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撰写的一篇关于网络上各种军阀夸张宣传的吐槽问答受到热议，如我预料，引来众多关于伪军的提问。今天，我将详细讲解抗战时期伪军的起源。
在抗战时期，伪军同样存在分裂为不同派系的情况。
国军的派系错综复杂，伪军的派系也是如此复杂。这主要是由军阀割据的本质决定的，似乎每个人都追求着不同的梦想。
自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伪军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也是国人内心深处的痛。在1931年至1945年的十四年间，随着日本侵华的步伐，伪军从东北扩散到了华东地区。
最终形成了四个较大的军事集团。
根据日本的侵华路线，这些集团分别是伪满洲国军、伪蒙古军、华北治安军和伪南京政府的和平建国军。
从时间线来看，东北地区的伪军最早出现，因为这里是抗战的发源地。当时的伪军和爱国将领实际上反映了军阀的两面性格：军阀需要领土和权力，因此很多人都持有「有奶便是娘」的心态。东北军当时本质上还是一支家族军队，在成为伪军的问题上，这甚至不能算是政治行为，最多只能算是山大王的水平，因为东北军与溥仪本身并无太多牵连，成为伪满洲国军完全是日本强行推动的结果。
关于伪蒙古政府，这里不再赘述，其势力薄弱，组织松散，与国军关系不深，甚至未曾参与国军的改编，完全是依靠日本支持，由蒙古王公建立的地方割据伪政权。其主要军事领袖李守信原属伪满洲国（前东北军），在日本的压力下被并入伪蒙古军，主要对抗的是傅作义，不值一提，是历史中的垃圾。
首先来说伪满洲国军。
东北军中的野心家和皇权复辟是一种奇怪的结合。只能说他们彼此利用，利益相投。
在这个集团的早期，有几个比较有力的军事部分：第一个是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掌管4个团。事变后，于芷山宣布独立，并成立了东边道保安司令部，将部队扩编到6个团；第二个是延吉镇守使吉兴，掌管3个团。事变后，吉兴主动与日军联系，表态愿与日军合作，以阻止混乱局势的发生；第三个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掌管4个团。事变后，张海鹏同样宣布独立，并成立边防保安司令部，部队扩编到8个支队和2个独立团；第四个是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掌管5个旅。事变后，熙洽宣布独立，并组建吉林省剿匪总司令部，任命无职军人于琛澄为总司令。
可以看出，这些人都是那种处于尴尬地位的人物。
上述四大军事集团，加上1932年2月东北边防军代理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及其所属的6个旅、2个独立团，形成了伪满洲国军的初步框架。
1932年3月，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复辟后，这五大军事集团根据地区划分为四个省警备军，分别是于芷山的奉天警备军（辖4个旅）、吉兴的吉林警备军（辖11个旅，包括于琛澄的部队）、程志远的黑龙江警备军（辖7个旅，因马占山是假投降，由旅长程志远接管未反正的部队）、张海鹏的热河警备军。
需要注意的是「警备军」这一称谓，这表明日本及伪政府要求这些部队在各自的辖区内执行治安警备任务，同时通过这种方式限制各军事集团的外扩，避免这些新军头因地盘问题而引发冲突，通过这种手段来控制他们。
与南京伪政府不同，伪满洲国的军队开始走向「国防军」化，1934年7月1日，伪满洲帝国军军政部将省警备军改组为军管区。随着伪满军派系的逐渐复杂化，日本开始对伪满军进行清洗。
从1936年开始，日本军事顾问对伪满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编，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是设立军官学校，对军官进行重新培训，并以选拔新的伪满军官为名进行军官的清洗。同时，伪满军政部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合并成立了军管区。
为了压制伪满军中残留的旧军官势力，日本还从伪满军中挑选出一些年轻、思想上倾向于日本的军官，将他们送往日本的陆军大学和士官学校进行学习。但日军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年轻军官在军队中的根基并不稳固，部分军官甚至自发组织起反日组织，有的甚至已经与国民党军统建立了联系。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日军未能完全实现其最初的计划。
总的来说，经过日本军事顾问的持续改造，伪满洲国军队成为了伪军中最具「国防军」特色的部队，也是派系观念相对较弱的军事力量。到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由于伪满军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派系组织，大量的伪满军在苏联军队的攻势下迅速崩溃和解散，很少有部队完整地被国民政府收编。
