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到1945年，从16岁到24岁，杨应彬已经在张发奎手下蛰伏了8年，表面上他是张发奎信任的参谋，实际上他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红色特工。
不得不说这8年的潜伏杨应彬一直很成功，但如今的他已经明显感觉自己即将暴露，便开始琢磨怎样做才能继续潜伏，在敌特眼皮下为组织传递消息。
杨应彬提出来的请求着实大胆：「请组织批准我娶媳妇！」在生死存亡之际还惦记着结婚，杨应彬这样的请求究竟有何深意呢？
「铁将军」的「小铁磁」
说起这位大胆的红色特工杨应彬，就不得不提他的「顶头上司」张发奎。张发奎作为国军元老，凭借在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中国铁将军」的美誉。
「宁可战死，绝不投降」是张发奎面对敌人的态度，他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也算个异类，他是真正亲上战场的将领，绝不是贪生怕死贪图富贵的人。
除了会打仗，张发奎也知人善任，实打实为我党培养了不少优秀将领，我国开国后的十大元帅中，叶剑英、陈毅、贺龙等5位元帅都曾在他麾下任职。
可惜的是他的信仰和立场始终有些偏差，先是跟了汪精卫，后又跟了蒋介石，没有和我党站在一起。
由于他在国民党中一直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张发奎的一举一动也时刻被我党关注，杨应彬这个深得他信任的「小老乡」，就我党秘密安排的情报人员。
杨应彬的家世并不显赫，他1921年在广东大埔的贫苦人家出生，读完高小就被迫辍学，直到当地民主人士资助教育，十几岁的杨应彬才再次获得读书的机会。
一直到他13岁，杨应彬才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那是1935年他陪着校长去上海访问，结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陶行知。
天资聪颖的杨应彬给陶行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竟然破例收了杨应彬当自己的「入室弟子」，在陶行知的影响下，杨应彬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
在上海这样繁花似锦的十里洋场，杨应彬感到了巨大的冲击，一边是花天酒地，一边是路有冻死骨。
同胞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至暗时刻，让13岁的杨应彬醒悟，他要为人民而奋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35年10月，他就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在陶行知的引荐下成为「左翼教联」儿童部负责人，这个组织是上海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杨应彬因此跟我党结缘。
杨应彬出色的工作表现让他在次年6月就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党的安排下他跟随周恩来到中央特科工作，正是这份工作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潜伏」起来。
周恩来带领的「中央特科」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培养出来的情报特工人员，往往身处危险的敌后，为在一线奋斗的革命战士提供宝贵的情报，成为他们坚实的后盾。
杨应彬进入特科时虽然年轻，但他表现出不同于同龄人的沉稳内敛，做事稳重又注重细节，因此很快得到周恩来的赏识，被培养成了优秀的特工苗子。
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发奎作为第八集团总司令，担任了淞沪战场右翼总指挥，他让郭沫若成立「战地服务队」，其中有10人就是我党暗中安排的同志。
在这10位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杨应彬才刚刚16岁是最小的一个，他听从书记左洪涛的安排，默默蛰伏在张发奎身边，谁知这一待就是十载。
接受过特科培训的杨应彬知道，自己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了解张发奎相关的情报，并想方设法传递给组织，但要获取情报他必须要离张发奎够近。
