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周恩来在离宁前夜，与陈布雷长谈两小时。 "
陈布雷与杨品仙曾共享深情岁月，共育五子二女，但生育的重压让杨品仙的生命力逐渐消逝。1919年，幺女的降生伴随着她的离世，陈布雷沉浸在无尽的哀痛中，生活失去了色彩。
面对啼哭不止的小女儿，他难以释怀，一时冲动竟想将痛苦归咎于无辜，险些酿成悲剧。家人及时介入，怜儿在外婆的呵护下开始了新的生命篇章。
她被慈爱的外婆唤作怜儿，正式名字陈琏，承载着那段沉重而深刻的历史记忆。
在痛失爱妻后，陈布雷带着深沉的使命感，从慈溪老家辗转至上海，接掌【商报】主编之位。他的文字犹如利剑，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使得【商报】在剖析曹锟贿选、孙传芳侵浙、段祺瑞掌控局势等重大事件上，与广州国民政府的观点高度契合。
孙中山对此赞不绝口，盛赞【商报】为"真正忠诚的党报"，甚至超过国民党官方媒体。周恩来也对陈布雷的文字给予高度评价，他赞誉其为充满道德力量的文章，共产党人深感敬佩，同时期许陈布雷的笔触能超越个人，服务整个中国大众。
陈布雷深思许久，对来信者表达了敬意："我极为赞赏周恩来先生的才能，只是在中共中，像他这般的人物实属罕见。"
这是陈布雷与周恩来初次的交汇。陈布雷已经在上海滩崭露头角，然而我们的主角小陈琏直至5岁仍与外婆在慈溪的老家生活，对父亲的记忆模糊。
直到6岁那年，她才被父亲接到繁华的上海，与他重聚于那座象征财富的府邸，此刻，她才了解到自己拥有了一位"富爸爸"。
尽管陈布雷已拥有新的家庭，妻子王允默，一个温文尔雅且富有爱心的女性，成为了他小女儿陈琏的慈母。她不仅在生活上悉心呵护，更是陈琏的私人教师，陪伴她在最初的上海岁月中学习成长。
陈布雷深感对小女儿过去的亏欠，这份内疚化作了无尽的疼爱。与蒋介石同乡的陈布雷，凭借出众的文采赢得了蒋的信任，成为其「文坛支柱」。
1932年，陈布雷被委以重任，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举家迁往杭州，陈琏也一同踏入了新的生活阶段，与姐姐陈琇手足情深。
陈琏秉持家族的学习优势，自小成绩斐然，从小学到中学一直都是学习的佼佼者。然而，当面临高中选择时，陈布雷却希望她满足于幼儿师范，认为女性无须追求高学历，适合做家庭主妇。
尽管陈琏最初遵从了父亲的建议，就读于幼儿师范，但她内心燃烧着不屈的火焰。毅然决然地，她挑战了父亲的期望，报名参加了浙江高等学堂的考试，并且成功获得公费生资格，让父亲的反对化为欣喜。
陈布雷虽然起初反对，但女儿的成就让他无比自豪，同事们的祝贺使他的笑容满溢。在高等学堂的学习旅程中，陈琏邂逅了共产主义的理念。
她的五婶、七叔以及表哥翁泽永，作为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引领她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邃世界，让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充满了憧憬。
1937年的烽火岁月，陈家随着国都西迁至重庆，陈琏在此融入了国立北碚二中的知识激荡中。尽管同学们普遍关心战事，同情底层，然而陈琏的视角超越了空谈，她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关怀。
作为一名热血的高中生，她不仅在夜校教授语文，更是在日军轰炸的危难时刻，毅然成为救死扶伤的志愿者，抬担架于前线。
她的求知欲驱使她深入阅读【论持久战】等进步书籍，与进步组织紧密相连。这股行动力和坚定立场，让身为父亲的陈布雷深感忧虑。
陈布雷的立场早在1938年底就鲜明显现，他在【驳近卫东亚新秩序】中的言辞犀利指出，日本所谓的"共同防共"实则是侵略野心，他坚信唯有抗战到底，绝不会因表面合作而妥协。
尽管如此，他对子女的教育有着深深忧虑，尤其在1939年高考后，他坚决反对女儿陈琏涉足政治。面对战乱动荡，陈琏反驳父亲："我们逃离杭州、辗转重庆，国家危在旦夕，而统治者却只顾权势与私利，这难道不是我们青年一代站出来为国家发声的时候吗？"
陈琏的才华引领她进入了名校行列，如愿以偿考入了西南联大，那里的学术气息深深吸引着她。尽管陈布雷期待她能选择离家近的中央大学，但他并不理解女儿内心对于学术自由和独立思考的追求，以及对社会活动的热忱，尤其是那些与战争紧密相关的行动。
面对陈布雷的担忧，陈琏试图解释：「爸爸，我参与的并不仅仅是读书，我希望能为战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然而，陈布雷的职务让他无法接受这样的转变，咳嗽打断了她的言语。
陈琏默默递上一杯水，心中的秘密——她已成为中共一员——暂时止于喉头。而这一切，陈布雷毫不知情。
陈琏的"神秘加入"引起了重庆学生领袖钱成宇的关注与引荐，她的入党意愿被递送到周恩来这位南方局核心人物那里。
周恩来对陈布雷爱女的申请抱以深切关注，亲自委派邓颖超进行深入了解。原计划高中毕业后奔赴延安的陈琏，在邓颖超的理解下，考虑到特殊的家庭背景，她被告知在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前往延安可能会给组织带来困扰。
因此，她明智地选择了考入西南联大，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抗战烽火中的知识圣殿——西南联大，曾是中国学术的璀璨星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的聚合，孕育了无数大师与精英。
陈琏如饥似渴地在这里汲取智慧，同时投身于党支部的热血活动中。在联大的历史长廊中，她邂逅了袁永熙，他虽出身显赫——赵尔巽与徐世昌的亲属，父亲执掌营口海关，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隐秘的共产党斗士，这与陈琏的坚韧精神不谋而合。
他们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情感升温，共同面对挑战。然而，1941年1月，国民党背离抗日共识，制造「皖南事变」，叶挺被扣，新四军受围攻，和平的象牙塔成为了他们青春路上的一道严峻考验。
在西南联大，党组织通过广泛张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悲壮牺牲实录】来揭示国民党的不义之举，激起了师生们的深深愤慨。
然而，这一行动不慎触怒了当局，重庆的秘密特务已悄然抵昆，准备对联大内部的党派活动进行深入调查。遵循"隐蔽而有力，静待转机"的中央策略，云南省工委果断决定让大部分同志，包括陈琏，暂时告别校园，疏散至滇南乡村，以避追捕。
从校园学子到隐匿乡间的逃亡者，她的身份悄然转变...