华北绥靖军的形成源于1933年长城抗战后签订的【塘沽协定】。根据该协议，冀东地区被划为「停战区」，该区内禁止任何国家的军队驻扎。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采取了一个措施，从东北军中调出两个团，重新组建为「河北省特种警察队」的第一和第二总队，驻扎在「停战区」，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北平军分会的这一策略本是妙计，但掌握冀东两个行政区实权的却是亲日派殷汝耕。
殷汝耕同样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是那个时代的日本通，曾担任过驻日代表，也在民国时期拥有一官半职。那个年代，很多留学日本的人都是亲日派，他们内心深处仍然认为日本较好，这与现在很多人偏好美国类似，殷汝耕正是这样的人物。他被委任负责冀东政权，这也为他后来直接投靠日本提供了机会。
在日本的支持下，殷汝耕于1935年12月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将特种警察队扩编为拥有五个总队的冀东保安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义上仍属于国民政府，但实际上已经具有独立性。这一时期的冀东保安队主要由东北军成员构成，但分为两个派系。一派以第一总队长张庆余和第二总队长张砚田为首的爱国派，他们一直与北平军分会（后来与冀察绥靖公署）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准备恢复正常状态。另一派以第三总队长李海天和第四总队长赵雷为首的亲日派，他们紧跟殷汝耕，并且都准备好成为「开国元勋」。在此期间，由于赵雷过于骄傲自大，被蓝衣社暗杀，接替他的韩则信仍然亲日，使得冀东保安队的两派势力相当，相互对抗。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时，张庆余和张砚田带领部队在通州反正，史称「通州事变」，击毙了500多名日伪官兵，保安队也随之解散。
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标志着华北伪政权的正式成立。与此同时，临时政府治安部成立了绥靖军，作为华北伪政权的军事力量。这一时期的华北伪军来源复杂，主力来自原冀东保安队和伪满军中抽调进京的一小部分「志愿官兵」，其他还包括华北地区的国军残部、地方武装以及原北洋政府时期的许多失意军人。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治安部总长齐燮元、副总长王永泉以及参事秦华、高胜岳等。其中齐燮元和王永泉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江浙闽军界颇有名气，秦华和高胜岳则是奉系中较有资历的人物。
这支部队承载了北洋军阀的遗风。
民国时期的复杂程度实在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超越了个人利益和政治抱负，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如果说普通老百姓还没有这种觉悟也就罢了，但在这些人的带动下，更多的失意军人为了个人发展而选择投敌，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之混乱。
华北绥靖军，也就是华北治安军，其成立过程相当正规，因为其军官都是经过军校培养的。齐燮元等人将重点放在建立绥靖军军官学校和宪兵学校上，为绥靖军储备了大量的军事骨干。军事武装方面，则由日军出面组建「剿共军」，并吸引了大量地方武装的加入，以维护华北地区的治安。江浙皖地区的治安维护则由临时政府设立的地方绥靖区及保安队负责。这使得华北伪军中产生了两个派系：一为齐燮元的绥靖系，一为地方武装李福林的「剿共」系。然而，「剿共军」很快就宣告瓦解，李福林的第一路军因部队的反正而覆灭，李本人也被反正的官兵击毙。第二路由于兵力不足很快被缩编为地方性的民团军。至于第三路，因内部纷争而自行解散。
在这种情况下，绥靖系不得不加快建军的速度，否则一个名义上的「国家」竟无国防力量，这岂不是国际笑话？1939年10月，在齐燮元等人的推动下，华北治安军（1942年12月更名为华北绥靖军）正式成立，辖有三个集团（每个集团辖有两个团）和两个独立团。
这支部队的军服风格独特，采用了意大利风格，虽然在战斗上表现一般，但在外观上颇为时尚。
1940年3月，伪临时政府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并被纳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但华北绥靖军仍保持其独立性，只在名义上归属于伪国民政府的军政部。直到抗战胜利时，华北绥靖军已发展至14个集团，人数超过60,000。
