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11月，新四军的第4师的第11旅与第12旅，结合师属骑兵团和部分地方武装，重组为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张震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在选择参谋长时，粟裕计划提名谭友林。谭友林，出生于1916年的湖北江陵，自13岁起加入革命活动，并在一年后成为红军的一员，随贺龙在洪湖苏区对抗敌军。
最初由于年轻，谭友林在警卫营担任通讯员。他工作效率高，任务完成得出色，并显示出强烈的进取心。贺龙十分赏识他，便调他至军部担任自己的警卫员。谭友林善于学习，在贺龙的影响下，掌握了许多军事战术。贺龙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派他至前线部队。
谭友林迅速提升，不久便担任了一个独立营的政委。到了1935年春，他升为红6师第17团的政委。两个月后，该师在塔卧与敌军发生激烈交战，17团是主攻部队。敌军依靠火力优势顽强抵抗。由于弹药供应有限，红军无法长时间消耗战。为了尽快突破僵局，谭友林与团长李吉宁冒着敌火率先冲锋。
在战斗中，谭友林的右臂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流血不止。团长急忙命令将他抬离战场。但谭友林仅让医护人员进行简单处理后，重新加入战斗，并带领部队赢得了塔卧战斗的胜利。战后，贺龙亲自来探望并表扬了谭友林。伤愈后，他被提升为师政委。
1935年冬，蒋介石集结重兵对红二六军团发起多路围攻。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为保存力量，红二六军团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过程中，谭友林不幸患上伤寒。在草地上，由于昼夜温差巨大，连基本的遮风挡雨的住所都无，病情加剧。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忍着高烧，坚持前行。得知他的情况后，贺龙特意指示军医杨云阶务必治好他的病。经过多副中药治疗，谭友林的病情最终得到控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谭友林随彭雪枫前往豫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豫东地区充斥着日伪及顽固派势力。彭雪枫率部运用伏击战与奔袭战战术，连获胜利。谭友林作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仅履行职责，还着力于整编当地的抗日武装。
在杞县，有一支由旧军队出身的李寿山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拥有200多人。谭友林决定争取这支队伍。尽管日伪军也试图拉拢李寿山，谭友林还是亲自前往，通过耐心说服，成功将其纳入己方。后来，他协助彭雪枫整编了更多民间抗日力量，迅速扩大了豫东八路军的实力。
彭雪枫的游击队后来改编为第6支队，并与八路军第344旅和新二旅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担任司令，谭友林任第6旅旅长。到1941年1月，第4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彭雪枫为师长，谭友林为第12旅旅长。在彭雪枫的指挥下，谭友林多次率部与日伪军交战，屡建战功。
后来，谭友林被派往延安学习，进一步加强了军事理论基础。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4师的第11旅、第12旅及骑兵团合编为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张震任司令。在政委人选上，粟裕本意指定谭友林。由于四师是彭雪枫一手培养的部队，而谭友林自抗战爆发以来一直跟随彭雪枫作战，成为该师的重要成员。
毫无疑问，谭友林对四师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师政委，具有丰富的军政经验。随着四师发展成9纵，谭友林担任政委显得尤为适合。华中分局也赞同粟裕的决定，只等谭友林从延安返回就任。然而，就在他准备返职之际，接到了新的任务。
当时，东北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地区。延安从各地抽调精兵强将前往东北，谭友林也被选中前往。因此，他未能及时回到9纵就职，9纵的政委职务由纵队司令张震兼任。到达东北后，谭友林并未加入野战部队，而是参与了地方剿匪，后来担任了359旅的副旅长。
本应返回华 中担任9纵政委的他，在东北的职务相比之下有所下降。尽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但谭友林本人对职务高低看得很开。1947年秋，他进入野战部队，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2师政委，后又担任12纵34师政委和39军副军长，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谭友林历任东北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和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司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尽管在红军时期曾担任师政委，这一资历足以授予上将；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担任过新四军第4师的旅长，足以授予中将。
抗战胜利后，如果他能如期担任9纵政委，1955年的大授衔至少能以中将起步。但遗憾的是他被改派到东北，长时间未得到重用，直至解放战争末期仍是副军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军衔。考虑到这些情况，谭友林被授予少将显然偏低。
得知授衔结果后，他在红二方面军时期的老战友联名向总政申诉，要求为他授予中将军衔。评衔工作负责人罗荣桓对此表示，谭友林的军衔确实授低了，承认了评审工作的疏忽。
然而谭友林对此看法非常豁达，他认为与牺牲生命的战友相比，自己已经非常幸运。尽管与中将军衔失之交臂，他在受勋仪式上获得了三枚极为珍贵的一级勋章，足见其革命功绩得到了充分的肯定。2006年，谭友林将军逝世，享年9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