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面临垂危之际，我恳请你们不要对我进行无谓的抢救。那不过是让生命多延续几日，对我而言，这样的日子已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邓颖超晚年在遗嘱中明确表示支持安乐死，并且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阐述过这一观点。请注意，虽然安乐死这一议题在某些文化和法律背景下可能有所不同，但上述句子的核心观点是邓颖超支持安乐死，这是符合事实且客观的表述。
为什么邓颖超会提出这样的期望呢？最终，她的这个愿望有没有如愿以偿呢？
【邓颖超提出安乐死】
邓颖超的「安乐死」想法深受周总理的影响。
周总理在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后，每天都勇敢地与疾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与折磨，但他依然坚强地面对，直到最后一刻。
邓颖超始终陪伴在周恩来身边，亲眼目睹了他的病痛与挣扎，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忧虑与疼惜。医疗团队全力以赴，只为延长周总理的宝贵时光，然而，尽管他们能够暂时稳定病情，却无法真正为他驱散那份难以言喻的痛苦。
在1976年的那个寒冷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后，最终还是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面对这样的离别，邓颖超的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悲痛，但或许，在深深的哀伤之中，她也感受到了一丝解脱和平静。
之后，邓颖超女士感慨道：「他承受了太多苦难，或许解脱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但我深知自己并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尽管邓颖超与周总理是夫妻，但周总理是全体人民的公仆。任何人若提议放弃对周总理的治疗，那便是对人民的不忠与背叛。周总理的生命，不是仅仅为他自己而延续，而是为了亿万人民的福祉而燃烧。他活着，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民，为人民谋福祉。
在观察和学习周总理的处事态度后，邓颖超深刻体会到了「适时放手」的智慧，她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将来若是面临相似的情境，我绝不愿承受那份无谓的煎熬，会果断选择不再坚持无谓的治疗。
在1982年的那个夏日七月，邓颖超亲切地把自己的侄儿侄女召唤到家中，以一种非常认真的态度对他们说：「将来若有那么一天，我若不幸患上重病，你们一定要记得，千万别急着抢救我。不必去花费那些宝贵的药物和大家的精力，毕竟，就算真的抢救过来了，也不过是让我多受一两天的苦，同时医生和你们也会跟着我受累，这样的努力，其实并不值得。」
没过多久，邓颖超再次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深思熟虑的遗愿书，其中表达了她希望在生命垂危之际，能够遵循「重病不施救，选择安详离世」的意愿。然而，要真正落实这一愿望，却并非易事，它伴随着诸多挑战与难题。
【邓颖超的几次请求】
在1988年的一月里，有位医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聊起了「安乐死」这个话题，这让邓颖超女士深感共鸣。她随后亲笔给电台写了一封信，信中她表达了对安乐死的强烈赞同和支持。她提到，其实早在几年前，她就已经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如果未来自己病重到无法挽回生命的阶段，不希望再通过延长寿命的医疗手段来强行挽留，而是希望家人和医生能够尊重她的选择，让她平静地离开。
邓颖超以她独特的方式，深入参与了对「安乐死」议题的探讨。
在1989年的金秋十月，也就是10月16日那一天，邓颖超女士又一次通过她的秘书，向党中央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愿望——关于「安乐死」的考虑。然而，遗憾的是，这份深情的呼吁仿佛石沉大海，迟迟没有等来回应的涟漪。
在1991年的那个艰难时刻，邓颖超女士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当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显得格外虚弱。她轻声细语，近乎呢喃地说：「别再为我费心抢救了……」这句话里，饱含着对生活的淡然与对命运的接纳。
然而，不论是身穿白袍的医生，还是身居要职的领导，都未曾有过一丝放弃的念头。大家纷纷向邓颖超传递着温暖的力量：「面对病魔的挑战，我们更需要拿出那股子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劲儿来！」
邓颖超轻轻叹了口气，然后坚定地说：「看来，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去面对这些挑战，共同奋斗了。」
吴蔚然医生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或许我们可以为邓大姐进行一项手术，帮她建立一个‘胃造瘘’，这样一来，她的生命或许能再延长一两年。」
大家都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手术最终圆满成功，为邓颖超的生命延长了一年多的宝贵时光。然而，到了1992年7月1日，邓颖超的病情突然恶化，再次陷入了危急之中。
邓颖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已十分虚弱，她温柔地表达：「不必再为我进行无谓的救治了，让我平静地离开吧。我常听人说‘活着总比死去好’，但我内心并不认同。我认为，真正的生命价值在于健康地生活，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而我现在，只能无助地躺在病榻上，无法再为社会效力，反而成了大家的负担，这样的生存对我来说，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尽管医生们竭尽全力，进行了各种治疗尝试，但遗憾的是，这次他们没能成功挽救她的生命。
【未能实现的遗嘱】
就在离世前的一个月，邓颖超温柔地唤来了陪伴自己多年的秘书，眼含深情地说：「咱们共事二十多个年头了，你对我知根知底。现在，我有些心里话想和你分享。」
秘书亲切地对那位女士说：「大姐，有什么事情想和我聊聊吗？尽管开口。」
邓颖超以温婉的语气问道：「我现在的时光可能比较有限了，我只想再确认一下，你是否已经将我的事情向中央进行了汇报？还有，我的遗嘱是否已经妥善地交给了中央呢？」
秘书告诉我：「其实，您的遗嘱内容我们早已呈交给中央了，简单来说，就是不希望有任何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也不赞成进行无谓的抢救行动。」
邓颖超微笑着表示：「这样我就安心了。」
秘书带着一丝玩笑的口吻说：「大姐，您总是提起‘死’这个字眼，是不是心里有点担心它呢？」
邓颖超坚定地回应说：「我何曾畏惧过死亡？无论是过去与敌人斗争，还是现在面对疾病的挑战，我从未退缩。我只是想说，生老病死，这是每个人生命旅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环。我已步入晚年，身体的种种变化不过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与外力无关，而是生命自然老化的结果。就像一台老旧的机器，再怎么修理也难以恢复如初，何必再耗费宝贵的资源去徒劳无功呢？」
邓颖超很早之前就在遗嘱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安乐死」的意愿，这个决定十年来始终如一，未曾有过丝毫动摇。然而，中央和医疗团队始终坚守岗位，从未放弃过对她生命的全力救治，希望能够为她争取到更多的生机与希望。
事实上，邓颖超女士生前所留的遗嘱，直到她离世那一刻也未能得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为她做出「安乐死」的决定。或许在邓颖超女士的心中，她早已预见到，这样的请求很难得到中央的批准。
邓颖超女士的选择，并非仅出于避免个人苦楚的考量，她内心深处一直怀揣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能成为推动安乐死合法化进程中的一位「先行者」。然而，遗憾的是，这个梦想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至今，"安乐死"这一议题依旧在社会舆论中引起广泛的争议与探讨，它超越了简单选择的范畴，实则是一场触及社会根基的深刻变革。由于众多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祟，推动安乐死合法化的进程可谓步履维艰，面临着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
对于病人自己，死亡可能意味着一种释放，但对于深爱着他的家人而言，每多一秒的陪伴都无比珍贵。选择安乐死，尽管可能是出于病人的愿望，却往往会让家人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和非议。
另一方面，如果安乐死被立法，它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想象一下，有些父母即使身体健康，也可能出于不想成为子女负担的考虑而选择安乐死。而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孝顺的子女，他们可能会利用安乐死这一手段来逃避照顾和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这样的现象，无疑会对社会伦理和亲情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聊聊关于安乐死的看法吧，你们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