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龙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通知成立烟台市委，吕其恩任书记。
因为胶东特委在暴动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设法寻找胶东「一一.四」暴动后失去联系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成为吕其恩回烟台的主要任务。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群众情绪低落。在白色恐怖下，1935 年12月中旬，张修己等人自发组建了中共文登临时县委，为了获得上级承认，便千方百计与上级取得联系，终于通过西字城村党员刘庆华，找到了当时负责中共河南省委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政治交通员邓汝训，请他帮助联系上级，如果与山东省委联系不上，就请河南省委派人来。
邓汝训接到信后也挺为难，以他当时的能力这些事他都做不到。恰在这时，他在参加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学习时认识的好友游建铎（理琪）此时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也正在为寻找党组织找到他。于是，邓汝训便介绍游建铎去胶东，游建铎很高兴，决定立即赶赴胶东。看游建铎痛快答应，邓汝训立即回信告诉张修己等：河南也无人可派，但他可以推荐一个人，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完全能够胜任。就这样，游建铎改名理琪，于1936年1月从上海辗转来到胶东。
某种意义上说，理琪到胶东并不是组织安排，更不是经中共河南省委介绍来的，而是在特殊的背景下，经朋友介绍来到胶东革命的「志愿者」。
到了胶东以后，理琪拿着邓汝训写的信，来到邓汝训老家西字城村找到了地下党员刘其章，刘其章将理琪送到沟于家村张修己家中。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又一轮清乡，张修己又将理琪送到威海暂避风头，后来由于接头人失误，理琪不得已离开威海去了济南，在与张修己取得联系后，再次返回胶东，继续开展工作。由于理琪政策水平高、工作能力突出，很快受到当地党员的信任和拥护。
1936年4月，在没能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也未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的特殊情况下，理琪在文登县沟于家村主持成立了胶东临时特别委员会（简称胶东临时特委）。这是胶东特委的第三次重建（史称第四届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刘振民、邹恒禄、张修己任委员。
为了恢复和发展胶东党组织，总结「一一.四」暴动的经验和教训，理琪深入基层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于6月撰写了7300多字的胶东党的第一个文件——【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整个胶东地区几年来党的工作总结和自我检讨，提出了今后党的领导方针和任务。
理琪【给各级党同志的一封信】
1936年8月，文登县保安大队长丛镜月率部搜查了沟于家，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的关系，理琪紧急转移，将中共胶东临时特委由文登秘密迁往烟台市，但一时没有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对新形势、新情况不甚了解，无法迅速有效地开展工作。
烟台市委成立不久，吕其恩在他居住的毓璜顶北原洪玉里15号四合院院内，准备要发展同院的小学教师宁子孚入党。恰巧, 迁往烟台的理琪也在这里居住，并且也准备发展宁子孚入党。
一天，理琪正在做宁子孚入党工作时，宁子孚说，同院有个人也要介绍他入党。就这样，理琪通过宁子孚，秘密与吕其恩接上头。
吕其恩通过了解，知道胶东临时特委和上级一直没有组织关系，吕其恩立刻将情况报告给北方局。在等待北方局回信期间，吕其恩和理琪相互交换了工作情况，并坚持要对方担任特委书记，吕其恩坚决推辞，认为还是由理琪担任比较合适。几天后，北方局回信让派人到天津汇报临时特委的情况，吕其恩和理琪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俞克范去汇报。
吕其恩回忆：「一九三六年八月份成立烟台市工委，我担任书记。十月末北方局通知成立烟台市委我担任书记。就在这个时候，我和胶东特委打通了关系。当时胶东特委书记是理琪，组织部长俞克范，宣传部长郑耀南。（于在1938年牺牲，郑在1945年病故延安）。我将情况报告给北方局，北方局回信叫俞可范到天津汇报胶东特委情况，经北方局审查，承认了理琪他们的胶东特委，并指示烟台市委和胶东特委合并，理琪担任胶东特委书记，我担任为副书记。」
王文达在【谈「七·七」事变前后北方局与烟台党组织的关系】中回忆：「记得中间有一次是情况有变化，烟台市党组织跟胶东特委合并，他（吕其恩）改任第二把手，这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北方局研究同意了。」
