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上选举出了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这五人也在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五大书记」。
「五大书记」的分工相当明确。 其中毛泽东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主要负责外联和统战工作，同时协助管理军事方面的事务；任弼时则主要围绕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展开工作。按照自己的分工，这五人相互合作与配合，各自展现自己的优势与特长，进而形成了一个相当成熟和强大的「天团」。
「五大书记」的诞生，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或许我们对历史上的「五大书记」早有耳闻，但是鲜有人知道的是，在「五大书记」确立后没过多久，中共中央又紧急增添了两位候补书记，这究竟是为何？这两名候补书记又是谁？中央为何偏偏选择了这二人作为候补书记呢？
其实两位候补书记并非是「横空出世」，而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共中央在充分考虑当时局势后作出的决定。
1945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结束之时，国内的主要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国内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当时的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企图将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揣进自己口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因此，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国共两党几乎同时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是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
国共两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几乎同时进行，但双方召开大会的目的却完全不同。
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在彻底消灭掉日本侵略者以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的提法似乎是触碰到了蒋介石心里的那根高压线，很快，他便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做出回应，表示对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立坚决拒绝，并且还在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公然将中国共产党列为他誓要消灭掉的国内敌人。
蒋介石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他的目的就是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很明显，这与当时国内民众渴求在战后建立一个和平、统一、民主新中国的愿景背道而驰。
后来迫于国内强烈呼求和平、民主的压力和国际上美国方面不支持中国发动大规模内战，蒋介石便向延安方面连打了3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国是，极力表现出了对这次和谈的热情和期待。但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显然不是为了和谈，只是想以这次的和平谈判为由头，将内战责任顺理成章地推到共产党身上。
当时的蒋介石，心里早就悄悄地有了主意。
他认为，当前国共矛盾如此尖锐，毛泽东定然不会来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如果毛泽东不来，就可以以中共方拒绝谈判为由，将责任直接推到共产党身上，这样内战就有了十足充分的理由了。当然，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无关紧要的职位，并以此为条件，迫使共产党将解放区和军队全数交出，没有了解放区和军队加持，将共产党一举消灭易如反掌。
此外，当时的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内战了，只不过军队还未准备充足，谈判可以拖延时间，从而能够给国民党留出更多时间为内战做准备。
但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真的来了！1945年8月28日，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人此次是贸然前来吗？那当然也不是。老话讲，不打无准备之仗，有过无数次作战指挥经验的毛泽东怎会不明白这个道理，此番重庆之行当然也是有备而来。 一方面是为了响应当时国内和平民主建国的热切愿望，二是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三是为了争取一段时间做准备，从而能够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时候积极应对。
当时「五大书记」刚刚确立不久，可是眼下这一「天团」的两大重要人物就要飞往重庆，去赴蒋介石的「鸿门宴」，而重庆那边的形势还都是未知数。
对此，毛主席其实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此番重庆之行，会在那边待多久？去了那边又会面临些什么？全都不得而知。赶赴重庆进行谈判之前，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一场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主席说道： 「这趟去重庆，我是准备坐班房的，如果被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好在那里办点事。如今这苏联和美国是表面上让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却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这样的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中苏条约对中国人民有利，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也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临行前，虽然美国人已经承诺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毛主席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同时还建议书记处增补两名候补书记。最终，中央紧急增补了陈云、彭真二人为书记处的候补书记，目的很明确，就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由这二人补上毛主席和周恩来的空位，替代他们二人对中央书记处负责，管理全党全军的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毛主席和周恩来人不在延安，党的领导团体也能有所保障。
而当时之所以会选择陈云和彭真二人作为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也是充分考虑到了两人都是较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了，而且两人都在处理政治工作上有一套。
毛主席一行人到达重庆以后，很显然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做好谈判的相关准备，他们过于自信地认为毛泽东不会来，因此，原本就没打算谈判的国民党一方连和谈的程序和议案都没准备，最后还是由我方来提供的。
谈判期间，蒋介石倒也没有对谈判代表团作出什么过分的事情，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动内战，此次重庆谈判也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为的就是能够拖住毛主席，从而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时间进行排兵布阵。
而毛主席对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也并不是毫不知情，在战场上与老蒋交手过那么多次，毛主席对老蒋这个人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在去重庆之前，他就猜到了蒋介石提出所谓的「和平谈判」只不过是个幌子，对和平建国也并没有抱以太大的希望。但即便这样，毛主席还是决定「赴约」，目的就是要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揭露在全世界的人民面前。
最终，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谈判代表团平安回到延安，而彭真和陈云这两位被中央紧急增添的书记处候补书记，也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后来由于东北战局的需要，陈云和彭真二人于1945年9月被中央紧急派往东北，组成东北局，负责主持东北的大局。
重庆谈判期间，虽然陈云和彭真两人并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但是建国后，两人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从东北回到北京，主持全国财政工作，彭真则先后在北京市政协主席、首都总工会主席等位子上任职。
1949年底，「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为长期抱病工作，积劳成疾，病情不断加重，身体也被拖得越来越垮。直至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
任弼时的英年早逝让党内为之悲痛，与此同时，任弼时的去世也成为了党内的一大损失。因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亟需在「五大书记」的领导下快速成长发展起来。可是任弼时一走，「五大书记」就缺失了十分重要的一环，将十分不利于后续领导工作的开展。
于是，为了不耽搁新中国建设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提出了将候补书记当中的一人「转正」的建议。在经过领导层的多方商讨以后，中央最终决定由陈云接任任弼时的书记之位，就此，曾经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之一的陈云，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大书记之一。
陈云的继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经济建设。 毛主席曾经说过：新中国的经济仗，不亚于三大战役，如果打不好，前功尽弃了。
在我们党内，陈云绝对是搞经济的一把好手。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主持过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建国以后，又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可以说是相当丰富。
陈云也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寄予他的厚望。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正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状态，经济凋敝，物价飞涨。陈云上任之后，便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先是把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的祸患给清理干净，想方设法地将国内的金融物价稳定下来，接着又组织安排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的统销统购，从而保证其能够有序进行，进而使其能够为抗美援朝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除此之外，陈云还对社会主义工商制度进行了逐步改造，从而加快了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进程。
或许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经济问题纷繁复杂，但是对于有着卓越经济才能的陈云来说，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
这是陈云在解决经济问题中所采取的态度，也是我们所有政策应该有的态度，在进行决策之前，应该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弄清楚情况，这样作出的决策才是真正可行的，才能真正让群众满意。
因此，陈云仅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物价逐渐稳定在了一个正常水平，中国的经济建设也开始正式步入正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前景呈现出了欣欣向荣之势。新中国的这场经济仗，陈云打得十分漂亮。
与此同时，另一位「候补书记」彭真，在新中国成立时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市市长。在陈云「转正」以后，虽然彭真成为了唯一一位「候补书记」，但是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兢兢业业，直到1956年，彭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其他15人并列。
如今，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就会很清楚地发现，无论是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还是中共中央对「候补书记」的紧急任命，虽是为局势所迫，但也是中央在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决定。而陈云和彭真即便是处在「候补」之位，也始终没有一句怨言。建国以后，两位「候补书记」无论转正与否，都勤勤恳恳地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气节与风尚，于我们后人而言，他们如同一座丰碑，立在那里，值得我们所有人为之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