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民党的相关设计，军委会是指导、指挥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战的至高军事机关，这种体制下，身为「委座」的蒋校长也自然成为军事指挥的至高统帅。
加上蒋校长对自身战略规划能力及战役指挥能力的迷之自信，热衷于亲自操刀，因此全面抗战期间正面战场二十余场大中型会战过程中，基本都有他的意志甚至身影存在。
但是，如果真正论起来，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的整体战略制订、战役指导、战术实施等方面，蒋校长的意志体现却远远不如桂系三位高级将领来得那么明显，他们分别是白崇禧、刘斐和李宗仁。
是的，你没看错，就是桂系三位高级将领，他们分别就战前、战中、战后的战略、战役、战术提出了相关思路，并获得了蒋校长的认同。
具体怎么讲，且听我道来。
白崇禧：持久消耗
综合对比双方兵力、战力、战略资源之后，又结合了对抗战时间、空间的考量，白崇禧认为日军很难速胜，国民党军也很难速败，因此对日军最稳妥的总体战略就是持久消耗，不断消耗，一直耗到日军战略资源枯竭为止。
「持久消耗」战略，总体上比较偏于保守，偏于被动，转换一下的说法就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对每次的单一战役、会战企图心不大，甚至可用消极来形容，但追求总体的消耗结果。
「持久消耗」战略最终还是被蒋校长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决策层采纳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全面抗战前期的大型会战以及此后的诸多会战，事实上也都是「持久消耗」指导思想下的产物。
国民党内部也一度对能否将「持久消耗」坚持下去产生了怀疑：一是1938年武汉、广州接连沦陷之后，二是1942年滇缅公路这条「生命线」被日军彻底切断之后。
前者导致汪精卫等一众抗战意志不坚定者陆续投日，后者导致国民党军失去国际物资输入通道，包括枪弹、汽油、军粮、被服、药品等战略物资匮乏，国民党军战斗力急剧下滑，甚至有整体崩溃的危险。
庆幸的是，国民党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耗到了日军投降。
刘斐：攻势防御
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系出身的刘斐先后出任大本营作战组组长和军令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的次长，实际承担了历次对日会战的战略指导起草和军令发出重任。
说起来还真有点奇葩，国民党在设置参谋本部的同时，又成立了专门指导、指挥作战的军令部。军令部部长虽为徐永昌，实际职责却又由十分强势的次长刘斐越俎代庖。
表面上看，每次会战都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实际却是以军令部制订的会战指导大纲为执行蓝本，这就是亦十分强势的薛岳与白崇禧、刘斐在长沙会战期间大起冲突的根源。
刘斐为每次会战定下的基调基本都是「攻势防御」。美其名曰「攻势防御」，以国民党军的执行力，其实就是「被动防御」，甚至「消极防御」，并且大多是「一线阵地防御」，一旦一线被日军突破，往往全线崩溃。
仅仅到了抗战后期，在取得了制空权、武器装备等绝对优势情况下，国民党军才发起了规模有限的局部攻击战。
李宗仁：焦土抗战
徐州会战失利后，原第五战区所属区域基本全部沦陷，这引发了李宗仁的相关思考。
他认为，在某地沦陷之前，即国民党军彻底撤离之前，有必要把粮食、牲畜等战略物资全部带走或隐藏起来，甚至房屋等也要予以焚毁、破坏，以免为日军所用。
应该说，李宗仁的想法具备相当的前瞻性和操作性，因此也被包括蒋校长在内的国民党决策层所接受。
后来由于执行失误，酿成长沙「文夕大火」的悲剧，「焦土抗战」思路逐渐被搁置了，改成简化版本的「坚壁清野」：日军进城或进村前，务必把粮食等全部转移或埋藏在地下，非作战人员尽量躲进山中，避免日军「以战养战」。
至于1943年常德保卫战期间，常德守军57师最后也因「坚壁清野」而粮弹两绝，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小结
白崇禧提出的「持久消耗」、刘斐的「攻势防御」以及李宗仁的「焦土抗战」，几乎成了国民党军抗战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等于从理念以及行为上都为国民党军的抗战做出了规范。
哪怕蒋校长再热衷于规划，再热衷于「微操」，在抗战决策上都没超出上面的几个思路范围，等于他也被「指挥」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倒是桂系几位高级将领实际指挥了国民党军的全面抗战，总体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