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3人不符特赦标准，毛主席坚持全部释放。他们最终如何？
1959年12月4日，东北抚顺迎来了一场入冬以来的大雪，寒风呼啸，冰针般打在站岗战士的脸庞上。然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每个人都感到无比激动，尽管窗外雪花仍如鹅毛般飞舞，但他们的内心却如沐浴在春风中一般温暖。
因为这里正在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总理进行了补充总结，各部门尤其是公安部进行了精密安排。
从1959年至1975年间，新中国进行了七次针对国内战犯的特赦。直到第七次特赦结束，国内战犯已经全部被释放。
然而，在1975年国内战犯特赦的问题上，与以往有所不同。在对在押的国内战犯进行审查时，公安部排除了十三名不符合特赦标准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但最终在毛泽东审阅名单后，仍然将他们释放。
那么是什么让毛泽东坚持释放这十三人呢？国内战犯的特赦政策又是如何形成的？特赦人员中又有哪些重要人物呢？
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特赦政策的起源开始。
特赦政策的实施：特赦对象包括全体国内战犯，包括解放战争期间和全国解放后被俘获的国民党集团战犯、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
审定后的战犯共926人。对于这些国内战犯，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根据其罪行进行判决，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这是合理合法的，并且也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期望。
另一种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杀」，这是毛泽东的主张。
在1956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促使中共中央在解放台湾的问题上，明确提出了和平解放的策略。同时，为了展示大陆方面的诚意，国内战犯的特赦问题也正式提上了议程。
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释放十几名战犯的建议。随后，中央政治局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最终认为释放一批国内战犯对当前的两岸关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虽然他们曾经对中国解放事业犯下过重大的罪行，但是在当前特殊的国际形势下，如果释放一批态度端正、思想改造良好的战犯，那么不仅可以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提供帮助，还可以打击甚至动摇仍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反动分子的信心，同时也可以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在周恩来总理的对台方针和中央部署的指引下，政府曾公开表示，那些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后又返回大陆的人员，过去所犯的错误可以不再追究。
在这种情况下，释放一批战犯有助于加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经过多次会议的讨论，我们最终决定采取逐步释放国内战犯的处理方式。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各党派负责人会议上说，现在"人民群众站起来了，有神气了，不怕他们了"。既然不怕了，那么释放他们也是可以的。
9月17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根据这一指示，全国的战犯管理机关开始了忙碌的审查工作，全面、严格地以在押战犯在改造中的表现进行筛选。
在此次审查工作结束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首批特赦的战犯共有33人。被特赦的人员周恩来曾强调："这些人员出去之后，不论是想到台湾或者香港，都由他们自己的意愿决定，来去自由，不得强行干涉。
"
在1959年的首批特赦战犯中，有很多地位极高的人，其中许多人曾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此外，被特赦的两位伪满战犯中，其中一位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在伪满战犯中，溥仪作为「末代皇帝」，自然是最受关注的一个。其实，溥仪被羁押并接受思想和劳动改造，不是因为他的清朝皇帝身份，而是因为他后来以「皇帝」的身份与日本侵略者勾结，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这对我国当时艰难的抗战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
在改造期间，虽然人们对于溥仪的改造工作并不抱有乐观态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溥仪本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配合度，他积极学习，还改掉了许多旧时代养成的坏习惯。
因此，基于他对待思想改造的良好态度，我党自然地将他列入了第一批特赦名单。
并非所有的战犯都能像溥仪一样，从一开始就能积极配合改造。杜聿明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国民党战犯中，杜聿明的改造前后态度转变最大。
被俘前，他是国民党的实权人物，麾下有百万军兵，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然而，被俘后，他在最初的改造中是最不愿意配合看守人员的。
但是，随着改造工作的进行，杜聿明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这转变的契机就在于他的身体状况。
杜聿明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一直投身军伍，历经无数的战斗，也多次在战斗中负伤。这些经历给他的身体留下了诸多隐患，加上军旅生涯中饮食不规律等因素，他的身体像被虫子侵蚀的树木一样，处处都存在病痛。
