小儿子诺尔曼，悄悄去了上海，她想找人把诺尔曼送回俄国。事情办成后，她就坐「苏维埃商务舰队公司」的「列宁纪念号」轮船回武汉了。
没想到，开船后的第二天，「列宁纪念号」轮船逆流而上，开到南京浦口时被军阀张宗昌的部下给扣下了。
本来南京浦口长江两岸一带地区是孙传芳部队的地盘，但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他的地盘就被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部队接管了。当时，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苏俄顾问的帮助下，正向南京一带推进，马上就要打响攻占南京的战役了。
就在双方要决战的前一天，鲍罗廷娜坐的挂着苏联红旗的「列宁纪念号」轮船，肯定会引起张宗昌部队的注意和敌视。
鲍罗廷娜心里明白，作为鲍罗廷的妻子，她很可能会被当成人质或被处死，所以一开始她拼命隐瞒自己的身份。然而，她很快就灰心丧气地意识到，想要隐藏身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她在这条船上，所以「列宁纪念号」才会被截。鲍罗廷娜被扣押后，先被关在南京，不久又被押到济南，到 5 月上旬又被转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
3 月 24 日，在武汉的鲍罗廷才知道妻子被捕了，他急得不行。张宗昌扣着鲍罗廷夫人，又派人到汉口找鲍罗廷谈判。一个自称张宗昌代表的人来到汉口鲍公馆，他跟鲍罗廷说，张司令要鲍顾问主张南北和平妥协，把共产派赶走，然后就把夫人送回来。虽然很伤心，但鲍罗廷当场就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
他回答得很明确：
送夫人回去是我自己的事，但因此而放弃中国民众的革命，那是大错特错，那简直就是反革命。而且我是个俄国人，没有代表中国民众的权利。
张宗昌把鲍罗廷娜当人质，想借此控制她丈夫的行动。这没对鲍罗廷处理武汉政权的事造成啥影响，但肯定让他很痛苦，也让他觉得大祸临头了。
要是说之前鲍罗廷还盼着老婆能回到自己身边，那经过这档子事以后，他好像对法尼娅·谢苗诺芙娜的命运不抱啥希望了。
幸好！法尼娅·谢苗诺芙娜·鲍罗廷娜最后没有死。
1927 年 7 月 12 日，她被京师高等检察厅批准「取保开释」。刚出看守所，鲍罗廷娜就坐上了等在外面的苏俄使馆小汽车，很快消失在北京的街头巷尾。
但是，没过几个小时，暴怒的北京政府（张作霖 6 月 18 日在北京怀仁堂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大元帅）就下令重新逮捕鲍罗廷娜。而负责这个案子预审的法官何隽，虽然他的判决没有超出他的职权范围，但政治后果太严重了，他吓得不敢回家，直接辞职跑了。
于是，鲍罗廷娜的案子变得扑朔迷离，各种传说和谣言四起。鲍罗廷娜在保释后一直躲避军警的追捕，在许多好心人的帮助下，她最终成功辗转回国，在莫斯科与家人团聚，这是后话。
【3、批判蒋介石】
蒋介石在迁都的事情上反复无常，还强行把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留在南昌，又要求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他的专制跋扈引起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强烈不满，于是武汉方面在鲍罗廷的指导下发起了反独裁、强党权的运动。
为了更好地领导这一运动，1927 年 2 月 9 日，在武汉的一些国民党高级干部开会，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的权力，执行三大政策、支持农工运动，还要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等。
为了落实上述决议，会议又决定让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和顾孟余这 5 人组成「行动委员会」。
2 月 11 日，【汉口民国日报】发了篇社论，题目是【时局进展与吾党目前之责任】，里面说：
整顿党组织，严肃党纪，扩大党的威信，要让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能真正领导所有实际工作。
2 月 15 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开了第九次会，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 30 多个人参加了，顾孟余报告了党务宣传的情况，会议明确提出，不能让党权分散，不能让封建势力滋生，不能让党务和政治随着军事的发展而退步，不能让党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
因此，会议针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以及支持他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特地通过了【党务宣传要点】，内容如下：
（1）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归党；（2）统一党的指挥机构，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所有问题；（6）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劲头，对待党内一切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才能铲除党外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军队听从党的指挥，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进行武装决斗。
两天后的 17 号，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现在大家应注意的是什么？】的文章，告诉读者：
现在的斗争是封建和民主的斗争，是革命和妥协的斗争，是成功和失败的斗争。所以，国民革命要成功，必须依靠工农的力量，不能再让政权落入反对革命的人手中。
他在文章里没点名地警告蒋介石说：
军事指挥者要清楚，个人力量有限，只有无条件服从党的决定，接受党的制裁，才能提高党的权威，才能用这个权威去指挥统一全体军队，不管是旧有的还是新收的。
19 号，孙科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了篇文章，叫【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擅自修改党章，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这让他在政治上成为了国家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成为了党的总理，简直就是独裁者。
邓演达和孙科的文章体现出武汉国民党左派的普遍心情。
【4、莫斯科方面的态度】
为了发动全体党员和群众的力量，一万多国民党党员和二十万群众二月二十四日在武昌阅马场开了个以「救党」为主题的大会。
这次大会是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董必武（共产党员）来主持的。
「救党」大会旨在提升党权，演讲者虽未指名道姓，但矛头直指企图搞专制独裁的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救党」大会过后，武汉掀起强党权运动，众多机关团体纷纷集会，或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打倒昏庸老朽分子」、「一切权力属于党」、「请汪精卫销假复职」的呼声四起。
鲍罗廷在武汉组织反独裁、强化党权的运动，蒋介石「去鲍」的要求也遭到武汉左派的抵制，这两件事让蒋介石非常生气。
尽管他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自己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但滞留在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谭延闿、何香凝、丁惟汾、李烈钧、陈果夫五人还是在 3 月上旬离开了南昌，前往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在南昌的中央执监委员最后只剩下蒋介石、张静江和朱培德 3 人了，这表明蒋介石在革命队伍中已经孤立无援。
蒋介石在 2 月 23 日于九江对维经斯基宣称：
当鲍罗廷离开中国并在国民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否则就「准备决裂」时，实际上他是在向莫斯科提出改变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的最后通牒式要求，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却以更加激进的中国政策作为对蒋介石最后通牒的回应。