张修己在【怀念理琪同志】一文中回忆：「10月下旬，理琪要发展一个名叫宁子孚的小学教员入党，宁子孚说：‘还有一个人也要发展我入党。’理琪很惊奇，一了解，原来另一个要发展宁子孚入党的人，是北方局派来烟台开展工作的吕志恒（吕其恩）同志。理琪和吕志恒同志交换了情况之后，坚持要对方担任特委书记。后来，北方局听取了胶东特委组织部长俞可范（石匠玉，即邹青言）的直接汇报并下达了明确指示，理琪同志才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北方局当时指示，新建立的烟台市委与胶东特委合并，由理琪任特委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
烟台教育学院安家正教授通过调查，在【从胶东到辽南：吕其恩的不凡足迹】一文中写道：理琪和吕其恩「两个人在毓璜顶上，充满戏剧性地会面了。理琪说明意图，吕志恒说：我是北方局派来的市委书记。理琪大喜过望，‘可找到上级了！’于是马上向吕志恒报告来文登之后的工作。两位书记在烟台的制高点上有说不尽的话，主题是如何恢复胶东特委。理琪说：‘我这个特委书记是自封的，不算数。你是北方局派来的，由你担任。’吕志恒却坚决推辞：‘你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且熟悉情况。文登不仅党员数量多，而且曾是中心县委，起到了特委的领导作用，还是由你担任比较合适。’
相持不下，请示北方局。北方局指示：进行选举。于是，在毓璜顶上就有了一次别致的选举，参加选举的仅三个人，理琪、吕志恒之外，还有邹青言。这个邹青言在胶东革命史上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他以石匠身份为掩护，走村串屯做革命工作，却在錾磨的工具袋上，鲜明地绣上‘革命’二字，胆量非凡，为人称道。
三人投票的结果是：理琪投了吕志恒，吕志恒写了理琪，邹青言既没投理琪，也没写吕志恒，却写了另外一个人：刘振民。在当时情况下，再也找不到其他特委委员了。三个特委委员的投票结果是三个候选人各得一票，选举无效。最后，报批给北方局。北方局决定成立胶东临时特委，由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这就是现今众多材料中写的吕志恒是胶东特委副书记的由来。」
1936年10月末，北方局经过审查，承认了理琪他们的胶东临时特委，并决定在烟台市委的基础上，中共胶东临时特委与烟台市委合并，成立中共胶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理琪为书记，吕其恩为副书记兼任中共烟台市委书记，俞可范（邹恒禄）任组织委员，郑耀南任宣传委员，委员有张修己、李厚生、刘振民。
新成立的胶东临时工委下辖中共烟台市委、牟福边区委、招莱边区委、荣成特支、文登县委和威海卫特支等。
由此，与中央一度失去联系的胶东党组织，在吕其恩的帮助下开始接受北方局的领导，并且理顺了各基层组织的关系，统一领导胶东地区的党组织，使党的各方面工作迅速出现新的局面。
中共胶东临时工委成立后，把工作的重点对象，首先放在备受歧视、倍受剥削的码头工人、掏粪工人和洋车工人方面，充分利用他们的工作条件，发展工人队伍，开展工人运动和地下活动。
他们针对码头工人受压迫重，斗争性强的特点，派出地下工作人员深入工人中间，进行个别谈心，培养骨干，发展党员，组织他们阅读进步书刊，启发他们团结起来，共同抗争。1936年12月，烟台码头工会秘密成立了。在码头工会的领导下，不少觉醒的工人积极参加地下活动，他们在搜集情报、掩护同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力车工人中，胶东临时工委通过教育和训练，秘密组织起19人的情报联络员，他们深入敌人内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他们利用自己拉车的方便条件串街走巷，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接送人员、掩护转移等任务。
烟台市的洋车工人，活动范围较广，接触人员较多，了解情况较快，并不被人注意，有利于做地下党的情报和交通工作。根据这些有利条件，胶东临时工委和烟台市委很快把他们组织起来，通过教育和训练，秘密成立起有19人为骨干的情报队伍。他们经常深入到敌人内部，侦察敌情，搜集情报，或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积极协助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也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串街走巷，跟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传递情报、接送人员、掩护转移等任务。
为了加强与地下党员的联络，临时工委在南山大粪场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南山大粪场地处郊外，掏粪工人多是家境极为贫困的工人，他们勤劳、诚恳，对共产党信任、支持。胶东临时工委利用这里不为敌人注意的特点，在这里召开党的有关会议，发放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市内和外地的许多失散的地下党员都是通过这里找到党组织，又投身新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