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劲松
在化林坪，我们没有停留，继续越天全、芦山、宝兴，向千里雪山进军。在天全、芦山的路上，我们遇到两次险情。一次是离开化林坪后不久，突然窜来两架敌机，在军委督卫团和干部团上空盘旋扫射。我们很快隐蔽起来。这时正巧毛泽东同志从后面赶来大家都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却从容不迫，抬头望了望敌机，才带着督卫员往路旁的小竹林里荫蔽起来。敌机疯狂扫射了一阵，打死打伤了我们几个战士。
另一次是快到雅安的一个小村里。这时，一、三军团的干部都已经走远了，只有干部团随军委总部在这里宿营，毛泽东、周恩来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拂晓前，不知从哪里插过来一股敌人，约一个团的兵力，从山上冲了下来。眼看总部有被包围的危险，陈赓团长急忙指挥干部团往上冲。我带着上干队也投入了战斗。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把敌人击退，保证了军委首长和总部的安全
我们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是夹金山，位于宝兴的西北，海拔四千多米。山峰高耸入云，白雪皑皑，像一个高大无比的冰雪巨人横躺在我们的征途上。
这次，干部团被安排走在中夹军委纵队的前头。当我们前进到距离夹金山麓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上干队都挤在一座破庙里宿营。庙破得实在厉害，到处漏雨，我们只得头戴斗笠，背靠背坐在背包上过了一夜。
六月十二日，各路人马都来到离夹金山不远的大晓碛村集合。接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一条小路，向山麓挺进。
在这之前，对于这次翻越雪山要注意的事项，上级已经讲过多次了。要求各单位都要做到「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抉不行的抬着走」，「不掉一个人，不失一匹马」。在到达山麓时，前面的部队在慢慢地往上移动，我和周桓商量后.抓紧时间，针对上干队的情况，再一次进行动员，把大家的劲头鼓得更足了。
一到山麓，气温便骤然下降，脚下的土也冻得梆硬越往上走，越是寒冷。尽管出发前听当地群众说过，要多穿衣服，要吃些白酒、生姜、辣椒等能发热御寒的食物，但时逢六月，大家都只穿一件单衣，嘴唇都冻得黑紫，上下牙床直打架，发热御寒的食物一时也找不到，只得凭着顽强意志来与严寒搏斗。我和大家一样，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沿着一条冰雪铺成的小路，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
小路两旁，一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一边是不知有多深多厚的雪岩。如果不小心滑了下去，就会被积雪埋葬掉。我们互相鼓励着，搀扶着，把所有能御寒的都披在身上，拼命爬上了山腰。这时我举目四望，山坡上是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青松翠柏和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树木，银装素裹，傲然挺立在风雪中;抬头朝山顶望去，又是一派风光，泛着银光的冰雪，刺得大家眼都睁不开来。快接近山腰时，突然下起了一阵冰雹，核桃大的冰渣，砸得头上、身上生痛。大家戴上斗妓，抵挡冰雹的袭击，继续往上爬。这时身上简氛是冰凉透骨了。想走快点吧，山上空气稀薄，呼吸更加困难，两条腿酸得直打颤。
大家咬紧牙关，一步一喘，一步一停，顽强地坚持着往上爬。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山顶是一块不大的平地，有两、三个牺牲的同志躺在雪地上。显然，他们是前面队伍中在爬山时倒下的我们默默地走过去，就开始下山。
在这次同大自然展开的搏斗中，上干队的同志个个都表现得很出色，真正做到没一人掉队。特别值得提的是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一氓、成仿吾、冯雪峰等六位同志。
长征开始后，中央把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知名人士，都分散到各单位，便于在行军中对他们进行照应。徐特立等六位同志便是在长征途中陆续被分配来到上干队的。他们到上干队后的职务都叫教员。那时徐老已年近花甲，不但在上干队，在整个红军长征队伍中，也是年岁最高的。他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年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都曾是他的学生。他四十二岁时还满怀豪情，奔赴法国勤工俭学五十一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去苏联留学。他到中央苏区后，一直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副部长。由于部长瞿秋白长期留在上海，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上是由他负责。