3 月 3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了个秘密会议，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进行必要修改」的问题，并做出了决定：
(1)认为必须坚决实行发展工农运动、吸收工人群众入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2)要坚决为国民党左派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基础。
（3）要大力推动国民党成为有内部纪律和经选举产生的组织；要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在政治上让他们名誉扫地，并逐步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
(4)一定要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
（5）一定要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成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军队。
（6）必须加强军队中的党支部工作，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支部，只要有条件都要建立；如果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那就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去开展工作。
(7)要武装工农，让各地的农民委员会都有自卫武装，成为实际的政权机构。
从上述文件的表述可以看出，莫斯科对中共政策的规定已经转向采取「坚决方针」。
与之前相比，这次在工农运动、军队、国民党和党的工作方面的指示，在表达上都非常肯定，比如「必须」「坚决」「无论如何」「大力」「一切地方」等等，特别强调要在国民党内「实施排挤右派的方针」，「逐步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
【5、清算蒋介石的会议】
莫斯科的新激进政策在 3 月 10 日至 17 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体现和贯彻。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在鲍罗廷的严密控制下」召开的，莫斯科让蒋介石务必参加，但直到 3 月 10 日，蒋介石都没露面。所以，作为国民党的高级顾问，鲍罗廷也只能顺其自然、过时不候了。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能在武汉顺利召开，这本身就是反对蒋介石独裁、恢复党权运动的胜利。
更关键的是，会议内容以党的文件形式，对蒋介石主导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的规定进行了多项重大修改。
最重要的是，三中全会对二中全会后党内实行的主席制进行了修改，建立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制的新集体领导体制。
会议决定了【统一领导机关案】，内容是：
中央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有最终决定权，但不设主席，实行集体领导，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决议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面设了个军事委员会，是国民政府最高的军事行政机关。
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非军职的中央委员组成，不设主席，设主席团。主席团由 7 名军事委员会委员组成，负责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的决议和军委全体会议的决议，并处理军事日常事务。主席团的决议和命令需要 4 人签名才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职务需由军委会提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
另外，为了避免个人对外交的干涉，会议通过了【统一外交决议案】；为了避免个人对财政的干涉，会议通过了【统一财政决议案】。
同时，会议也听取了彭泽民的建议，决定把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成委员制，防止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培养自己的势力。
三中全会确立的这些集体领导原则，目的是「解决党与个人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委会主席、军人部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等职务，把蒋介石从权力的巅峰上「拉」了下来。
【6、胜利背后的遗患】
二中全会坚持并重申了国民党「一大」的路线和政策，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不仅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还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
【宣言】表示，革命需要农村发生大变动，要让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所有反革命派的活动，都在农民的力量下被彻底消灭，让农村政权转到农民手中，所以要武装农民。
【决议案】提出要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今年内完全实行减租 25%，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
这些都是鲍罗廷在「三二〇」事件后一直主张做的事，但二届二中全会并未提及。
鲍罗廷对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感到挺满意。
后来他回到莫斯科，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
等国民党中央三月全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在武汉已经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全会也做出了所有需要的决定，有了这些决定，就可以跟三月分子（中山舰事件发动者）进行积极的斗争了。全会让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更牢固了。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武汉政府，这样就能利用一些重要的部门（农民部、内务部、劳工部）来发展和深化革命。从全会的结果来看，确实可以说，我们利用了蒋介石，而且准备像扔掉一个挤干了的柠檬一样抛弃他。
说实话，鲍罗廷作报告时的心态，有点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
理论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的巨大胜利。它完成了 1926 年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没完成的任务，纠正了蒋介石操纵的二届二中全会的很多错误决定，从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手里夺回了党权和政权，意义重大。
但是，纸上的宣言和决议终究拗不过蒋介石手里的枪杆子，所以武汉方面削弱蒋介石军权的一些重大措施，实际上已经没什么用了。
不久，蒋利用手中的军权，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建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结果，国民革命运动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后，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分裂。
（文章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