总的来说，华北绥靖军主要由绥靖系掌控，但当晋绥军的第一师和第四师按照阎锡山的命令投降日军并改编为华北绥靖军的第12集团和第13集团后，绥靖军中出现了第二个派系——晋绥系。
这两支部队的投降是阎锡山所谓的「鸡蛋跳舞」策略的一部分，晋绥军在抗战中表现不佳，更擅长玩弄政治手段。
有趣的是，绥靖系和晋绥系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一直保持着和谐的关系，这在其他几个伪政权所属的军队中是非常罕见的。抗战胜利后，绥靖系的部队接受了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改编，而第12集团和第13集团则重新回归晋绥军，被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改编为山西省防军。
和平建国军
1940年3月，由汪精卫领导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由于汪精卫是从政治家出身，与蒋介石相比，他的军事实力明显不足，这使得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军队支持的光杆司令。
为了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汪精卫在日军的协助下吸纳了各方面的势力。这导致伪国民政府军的派系复杂且多变，基本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绥靖公署、每一个方面军、每一个军队和每一个师都可能是一个独立的派系。
伪国民政府初期，成立了包括参谋本部、军政部、海军部、军事训练部和参军处在内的几个重要军事机构。其中参谋本部由北洋政府时期的老军人掌控，军政部由东北军系和西北军系分控，海军部由东北军系和闽系共同掌握，军事训练部主要由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把持，而参军处则成为了各个失意军头的汇聚地。由此可见，仅仅军事部门内部的派系就多达六个。
坦白说，汪精卫的处境实在是比较悲惨，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如何维持政权？在众多派系林立的军队中，汪只能利用这些力量，却无法真正信任它们。因此，他只能模仿孙中山，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亲军」。
因此，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应运而生，汪通过这一机构陆续建立了三个警卫师，并任命那些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的黄埔军校生担任这些警卫师的高级和中级军官，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自己的「黄埔」系。这三个警卫师在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上都属于伪军中的精英，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警卫师的主力被国民政府收编为第74军。
在和平建国军中，有许多是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旧部。这两个派系的军队，除了在第五和第九战区内部支持彼此外，在长江以北的地区基本上无人问津，没有人能像孙连仲或刘汝明那样混得如鱼得水。
我所提到的这些部队，基本上都是晋察战区和鲁苏战区的游击部队，主要由西北军和东北军组成，它们不仅无法打败日军，也无法战胜八路军和新四军，连蒋介石都不看好它们。
例如，1940年，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战区的正规军被重新编组为两个集团军，分别由庞炳勋指挥的第24集团军和石友三指挥的第39集团军组成，当时冀察战区的总兵力仍有超过80,000人。第24集团军奉命前往太行山建立游击基地，而第39集团军则分驻在山东的濮县和河南的濮阳，使得冀察战区名存实亡。
而且，这些部队连杂牌中的杂牌都算不上，军委会里连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都没有，完全是一支烂兵团，各路部队长也都是草根军阀出身，如果要做比较的话，我觉得他们像是小说中黑云寨的谢宝庆那样的人物。
随着日军加大扫荡力度，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开始秘密与日军接触并谋求投降。当部下高树勋得知后，于1940年12月将石友三诱杀，关于石友三的死有几个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他被活埋在了黄河边，也有的说他被蒋介石秘密处决了。第39集团军因此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在新任总司令高树勋的带领下在濮阳继续抗战，另一派在第69军教导师师长文大可的带领下投降了日军。那些仍然留在河北境内坚持游击战的部队只剩下河北民军和战区独立第一、第三支队等少数几部。