十几岁的少年看上去清纯无害，杨应彬就很好利用了自身年龄优势，他年龄不大但异常上进，果然很快就吸引了张发奎的注意。
刻意接触之下，张发奎很快发现这个上进的小兵还是自己的广东老乡，这无疑又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在谨慎的考察后，张发奎决定要培养杨应彬。
他准备把杨应彬培养成国军需要的人才，特意安排他去贵州独山的国民党军校就读，杨应彬也很给张发奎长脸，在同期中一直名列前茅。
张发奎不知道的是，杨应彬在军校里学业很刻苦，他也没忘记自己的真实任务，始终都在努力获取情报。
但情报工作无比危险，杨应彬虽然机灵，工作起来也并不是一帆风顺，1940年12月的一天，他就遇到了一次「要命」的危机。
潜伏危机
那天杨应彬刚刚参加完训练，气喘吁吁刚回到宿舍，一进门就看到一脸严肃的大队长，桌上摊着的三张信件让杨应彬差点吓出冷汗。
那是党内的同志写给他的信件，上面虽然没什么情报，但内容中有几句革命寄语，比如「播下的种子萌芽了」、「巴黎公社的穷孩子善战」……
这样的话语让军校的反共分子马上怀疑杨应彬的真实身份，大队长要他马上解释信件的来历，并说出写信人的身份。
杨应彬知道自己被怀疑「通共」，这些语句虽然说不上确切的证据，但自己如果不谨慎处理，一个不小心很可能被处决，
杨应彬马上应用在「特科」学来的斗争技巧，他装的惊恐不安马上撇清自己，仗着张发奎的「偏爱」，他反倒要挟军校「谨慎处理」：
「我可是张长官保送来的，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我通共，我要求张长官介入调查，还我清白……」
张发奎这么一喊，反共分子们反倒不敢有明面上的动作，只能咬着杨应彬有嫌疑，暗中怂恿军校的长官处死他，但军校迫于张发奎的名号也不敢轻举妄动。
杨应彬知道自己不能被动等待调查结果，他必须主动出击才能获取一线生机，为了自救他冒险联系了书记左洪涛，告知他自己的处境危险。
好在左洪涛那时候已经深得张发奎的器重，为了拯救杨应彬，左洪涛马上在张发奎面前吹风：
「司令，你还记得你那个小老乡杨应彬么？听说他这次升学考试拿了榜首，那可是咱们四战区的骄傲啊……」
张发奎本来就「偏爱」这个小老乡，这个喜讯让张发奎更是得意，他认为杨应彬确实是个好苗子，逢人就夸赞，显摆他为党国挖掘了一个人才。
为了嘉奖杨应彬，张发奎特意让左洪涛代笔写信给军校，让他们好好表彰杨应彬，这封信件一到果然救了杨应彬一命，司令如此器重的人才自然不可能「通共」。
军校这边的反共分子不敢再说什么，杨应彬也消除了嫌疑可以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
但这次的有惊无险让他深刻意识到，国军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因此今后的工作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再露出任何马脚。
1944年，结束军校学习的杨应彬成功进入国军内部工作，他在张发奎身边担任参谋，跟随部队辗转多地，先后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等多个战役。
在张发奎这样的高级将领身边当参谋自然会接触到很多重要情报，杨应彬多次暗中传递情报，让不少我党同志免于被迫害。
这样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年，杨应彬跟随张发奎去广州第二受降区参加了受降仪式，抗日战争结束后杨应彬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到中共队伍中，不再隐藏身份。
但当他兴致勃勃跟周恩来递交了申请后，却收到了让他再「静默等待」的回复，周恩来已经预见到蒋介石的「不死心」，国内怕是又要掀起内战。
惊险的婚礼
周恩来的预判是非常准确的，抗战结束没多久，国民党内部的反共风头又再次刮起，蒋介石的阴谋如同「司马昭之心」。
眼看国共又要处于敌对状态，我党必须时刻掌握国民党的动态，才能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占据主动。
杨应彬虽然听从周恩来的安排继续潜伏在张发奎身边，但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岌岌可危。
他已经潜伏了8年，送出了大量的情报，虽然深得张发奎的信任。但张发奎手下特务众多，他的言行很可能已经让这些特务起疑，暴露是迟早的事。
没过多久，一条内部的消息又传到杨应彬的耳朵里，他的内线打听到广东那边的特务组织已经在秘密跟踪他，就是要做实他「通共」的罪名。