经检查，他被诊断出患有胃溃疡、肾结石和肺结核等疾病。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日常行动也需要拐杖支撑，否则无法保持平衡。
尽管杜聿明曾是我党的敌人，且在领军期间犯下过重大罪行，但为了让他恢复健康，我党不计前嫌，特地请来医生为他治疗。
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发现杜聿明饱受痛苦的罪魁祸首是脊柱炎。为了治愈他，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的身体状况也逐渐好转。
杜聿明的治疗过程持续了数年，期间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随着病痛的减轻，他开始真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不再受到旧身份的影响。
最终，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民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正在展现出新的生命力。
他决定痛改前非，在日后的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中，积极地展示自己，并开始认真学习我党的政策精神。在获得特赦后，杜聿明也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工作生活，并担任过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直至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逝世。在其遗嘱中，对祖国统一的热切期盼更是溢于言表。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内战犯进行特赦的决定公之于众后，海内外对这一举措都报以衷心的赞誉。
1978年，杜聿明与袍泽故旧在武汉重逢。从左至右分别是：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在两岸对峙的局面下，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宽大胸襟，尽力争取和平解放，甚至释放了国民党在押战犯，令世人震撼。
然而，这只是释放战犯的开始。从第一批国内战犯特赦到1974年，我国政府共释放了六批在押战犯。九年后的第七次特赦，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提出了释放剩余战犯的建议。
毛泽东主席对战犯的情况依然非常熟悉，并亲自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询问这些人员的现状。随后，公安部召开会议，华国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达了「对各地监狱进行清理，并统计仍在押国民党战犯人员」的命令。
清理工作迅速完成，随后公安部就此向中央作了详细报告。公安部对300多名在押战犯提出的处理方案是：特赦、刑满释放、提前释放（刑期未满者）、保外就医和继续关押。
在几次研究和报告中，总有继续关押的一类，送给周恩来的报告和表格中继续关押的有13名。张百龄，徐天任，郭吉谦，周养浩，黎宗铭，樊迅，李清，翁羽，刘衍智，沈勤康，谢代生，邱沈钧，杜超群。
毛泽东主席看了公安部对于在押战犯处理办法的研究报告后，作出了以下指示：
在收到毛主席的指示后，处理剩余战犯的问题变得非常容易。无论战犯曾经的职位、罪行大小，以及他们的思想改造情况，一律被特赦，并且所有特赦人员的待遇都是一样的。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并释放了所有在押的战犯。至此，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在押的战争罪犯都已经被彻底处理完毕。
这次特赦释放大会与以往不同的是，其中有十人提出了去台湾的意愿，这是特赦以来首次收到这样的请求。虽然大陆一直主张特赦人员来去自由，但对于这十名特赦人员的去台申请，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
4月12日，中央统战部在北京一家知名餐厅设宴为他们送行，并表示理解他们希望与亲人团聚的想法，并希望他们早日团圆，过上好日子。
同时，政府也表示，如果他们在台湾感到不满，愿意回大陆，政府同样欢迎，并专门通知广东省做好这十位去台人员的行程安排和接待工作，确保他们能在4月14日到达香港。
4月13日晚，一行十人乘飞机抵达广东，受到了广东省委领导的热情接待。在招待宴会上，十人激动地表示，共产党对他们的宽容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他们说：「共产党对这些曾经犯下深重罪行的战犯非常宽容，不仅没有杀戮和羞辱，反而在押期间提供了很好的衣食保障，对患病者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及时有效的治疗。
」他们甚至笑称：「曾经作为刀枪相见的敌人，都对我们这么宽厚，那么我们几个曾经效力于国民党的人，自然会更理解我们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我们有任何猜忌。
」然而，事与愿违，与大陆支持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得知十人到达香港后，台湾方面对他们赴台的请求进行了层层阻挠。
台方表示：「我们对这10名所谓战犯并不重视，他们必须以普通逃港难民的身份来办理入台手续。甚至变本加厉地污蔑回台十人，称他们是共产党的一种「统战工具」。
这些曾经为国民党效劳的老人，如今只剩下与家人团聚的愿望，却被国民党无情地拒之门外，甚至遭受污蔑。其中的张铁石，在等待了近两个月后，被国民党情报人员带到另一家酒店单独居住。
虽然他期待能够赴台，但却被带到那里，只是为了方便国民党对他进行盘问，并威胁他的儿子，要他在与张铁石的电话中，指责张铁石已经叛变，成为了中共的「统战工具」。
张铁石无法忍受这种侮辱，于是留下一封写着「兔死狗烹」的遗书，自杀身亡。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认识到国民党不会让这十人回到台湾，于是表示，无论他们选择回大陆、在香港留居，还是去国外，国家都会提供协助。
蔡省三在得知他们的意愿后，对每个人进行了周到的安排。这就是最后一批特赦国内战犯的结局，其中大多数人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而那些想返回的人员，却被国民党人拒之门外，甚至遭受迫害。
这种鲜明的对比，无情地揭示了国民党当局的虚伪，同时也再次彰显了我党的光辉形象。不得不让人感叹，毛主席的决策无比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