董必武那时也已年近半百。他是出席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之一。长征前，在中央苏区任最高法院院长。
谢觉哉这年五十二岁，长征前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部长。其他三人，虽然年龄都不很大.但都是有点名气的人物。李一氓长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长征前任国家保卫局的部长。成仿吾是位有名的文学家，同郭沫若、郁达夫一起，被称为【创造社】的「三杰」，译著颇多。后来到了鄂豫皖苏区，任过省委宣传部长，长征前到了中央苏区。玛雪峰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在上海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等职务，长征前在瑞金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在行军途中，这些同志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很强的组织纪律观念，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年纪大不畏苦，职位高不自矜。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严守纪律。
每到宿营地，都主动打水、做饭，衣服破了自己补，草鞋坏了自己编。没有粮食吃，带头啃草根树皮;没有地方歇宿，同学员们一道在野外露营。其中徐特立同志给我和学员们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刻。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还历历在目。
徐老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宿营地，甚至行军休息时，经常有学员拥在他周围，要他讲故事。他从不推辞，常常讲得舌焦口干。讲得最多的是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苏联留学时耳闻目睹的事。异国的风土人情，学员们感到非常新鲜，听得津津有味。他也讲早年在湖南任教的事，寓教育于故事之中，使学员们很受启发。他一路行军，还一路坚持学习。他特别重视搜集学习资料，一张旧报纸上有篇什么文章，他都要剪下来保存着。为了存放资料，他亲手缝制了许多布口袋，把它们左一个右一个绑在身上，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有的学员一再劝他:「徐老，路这么难走，还背着这些破烂千啥?’’有的甚至偷偷地给他扔掉一些，以减轻他的行军负担。他听到和发现后，常常发脾气「平常不注意搜集学习资料，要用的时候，到哪里去找?!’’
上级为了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匹马，还有一个小马夫。但他几乎从来不骑马，让马帮助学员们驮运行李。小马夫是个孩子，与其让他照顾徐老，不如说是徐老在照顾他。在路上，小马夫牵着马经常掉在后面，走一程，徐老就得站在路边等一阵。到了宿营地，徐老常常亲自喂马，晚上还要起来给小马夫赶蚊子、盖被子，怕他着凉生病。看徐老走得实在累了，学员们常常催他:「徐老，上马吧!」他总是摇头说:「不骑，不骑!’’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骑，或者催得急了，他也会冲你发脾气说:「天气这么热，你没看到马驮那么多东西?我要再骑上去，它不就更累了吗了!」这次过夹金山，开始大家很担心他，能不能爬过山去。他就是不服老，同学员们4样，拄着棍子，顽强地一步一步往上爬。路滑，实在走不动的时候，他就用手紧紧抓住马尾巴.硬是坚持着不掉队。
对这些老同志，人家都很尊敬、经常主动关心照顾每到宿营地，搞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总要多分给他们一些。行军途中，遇上敌机来盘旋扫射，大家都首先帮助他们荫蔽好。在急行军赶赴金沙江的那天夜里，仅有的几盏马灯，大家都让给他们照明。这次爬雪山，大家首先关心的也是他们。有的把自己的衣物让给他们御寒有的替他们赶着马.搀扶着他们前进。
我不是诗人，但是，每当我想起当年过夹金山的情景时.心中诗意总是油然而生。我想:如果把上干队的学员和广大红军战士，比作雪山坡上那一片迎风斗雪的青松的话，那么象徐老、董老、谢老这样的老前辈，就称得上是雪山的不老松了。
下山时，自然不象上山那么吃力了。队伍活跃起来，步子越走越快。不久，前面传下话来:山下驻有四方面军的同志，先头部队已同他们胜利会师了。听到这一喜讯，大家兴奋得心花怒放，简直是在奔跑着，很快到了山下。当天晚上我们上干队的同志也参加了总政治部在达维村统一组织的庆祝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联欢晚会。大家尽情欢乐，半年多连续行军的疲劳仿佛都被驱散了。
