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们所熟知的战争战役，大家或许马上想到淮海战役。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挺进大别山同样举足轻重。1947年，在刘伯承元帅及邓小平同志领导之下，十二万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远距离挺进大别山的壮举，直指国民政府核心区域南京和武汉。这一举措改变了战争局势，使我军由防守转入进攻，为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很少人了解的是，这场战斗极其艰辛，士兵伤亡重大。在整个过程中，包括两位军事领袖以及毛主席在内的领导者们曾有过整整两个月的艰难决策与思想斗争。
深入敌后进行剖析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际，蒋介石表面上缓和关系，与毛泽东签署了【双十协定】以便争取时间在物资调度上取得优势并在社会舆论中占据话语权。尽管总理以诚恳赴会的态度识破了对方的策略，但是国民政府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一场规模宏大的国内战争。
因此在1946年，国民党军队率先对我山东解放区和延安革命根据地发动攻击，揭开了内战序幕。等到1947年上半年，彭德怀元帅带领的西北野战军通过多次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数万人，坚决抵挡住了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的侵袭。
然而此时，我们仍然处于被动状态，寻求改善局面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仔细思考过后，主席意识到利用国军在中原防线薄弱之机进行集中式主攻，无需完全粉碎敌军战略进攻或等待解放军的数量超过对手，就能迅速抢占战略主导权。
事实上，这样的战略计划恰恰反映了毛泽东先生一如既往的策略——善于巧妙转换战场，很少与敌方硬碰硬。这样做不仅能降低我军因实力相对较弱而可能遭受的损失，而且更符合我们的初衷。唯有以战略视角做出部署，才能将劣势转为优势，从而找到最好的获胜之道。
在确立了主要战略之后，便需着手细节策划。经过严密思考后，中央军委决定出奇招，派遣大军从中原地区出发，挺进大别山。
大别山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向东可直达南京、上海，向南则直达武汉，如同一把尖刀，可以随时插入敌人的心脏. 此外，该地作为革命根据地，我军在此已有广大的群众支持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大别山区地势险峻，对围剿我军绝对构成阻力。基于这些因素，中央军委最终决定将进攻的焦点放在大别山上。
从地理角度看，相比任一一支野战军，大别山更靠近华东野战军所在区域。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时国民党军队正全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不堪重负，实在抽不出额外的兵力执行这项任务。无奈之下，中原野战军成为最佳选择。
正当刘邓大军在鲁西南顽强抵抗国民党军队时，蒋介石将前方之敌调往山东正面，大大减轻了他们的压力，于是，中原野战军就成为了肩负挺进大别山重任的不二之选。
接到毛主席关于挺进大别山的指示后，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虽然有所担忧，却立刻决定带兵前进。毛主席强调，这是最高级别的紧急命令，必须尽快执行，而若未能成功挺进大别山，率领胡宗南的部队西进的任务就无法完成，那么陕北地区就岌岌可危了。
尽管开进大别山充满诱惑，但实际上执行过程仍充满风险。国民党主力分布在鲁西南至大别山之间的两侧，形成包围之势。虽然如此，刘邓两位领导还是坚定地领着12万大军启程了。
面对危机重重的形势，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毫不犹豫地准备南下，积极应对。在随后的日子里，他们的部队在长达300里的黄河之上来回穿梭，顺利度过了蒋介石誉为「四十万大军难以拆除」的黄河天险。
这标志着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正式开启。成功渡江后，刘邓大军继续向前推进，连克敌军五万多人，形成深入敌人后方的局势。此举让蒋介石大为吃惊，他亲自飞往开封指导作战，并从陕西、山东等地调配了7个整编师的兵力驰援鲁西南。这正好迎合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
接着，毛泽东同志指示陈赓和谢富治两位将军向河南西部迈进，另外命令陈毅和粟裕的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也向鲁西南挺进，以配合刘邓大军的行动。
