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介绍汉代以后「礼法并用」 的情形。
内容主要涉及三个层面： 一个是礼法并用的历史背景， 一个是礼法并用的具体表现， 另一个是礼法并用的实质。
先说第一个问题： 礼法并用的历史背景。
前面几次课我们介绍了周制、 也就是周礼的制作过程和崩坏过程， 然后又介绍了孔子、 荀子、 韩非子提出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孔子的「复礼」， 荀子的「隆礼重法」， 还是韩非的「法术势」， 都可以看作针对周初封建宗法制度的崩坏， 而特别提出的使天下重归于治的理国方案。
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 最终胜出的是韩非。 因为战国末期的秦国， 正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南， 最终完成了统一六国、 混一宇内的霸业。 而且， 秦朝在制度方面几乎可以说彻底摒弃了周朝的封建制， 并开创了全国性的郡县制度； 秦朝的皇帝， 不再是像周天子那样安于做诸侯的大宗、 天下的共主， 而是做成了独掌天下之权， 独享天下之利的专制帝王。 这个历史过程， 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周秦之变」。
按照秦始皇的预想， 他本是希望将秦朝的国祚传至万世的， 但是很不幸， 短命的秦王朝刚到二世就亡了。 继秦而起的汉王朝， 最初部分地恢复了周初的分封制， 但很快就剪灭了异姓诸侯王， 到武帝时期， 连同姓诸侯王， 也事实上名存实亡了。
西汉最终确立的制度， 依然是秦代推行的君主制和郡县制。 所以我们常说「汉承秦制」。 而儒家思想， 也在西汉早中期， 随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 表彰六经」 的建议， 逐步取得了正统学派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 既然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 那么， 以礼为国的儒家理想也应该顺势成为西汉治理观念的主导了吧？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汉代政治的特色， 其实是兼用儒法， 或者说「礼法并用」。
为什么这样说？ 汉代的「礼法并用」 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 在理论学说层面上， 先秦的法家思想， 发展到韩非那里， 理论上已经趋于完备， 汉代的法家已经基本上终止了学术方面的进展。 以此同时， 汉代的儒家已经和先秦原始儒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朝之儒， 像陆贾、 贾谊、 董仲舒等人， 他们的学说已经吸纳了很多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 尤其是阴阳家、 法家的内容， 呈现出儒法合流的趋势。
其次， 汉代的帝王，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 基本都是秉持一种儒法并用的治国理念和策略。 这种理念和策略， 虽然在汉初推行「黄老之术」 的时代， 处于隐伏的状态， 但到了汉武帝以后就开始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宣帝时发生的一段故事，最能体现汉朝儒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据【汉书· 元帝纪】 记载， 当时还在做太子的汉元帝评价他的父亲宣帝说：
「陛下持刑太深， 宜用儒生。」结果「宣帝作色曰： ‘汉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以霸王道杂之」， 正是西汉治国理念的经典表述。
最后， 从具体的政治实践来看， 汉代的「礼法并用」 也是很明显的。 例如，武帝时的张汤
决大狱欲傅古义， 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 补廷尉史， 亭疑法。这是典型的任法而饰以儒学的例子。
又比如， 董仲舒以经义断狱， 作【春秋决事比】， 主张以「【春秋】 决狱」，这又是以儒术应用于刑法的例证。 其他的， 像贾谊、 晁错等人， 都是兼受孔孟申商之学。
在汉朝的国家治理中， 刑和法扮演了处理政务的标准的角色， 而儒家的经典和经义， 则带有现代所谓「宪法」 的意味， 二者常常是相互结合的。
以上是介绍的汉代礼法并用的具体表现。 其实， 不仅汉代如此， 从西汉到清代的大体情况也是如此。「礼法并用」， 是我国传统君主专制时代的通则； 而儒法的合流， 也是专制天下环境下的自然结果。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礼法并用」 的实质。 这个问题很复杂， 我们可以把他分解成几个小的问题， 比如： 汉代以后的「礼」 和周代的「礼」 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秦汉以后所谓「法」 和法家主张的「以法治国」， 同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法」 和「依法治国」 又有怎样的区别与联系？ 等等。
这些问题， 既关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传统政治哲学的演变， 同时也和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 值得深入去思考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