这以后，部队经懋功、两河口、卓克摹、打鼓、沙窝，直到毛尔盖。在长达两千余里、历时一个月的征途中，我们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等三、四座大雪山。这些雪山的高度和艰险程度，同夹金山相比，也差不了多少。但由于大家爬一次就增加一次经验.事先该做些什么准备，雪地里怎样走才键得轻松此，何时最容易出现险情，大家心中都有数了。每爬一次，虽然仍很艰苦，但远不如过夹金山那样险恶可怕了。相反，有时一路行军，一路还欣赏雪景。最使我难忘的是，在爬最后那座，也就是打鼓村至沙窝中间的那座大雪山时，我们还别开生面地大吃了一次「冰琪琳」。这事还是从我一句话引起的。
在雪山顶上，我们眺望四周，但见远远近近的峰峦，都被雪被覆盖着，在阳光照射下，反射着万道银光，那景色真是美极了!大家忘记了爬山的疲劳，尽情地欣赏起来。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白雪要是拌上白糖，准好吃，便脱口说了一句:「我们吃冰琪琳吧:」大家一听，齐声叫好。在场的有当时干部团的领导和上干队的教员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涤宙、玛雪峰、李一氓、周士第、罗贵波等十多个人。大家解下漱口杯，各自从雪堆下层挖出一缸子最洁白的雪。
随后，就有人叫喊:「伙计们，谁带着糖精，拿出来‘共产’吧!’，于是，毕士梯、郭化若都掏出一个装榨蒙糖精的小瓶子，我也把包着糖精的一个小纸包打开了。大家嬉笑着，都争着倒点糖精拌在雪里，吃了起来。边吃边赞美着，这个说:「我这杯冰琪琳，比上海南京路冠生园的还美!」那个说:「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后来周士第把雪山顶上的这个小镜头，写成了一篇短文，被收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中。
在从打鼓到毛尔盖的途中，我接到通知:军委已正式决定，调我到三军团去任参谋长。在这前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大合编，组成了新的红军大学。上干队的同志多数被调出来，分配到各个主力战斗部队去了，少数人留在红大。
在近十个月的长征途中，我和上干队的同志一起行军，一起吃，一起睡，共同经历过异乎寻常的艰难困苦，也一起分享过胜利的喜悦，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现在一旦要离开，大家都有些依恋不舍。到这毛尔盖以后，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辞别了上干队的同志们，到三军团报到了。
草地风云
长征初期，三军团的参谋长是邓萍同志。红军二进遵义时，邓萍不幸中弹牺牲。随后军委派叶剑英同志任参谋长。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调总指挥部任参谋长。我到达三军团时，他已经离开了。
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三军团的创始人。我和他相识，最早是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后来我调到红五军团工作，水口战役以后，一、三、五军团就在一起配合行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在闽赣军区和七军团工作，又多次与三军团起配合作战，彼此更加了解。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有着强烈爱憎和鲜明个性的领导人。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志热情诚恳，胸怀坦荡。他为人刚正不阿.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五次反「围剿」时，三、七军团在浒湾配合作战，失利后，中央军委派彭德怀去追查失利的责任。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为我说了公道话，使我亲身体会到彭德怀同志的高风亮节。至于建国以后，他在庐山会议上挺身而出，为民请愿，蒙冤受屈，义无反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凛然正气，更是有口皆碑。
彭德怀同志素以严格治军著称。作战中他身先士卒，部队管理中他严于律己。带兵打仗他是一员智勇双全的「虎将」，管理教育他是‘位铁而无私的「严师」，三军团在他和滕代远领导下，是当时红军中很有战斗力的一支主力部队。他对部属的过失，从不袒护，批评起来「火力」很猛，毫不留情而。一次，还是在我刚到三军团不久，记不清是为什么事了，彭德怀批评杨勇，大发脾气，样子简直怕人，我当时在场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便出来作了些调解工作，把杨勇支使走了，事后我才知道.在他批评人时，是不喜欢别人干预的。可能是由于我刚到三军团，破例给我留了点面子。