在友军的协助下，刘邓大军摆脱国民党军的包围，一路加速向南方进军，直接指向大别山区。毛泽东同志对这次行动的命运进行了预测，他认为会有以下三种可能性：要么暂时失去优势，然后再重新立足；要么损失惨重，但能坚持保卫作战；要么受伤，能够站稳阵脚。
因此，毛泽东同志深知这次任务的艰难程度，知道解放军一定会受到敌军的攻击，伤亡会相当大。毛泽东同志早已准备好应对最糟糕的情况。
然而让人振奋的是，刘邓大军克服了无数困难，顺利达成了预期效果。他们的行进路线布满河流，还有广阔的黄泛区，给部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重型武器的运输变得非常困难，刘邓同志甚至无奈选择丢掉我军仅有的美式榴弹炮等重要装备。
毕竟，比起所有的牺牲，胜利的信念更加坚定。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我军的行军速度反而加快了许多，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去应付20万敌军，从容应对，次次化险为夷。
蒋介石发现他的军队无法追上刘邓大军，便派出58旅在汝河南岸实施阻击。现在，刘邓大军陷入了前后夹击的困境，想要继续前进，必须要跨过汝河。处于绝境的他们只能逆势而上，一边搭建桥梁，一边向58旅发起猛烈冲锋。双方展开了激战，河面上布满了横飞的子弹和炸裂的水花，我军战士虽然身处困境，却依然斗志昂扬。他们坚守阵地，成功掩护大部队冲锋到对岸。最终，我军成功跨越了汝河。
经过数日惊心动魄后，饱经风霜的刘邓大军，终于顺利渡过了淮河。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我军战士才刚刚涉足彼岸，水位就突然上涨，硬生生地将追击之敌隔在了对岸。
对此，邓小平同志感慨万分，赞叹道：「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刚刚过去水面就涨潮，这岂非上天助我们一臂之力？」
然而，尽管暂时解围， 刘邓大军面临的困难仍未结束，他们仍然需要面对诸多挑战，能否承担起党中央交付的重任，尚且未知。
成功熔铸
当刘邓两位将领忧虑万分之时，身处延安的毛泽东同样焦灼不安。得知刘邓大军陷入国民党重兵包围，他夜不能寐。长期精神压力过大以及生活无序，使毛泽东身体承受不住，手部浮肿严重，连写字都费力。
见到此状，领导人纷纷关注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并请医务室的医生前来诊治。然而，当这位医生拿着药品走进窑洞时，毛泽东却激动地拍桌怒斥：「你们说我有病！我哪里有病啊？」医生吓得手足无措。
任弼时察觉气氛异常，走入书房询问缘由。只见毛主席气愤地踱来踱去并不作答。然而本次事件让任弼时明白，毛主席应该好好冷静一下。于是他静静站在原地等候。
经过片刻斟酌，毛泽东用平静的语气对任弼时说：「你去把医生叫进来，我应向他道歉。」接着，他诚恳地向医生致歉，以求内心的安定。然而，直到刘邓大军横渡大别山的消息传至延安的那一刻，毛泽东悬着的心才稍微舒缓些许。
就在几天之后，军情报员递上紧急战况，赫然写明刘邓大军已于八月底成功突围进入大别山。长达两个月的漫长等待终于换来喜讯，毛泽东欢喜满面，似乎如释重负。
尽管如此，刘邓大军虽然成功挺进大别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但战局尚未明朗，远不足以称颂为全面胜利。
白崇禧首领仍提出各种解决方案，其中包含了对我们部队的围攻和地方土匪的联合，以此想要阻挡我方前进的步伐。此外，他还采取了连带责任政策施压，从而控制我们无法获得补给物资。虽然这种做法确实对我们的行动造成了不小的阻力，但是并没有颠覆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的战略部署。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邓小平同志主张不得不撤出大别山，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转变主意？原因有两点，第一，我们的部队成功阻击了数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其次，由于巨大的人员伤亡，部队现在只剩不到五万人，无法维持长期的战斗。如果坚持在这里，只会增加更多的损失，甚至可能引起敌国的激烈回击。据此，刘邓大军在1948年的3月份完全撤离了大别山，虽然这时战争的主导权已经到了我们手上。
千里挺进大别山，无疑是一项极其成功的战略计划。主席运用「中央突破、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策略，让蒋介石陷入恐慌。刘邓大军和陈粟及陈谢两路大军共消灭20万敌军，解放了140多个县市，重新成立了中原根据地，成功实现了主席的战略目标，使我们把握住了战争的主导权。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他的作品【中国震撼世界】中赞誉道：「这场战役是史上最为精妙的作战手段之一，毛泽东在用兵之道上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