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为应对复杂的战局，成立了多个野战军单位，如山东野战军、晋绥野战军、华中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等。然而，到了1948年11月的全军大整编，各野战军纷纷合并或改编，最终形成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大野战军。此时，许多人开始质疑野战军的领导权归属，特别是在司令员和政委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听谁的指挥？
在1942年的雪村战斗之后，中央对领导权进行了调整，明确规定政委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最终决策权，而军事行动由军事指挥员负责。然而，人民军队始终秉持着「党指挥枪」的原则，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四大野战军中，彭老总和陈老总分别领导着一野和三野，他们共同肩负着军政双重职责，没有谁是绝对的一把手。尽管陈老总在1948年5月起就跟随刘邓一起作战，将华东地区的指挥交给了粟裕，但在名义上，他仍然是三野的领导人物，受到粟裕的高度尊重。
与此同时，二野和四野的领导结构稍有不同，他们的政委和司令员分别担任不同的人选，以确保领导层的资历和威望相对均衡。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权力斗争，中央设立了「前委」，由前委书记担任更大的权力。在一系列重要战役中，如平津、淮海、渡江等，总前委的设立起到了关键作用，各野战军也都设立了自己的前委，有不同的领导人担任。
尽管有人认为刘伯承在二野中的指挥更加出色，但他从不争夺名利。例如，当129师政委张浩病倒时，刘伯承申请由徐向前接任师长，自己则改任政委，彰显了其不争名利的精神。相比之下，邓公更多地从事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更偏向于幕后，因此在表面上没有刘伯承那么引人注目。
刘伯承和邓公的大军为实现战略目标付出了巨大牺牲。当局势陷入危机时，他们听从中央的命令，冒险离开根据地，直接将战火带到了国统区，分散了国军的压力。然而，这种牺牲也导致了刘伯承大军的重大损失，甚至在撤离大别山地区时，重武器几乎全部损毁。这种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精神在旧军队中是罕见的，但在人民军队中得以实现，其中政工干部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各次战役之后，邓公总是及时总结经验并制定下一步的策略。例如，在挺进大别山时，他制定了严厉的法规，严惩暴行，维护了军队的纪律。他的领导才能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在淮海战役中，他担任总前委书记，进一步彰显了其在二野中的地位。
而在四野中，林总则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一把手的位置。起初，林总并非一把手，而是彭真。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彭真的战略不符合实际情况，导致了连续的失败。林总提出了更符合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获得了中央的支持，成为新的领导人。这一变动使得党在农村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从而改变了战局。
总的来说，四大野战军各有其特点，不存在谁的权力更大的确定性。实际上，决策权的分配取决于具体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