他批评人虽然很生硬厉害，但由于他一片赤诚之心，由于他不计前嫌，以及平时对干部战士的关怀爱护，被批评的同志事后往往可以从中领略到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对有缺点错误的人恨铁不成钢的苦心，从而深深反悔自己，从心眼里感激他。有时批评有出入，他事后了解情况后，就主动找被批评的同志做诚恳的自我批评。所以三军团的干部上下之间非常团结。大家对彭德怀同志十分尊敬、亲热，这种情况直到建国后他任国防部长时还一直保留下来。
同我先后调到三军团的还有李富春同志。他接替杨尚昆同志任三军团政委。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北伐战争中，富春同志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们的个人关系也不错。现在，又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我当然是高兴的三军团当时下属四个团，即十、十一、十二、十三团，十团团长黄祯(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政委杨勇。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十二团团长谢篙。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张爱萍。军团司令部除我以外，还有副参谋长伍修权，在我到职不久，他就调到十团任参谋长去了。当时任作战科长的是李天佑，侦察科长是黄克诚，教育科长是孙毅，还有通信科、管理科等，科长的名字记不得了。
我调三军团不久，部队编成左右两路军，开始准备过草地。在准备了必要的粮秣和其他物资，认真进行了思想动员后，右路军于八月下旬向草地前进。行军序列是:一军团在前，中间是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数都和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三军团走在最后。
出发时，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三军团。尤其是恩来同志，发了几天高烧，五、六天没有吃什么东西，身体非常虚弱，莫说是要过草地，就是在平坦的路上行军，也是不行的。怎么办?彭德怀、李富春和我都焦急万分，在一起商量办法。彭德怀苦苦思索了一阵，毅然决然地吐出一个字:「抬!’’是啊，只有抬。本来，找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抬担架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然而，长征以来，缺粮少盐，风餐露宿，人人身体都很衰弱，要抬又谈何容易。彭德怀对我说，你具体负责，立即组织担架队。实在不行的话，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最后，我们把迫击炮连的同志抽出来组成担架队，把带不走的炮埋掉，担架队分成几个组，轮流抬着病中的中央领导同志，向草地进发。
过草地的艰苦情景，许多老同志都作过真切动人的描述。整个草地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泽国，没有树木，没有石头，天空不见飞鸟，地上见不到昆虫走兽，更谈不上有什么房舍人烟。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一片片散发出腐臭气味的淤黑色污水。气候奇冷，天气一日多变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浓雾弥漫，天昏地暗，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我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下，踩着软沓沓的草丛，一步摇，艰难地前进着。
虽然是走在平地上，却比爬山还累得多。稍一不慎，踩进泥潭，那就很难拔出脚来，有的同志甚至被泥潭吞没，献出了宝贵生命。
过草地最大的威胁是饥饿。出发时，大家带的青棵面、炒黑豆，经过雨淋水浇，成了面团，邦硬变味，非常难吃，有的粮食袋掉进有毒的污泥水里，吃不得了。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吃野菜、草根，把胃吃坏了，经常痛得头上冒汗。出草地的前一两天，实在没有东西可吃了，许多同志眼看要被饥饿折磨死去。这时，他忍痛下令把包括自己的那头骡子在内的几头牲口，枪杀了。这才挽救了一些同志的生命。那时，我的身体虽然还较健壮，但也因此得了胃病，经常疼痛，直到后来到了陕北，经过七、八年的治疗、调养，才慢慢好起来。
六百里草地，一般都走了七天时间。同先头部队相比，我们经班佑、到达巴面的时间，晚了一、两天。由于我们走在最后，除了自己行军外，还要负责收容前面掉队的同志，掩埋烈士的尸体。我们出发一、两天后，曾接到一军团的一份电报。除介绍了他们过草地的经验，提醒我们应注意的事项以外，还要求我们派一支部队携带工具，沿途负责掩埋他们没有来得及埋掉的烈士的尸体。我们报告了一起行军的恩来同志，并按照一军团领导同志的意见，加强了这项工作。据当时统计，三军团收容前面部队掉队的同志和掩埋的烈士尸体，竟达四百人以上。我们自己，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