作为忠诚的党员，陈琏早已预见了可能面临的离家挑战，但在奔赴未知的旅程前，她向姐姐陈琇表达了决心："时代的潮流注定我们的家庭要承受苦难，这是无法回避的命运。
但我向你保证，妹妹并非随意选择这条艰难之路，每一步都源于对祖国深沉的爱。尽管路途坎坷，我无怨无悔。"随后，陈琏以程国仪的身份在石屏县的一所高中投身教育。
她的突然消失令陈布雷无比担忧，他反复研读着女儿的信，推测她可能是追随"共产主义志士"前往了延安，心中的忧虑与期待交织。
在对女儿的深深忧虑驱使下，陈布雷毫不犹豫地打破常规，联络了平日因避嫌极少互动的亲戚翁泽永，恳请他协助寻找女儿陈琏。
翁泽永身在重庆，担任郭沫若的秘书，恰逢周恩来找郭沫若谈话，他抓住机会向周恩来转达了陈布雷的急切心情。随着国共关系微妙缓和，周恩来立即行动，当天就通过电报渠道，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询问陈琏的行踪。
遗憾的是，很快得到了答复，陈琏并未在任何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只得让翁泽永将这个消息带给焦虑的陈布雷。
尽管未寻得女儿的踪迹，陈布雷被周总理无私地愿助他这位国民党官员寻找失女的行为深深打动，他对翁泽永转达的周总理的善意连声道谢，"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尽管多方努力仍无果，最终是周恩来让父女重逢成为可能。1942年，陈琏造访周恩来，表达了去延安的愿望，然而周恩来却建议她回归家庭。
周恩来认为，作为国府高官且心存良知的陈布雷，身边有陈琏这样的耳濡目染，能让他接触到进步的思想。在周恩来耐心的劝导下，陈琏回到重庆的家，这使陈布雷欣喜不已，自此对周恩来深信不疑，感恩于他的智慧与关怀。
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陈琏与袁永熙获组织批准，预备在北平共结连理。尽管陈布雷尚不知袁永熙的真实身份——他是地下党的一员，但从对女儿的理解中，陈布雷对此隐约有所察觉。
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的要员，陈布雷频繁代表蒋委员长与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进行紧张的和谈较量。一边是给予他厚待的领袖，一边是亲朋中共党员的事实，想必陈布雷内心在和平谈判中饱受情感与立场的冲突。
随着2月底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要求中共代表团在3月5日前撤离延安，陈布雷的抉择与情感纠葛更加深重。
在周恩来即将告别南京的最后一刻，陈布雷满心忧虑，他在家中深思熟虑后，毅然召集副官，驾车启程。他的车先是环绕紫金山，再穿梭于曲折的小径，最终停在了梅园新村17号的中共南京联络点前。
陈布雷此行，只为面见周恩来。他独自上楼，与周恩来在二楼相谈了两个多小时。据副官回忆，他们一同下楼，花园边的对话持续了半小时。
临别之际，周恩来坚定地承诺：「你的事情，我来处理，你无需挂念。」而陈布雷满怀期待地说：「周先生，期待你的再次来访，再次来到南京。」
回程路上，副官心头暗藏困惑，无意中投向陈布雷的目光满是疑惑。陈布雷捕捉到了这一信号，连忙澄清：「此次行程私事萦怀，并非公事公办。」
多年之后，副官才揭露了真相：原来陈布雷此行是恳请周恩来关照他的未来女婿和女儿。然而，世事如梦，短短两年间，蒋家王朝的命运已摇摇欲坠。
诸多国民党忠臣深感绝望，陈布雷亦在其中，最终于1948年11月选择以死明志。1949年2月，陈琏夫妇在乔石夫妇的协助下，从南京启程北上石家庄。
此后，袁永熙投身清华大学党支部，陈琏则投身共青团中央，步步高升，曾任少儿部秘书主任、部长，直至成为团中央常委的重要成员。
探究陈布雷对周恩来的情感寄托：人民网的历史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