如果他再无动于衷，继续秘密传递情报，那势必很快就要被敌人抓住把柄。如何堵住「悠悠之口」成为眼下杨应彬必须要解决的「致命问题」。
作为杨应彬在党内唯一的直接联系人，同样潜伏的左洪涛对杨应彬的情况也很着急，他亲眼看着杨应彬8年的成长，组织培养这么优秀的人才实属不易。
当杨应彬找到左洪涛商量对策时，俩人都是焦急万分，最后关头「胆大心细」的杨应彬突然给出了一个让左洪涛意想不到的方案：
「结婚！我申请和郑黎亚结婚，大办婚礼，让张发奎给我们证婚……」
杨应彬的做法有些铤而走险，但确实不失为一条妙计，他如果在谣言漫天的时候大办婚礼，邀请张发奎证婚，那必能堵住悠悠之口。
好在这个有些疯狂的决定得到了女友郑黎亚的支持，郑黎亚比杨应彬大2岁，也是个很有胆识的姑娘。
抗战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日活动，在北大就读的郑黎亚放弃留学机会加入上海救亡团体，也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两人在金华的革命活动中相识，身份无法公开只能潜伏的杨应彬和热血的进步女青年郑黎亚，在救亡活动中相知相许。
那时候担心男友安全，郑黎亚曾主动提出等抗日战争胜利了再结婚，如今杨应彬为了我党必须继续潜伏，为了消除他「通共」嫌疑，这场婚事成为最优的选择。
两人马上秘密提交申请，愿意以夫妻身份继续潜伏，他们对革命的忠诚着实让组织感动，马上批准了他们的结婚申请。
1945年12月，这场令人瞩目的婚礼在广州驻地举办，现场邀请了上百位军政要员，办的气派无比，张发奎也应邀前往，成为婚礼的证婚人。
其实张发奎来之前是听过杨应彬「通共」的传言的，收到请柬时他也拿不准这对新人的底细，还特意让他们见面一叙。
张发奎上来就劈头盖脸的问这对新人：
「你们到底是不是共党？要都不是或者都是，那都可以结婚，就怕你们其中有一个共党，那以后另一个要孤独终老的。」
这样的问题是把这对新人架在了火上，但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心理素质过硬，杨应彬马上表态，称自己八年的追随绝无儿戏，自然是一片赤胆忠心。
听到这个答案，张发奎才放下心来消除了疑虑，他在杨应彬的婚礼上当众表示了对杨应彬的器重，那些「谣言」不攻自破。
从这场婚礼后，杨应彬和郑黎亚有了张发奎的背书，终于暂时从「通共」的谣言中解放出来，但他们的任务依旧艰巨，私下默契配合为我党继续传递情报。
每每杨应彬拿到重要情报，郑黎亚就会想方设法联络组织传递，珠联璧合的夫妻档多次携手解除了我军的困境。
1946年1月，我军和国军以及美方曾一同在广东协同解决东江纵队北撤问题，那时商议我军2500多人的东江纵队会在深圳大鹏湾聚集后，撤退去烟台。
原本都是板上钉钉以及商议好的事情，杨应彬却意外发现了一封蒋介石的密令，竟然密令让张发奎在我军集合时歼灭我军。
这样的做法反而让杨应彬震怒，但此时棘手的是消息如何传给组织，毕竟我军代表已经离开广东，杨应彬赶紧找左洪涛商量对策。
好在他们联系上了【华商报】的经理萨空，他也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党员，此时正在广州办事，这个消息经由香港方面才通知到周总理。
在我党的紧急安排下，东江纵队的集合做出调整，蒋介石的阴谋没有得逞还被曝光了出去，2500多位革命同志得以安全撤离。
像这样惊险的情报传递，杨应彬夫妇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国民党一支在疯狂搜查我党潜伏的特工同志，但杨应彬夫妇一直坚持到最后。
1947年夏天，他们已经是特别支部最后两名潜伏的人员，周总理指示他们找机会撤离，不要无畏的牺牲。
十年的潜伏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为了不让张发奎警觉，走之前杨应彬还特意以妻子怀孕回乡养胎为由跟张发奎请假回广州。
张发奎也知道杨应彬多年未曾回乡，也算情理之中的事情就同意了申请，杨应彬马上带着妻子奔赴香港，然后消失于公众视线。
直到此时张发奎才发现他相信了十年的得力助手竟然真的「通共」，他甚至一度发通缉令通缉杨应彬夫妇，好在一直没抓到人。
直到1949年10月，杨应彬终于可以「明牌」了，他光明正大的作为我军一员参与解放广州，十年卧薪尝胆后终于在看到红旗在广州升起，一切都圆满了。
杨应彬和郑黎亚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投入祖国的建设中，在艰难的岁月中他们坚持做着隐秘而伟大的事业，最终等来了真正的胜利。
这对夫妇如今已经双双离世，可他们的事迹依旧被后人铭记，感谢他们多年殚尽竭虑换来祖国的新生，让我们向这对传奇夫妻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