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贺子珍哥哥职位后，陈毅惊讶：贺敏学咋连省委常委都不是
开篇贺子珍，作为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其哥哥贺敏学在后来担任了怎样的职务呢？
家世显赫的子弟卷入革命风波在贺家五兄妹之中，贺敏学身居老大，这个名字并非随意取，贺父寄望他能聪慧好学，将来取得卓越成就。因此，贺家花费重金请来一位家庭私人教师，期望能在家中培养他的学识。然而，宝贝儿子对这些学问却毫无兴趣，甚至将逃学当成家常便饭，结果使得在门后偷听的贺子珍和贺怡两姐妹成了唯一的受益者。
接下来，贺家父母决定将儿子送到县民办学校，然而他仍然不安分守己，反而卷入了学潮，频繁参与各类斗争，最终导致学校不得不开除他。
虽然对于学习缺乏兴趣，但贺敏学却具备出色的武艺。曾在拜师学武时遭遇师傅禁止坐在一条板凳上用餐，激起他的怒火，导致一气之下竟将饭碗砸得粉碎。一次，几名军阀兵痞闯入他在永新开设的「海天春」茶馆惹事，他迅速反应，抓起茶炉上烧红的火钳直戳兵痞的屁股，烫得他们四处逃窜。
在永新乐川中学时，贺敏学是学生领袖，与后来在井冈山「落草」的袁文才是同学，两人曾一同进入一位土豪的家，隔被子痛打了一顿。井冈山时期，两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贺敏学在北伐战争爆发时加入了共产党。
毛泽东曾赞誉贺敏学有「三个第一」。
1954年6月，贺敏学首次前往北京。得知舅舅的到来，李敏立即前往北京饭店探望，并告知父亲毛泽东。毛主席非常高兴，邀请贺敏学第二天晚上7点在中南海丰泽园做客。为确保安全，毛主席特别嘱咐卫士长李银桥派车前往接他。
这是两人分别20多年后的第一次相遇，时光流转，令人感慨万千。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贺敏学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而贺敏学一一回答。之后，他告诉妻子李立英，毛泽东曾称赞他有三个第一：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第一，渡长江第一。
这一评价源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的记述：「暴动队始于永新。」
1927年6月，永新县的国民党右派夺权，贺敏学逃离县城，躲藏在附近村庄，计划组织武装力量围攻县城。然而，消息传出，他在乡下被捕。即便被投入监狱，贺敏学依然努力，党员在监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继续谋划武装暴动。
在暴动成功后，他们决定分三路悄悄撤出县城，朝着井冈山进发。贺敏学告别家乡，与妹妹贺子珍一同踏上征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起义军来到井冈山，贺敏学将自己的房子让给毛泽东，并经常与他交换意见，共同策划对策。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了毛泽东赠送的7支枪，回到永新重新组建了工农赤卫队。他们挖出地下埋藏的枪支，贺敏学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最终建立了一支革命武装。
1949年3月，贺敏学接到三野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任命，迅速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负责水上练兵。他在抗战时期曾担任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处长、苏浙军区参谋处长等职务，积累了多次渡江作战经验。
贺敏学预感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渡江战役需要充分重视对敌情的侦察了解。为此，他提出先派遣一支能力超群的侦察小分队先遣渡江，以更详细地了解敌情，提高渡江战役胜算。
然而，在军党委会议上，他的提议未获通过。反对者认为派出一支先遣部队渡江容易曝露目标，人数过多会导致无法对付国民党军队，而人数过少则无法保障后援，可能导致全军覆没。
贺敏学坚持自己的观点，决定派出几名胆大心细的侦察兵先行过江侦察，以事实证明自己的方案的可行性。不久后，这些侦察兵安全返回，不仅侦察到有用情报，还带回了特意从江南拔下的一把韭菜和两棵青菜，作为有效证据。
得知好消息后，军长聂凤智兴奋异常，贺敏学在他的协助下连续几天派出侦察兵过江侦察，大部分成功登岸，并带回了敌人的江防情况等情报。
贺敏学为何最终未能成为省委常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首次实行给干部定级。贺敏学被上级定为行政7级，即正部长级别。尽管对于老革命来说，这个职位已经偏低，但贺敏学得知后并未生气，反而主动要求降低一级，只要了8级（副部长级）。在上级询问原因时，他冷静地表示，很多同志的级别偏低，如果他调低一级，就可以调高一些一般干部的级别，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后来，中央组织部追问此事，为何没有给贺敏学评7级？
1958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将中央直属的建筑企业下放，以激发地方积极性。在此之前，贺敏学领导的西管总局已提前完成中央交办的大三线建设任务，国务院下令将西管总局各工程公司基本归原地，作为建筑种子分散到全国各地。
西管总局撤销后，贺敏学原本被定为中央建工部第一副部长。然而，在他尚未到北京上任之前，接到通知要到福建担任副省长。
1958年8月南下后，贺敏学一直未离开过福建，副部级职务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即便他的资历和成绩居高不下，职务却越来越小。他的许多战友和部下都获得了大将、省长等职务，而他的头衔仅限于正军，官位远不及副省。
贺敏学调到福州后，频繁地将妹妹贺子珍接至福州逗留一段时间。在妹妹和妹夫事业有成时，他并未因此而受益匪浅；而在妹妹陷入低谷时，甚至他的「仕途」也受到了一些波及。然而，他从未表露怨言，对待贺子珍一直如初，全心全意地关心和保护她。
1984年4月中旬，远在福建的贺敏学接到女儿贺小平从上海传来的电话，得知贺子珍病情严重，便立即携夫人李立英赶赴上海，亲自参与护理工作。
贺子珍辞世后，贺敏学带领李敏夫妇及其子女，搭乘飞机将妹妹的骨灰亲自送至北京，最终安葬在八宝山公墓。这是兄长为了命运多舛的妹妹付出的最后一份深情厚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