1943年4月，日军对太行山区发起了第二次大规模扫荡。庞炳勋的第24集团军遭受重创。在援兵和补给完全断绝的情况下，第24集团军还坚持了一个月，最终被日军逐一击破。其中，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看到形势不妙，率部投降了日军。随后，东陵校尉引导日军包围了第24集团军总部，劝降了战区副总司令兼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第40军随即解体，只有一部分部队成功突围。剩下的第27军所属的预备第八师师长陈孝强也率部投降了日军，其余部队则坚持了三个月后突围成功，但只剩下1500余人。
西北军中的伪军基本上都是这样形成的。孙良诚的第二方面军、吴化文的第三方面军、张岚峰的第四方面军、庞炳勋的第五方面军以及郝鹏举的徐州绥靖公署直属各师都是这样的。这些人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时代是同事，在加入汪伪政权后虽然都属于伪国民政府军中的西北军系，但他们各自为政，彼此之间没有太多联系。
在鲁苏战区，由吴化文指挥的新编第四师和山东省保安第一师由于派系影响，不断受到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等人的排挤，其部队甚至一度断粮。在这种情况下，吴化文在已有投降日本的想法的鲁西保安司令宁春霖的策动下，于1943年1月率领两师的兵力投降了日军。半年后，在战区颇有声望的第112师副师长荣子恒也在其父——伪河北省省长荣臻的策动下投降了日军，导致不少原东北军第57军的旧部也跟随投降。
伪国民政府军建军初期，东北军系主要控制了军训系统，很多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在这个系统中担任职务，原因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这些人大多在中央军校担任过教官，因此也被纳入了新的体系。尽管这个军系规模较大，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军事权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3年。在那一年，荣子恒带领其师主力投降了日军，并被改编为第十军。在1944年的豫东会战中，又有两个团以及三个军被改编。
而汪伪的第一方面军，由任援道所部领导，最初是华北伪军设立的江浙皖各绥靖区所属的保安队。在华北伪政权并入伪国民政府后，这些部队被统一改编为七个师，形成了独立的一派。第六方面军的孙殿英所部则源自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同时也有西北军的血统，组织极为复杂。
尽管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抗日战场上英勇奋战，但上述人物所造成的损害几乎无法弥补。台儿庄的胜利、张自忠的牺牲以及东北义勇军在东北的血战等历史事件被彻底抹去，想要恢复名誉都极为困难。
除了以上几个较大的派系外，还有第一集团军李长江的「苏北游击系」、第二集团军杨仲华的「江苏保安系」、武汉行营叶蓬的鄂军系、广州绥靖公署陈耀祖的粤军系、皖南方面军张昌德的川军系、第二军徐朴成的太湖系、第十三军李宝琏的桂鄂系、第十四军邹平凡、熊剑东的黄卫军系等等。
对于这么多的军队派系，汪精卫心知肚明，但他却无力去消除它们。伪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控制了华北、华东和华南的许多省份，但汪精卫的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地区虽然名义上属于南京「中央」，实际上却实行地方自治。汪精卫需要这些地方自治力量的支持，以维持他的伪国民政府名义上的「合法性」，同时也需要这些军队名义上的服从，以此与蒋介石相抗衡。汪精卫去世后，其继任者陈公博的表现更是糟糕。
综上所述，虽然伪军在数量上庞大，但由于其内部成分复杂、派系众多，其战斗力自然不言而喻。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政府军及日军相比，伪军只能存在于这些强大军事力量的夹缝中，充其量只能作为日军的棋子而已。
至于蒋介石的黄埔生将领有多少人投降了呢？
答案是15人，其中黄埔一期3人，二期4人，三期2人，四期6人。与上面提到的各派系相比，这些人数显得微不足道，但其中有些人是奉命执行特定任务的，例如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他以投降为名深入敌后收集情报，这也是为什么日军总是试图拉拢地方军阀，而对中央军采取高压政策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