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俊说古今：「资阳人」智脉四万年纪 」（笫186讲）
领导、专家为刘胜俊主撰的【资阳人】作序、书评、撰写的论文（2）
「资阳人」伴生的石器、骨器
彰显中华文明一源泉雏形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原副所长，现古人类研究室主任
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主席
中国旧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
【人类学学报】副主编
【第四纪研究】副主编、博士、研究员
挖掘、追溯远古文明，旧石器时期的石器、骨器等文化遗存是最可靠的依据。
旧石器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那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情形怎样？这只有通过考古研究可以做一定的追溯和推测。从对发掘出土的与「资阳人」有共生关系的石器、骨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关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信息，据此可以寻觅远古文化乃至文明的踪影。刘胜俊先生在2013年出版的【中华资阳人】一书提出了文明的「精神和物质」内涵，指出文明在当今泛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总和，并认为「资阳人」用智慧制作、使用骨器、石器的精神和创造出的这些物质财富具备人类文明源泉的雏形。
「资阳人」在物质文化上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老一代学者裴文中、吴汝康等于1951年复查张圣奘发掘的「资阳人」地点时，在距原地点十米处挖掘出大批动物骨骼，其中明确的文化遗物为一根骨锥。这件骨椎是用三棱状骨片制成的，尖端短而钝，呈深褐色，与「资阳人」头骨化石颜色相同。1981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重庆自然博物馆的张森水、李宣民等在距离「资阳人」化石出土地点西偏北100米处又发现一处新的地点，将其命名为「资阳人B地点」，并进行了考古发掘，从地层中得到几百件石制品和种类繁多的哺乳动物化石。经过详细研究报道的石制品共172件，根据研究者的描述，石制品多数形体粗大，主要采用石英岩作原料，还有一部分用燧石和火成岩等材料制作。从石制品的形态及表面保存的磨光面看，原料应采自当时的河滩。
「资阳人B地点」的石器技术及文化面貌具备这样一些特点：采用锤击法生产石器的毛坯，即手握石锤以一定的角度和力度打击握在另一只手中或放置在腿上的石核，从上面打下可以进一步加工成器的石片。偶尔用砸击法，即将石核放置到石砧上，用手握的石锤垂直向下砸击，使其破碎，从中拣选出可进一步加工的石片；在打片前不对石核做预制修整，石核的利用率低，产生的石片多粗大，不规则，很少具有锋利的边缘；用石片制成的石器占55.5%，其他石器采用石核、石块和砾石作毛坯制成，显示毛坯选择上的多样性与随意性；石器均用锤击法加工而成，即手握石锤在毛坯的边缘或尖角上轻打细琢，制成可以砍劈、切割和穿刺的刃口或尖锋；工具以大、中型者为主，小型者甚少；类型简单，仅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三类，以砍砸器为主要类型，占68.1%；石器的刃口多厚钝，大多数刃角超过70︒；修理工作多粗糙，刃缘曲折，形态变异大。总体上，这些石制品表现出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的鲜明特点。
这些石器看似简单、粗笨、原始，但其中隐含了古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与能力信息，反映出先民适应生存的智慧和方略。西方一些学者曾经认为东方的古人类的石器原始落后，技术发展缓慢，表明这里曾经是人类演化的边缘地带，文化上缺乏新的思想与因素的注入，在旧石器时代很长时期内成为一潭死水。高星曾以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时空分布，工具制作技术，石器的类型、形态、演化趋势，区域文化特点和原料资源利用方式等文化要素为观察分析对象，提出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演化的「综合行为模式」，试图透过考古学现象揭示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并反过来从古人类行为模式的角度对本地区古人类迁徙和演化的过程、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对原料和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和取向、不同人群与文化的交流互动、现代人群的起源等诸多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资阳人」的文化从属于中国尤其是华南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因而对该地区总体文化的归纳与阐释可以对「资阳人」的石器技术与文化特点及其意义的认识有一定的启示。
连续性与稳定性：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在近2百万年间从早到晚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是清晰的，总体上呈现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进步的趋势。但从大多数遗址和区域来看，石器生产技术、类型与形态等关键要素保持着基本的格局，未出现大的文化断层和飞跃；对石料和其他生存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也一脉相承；大的自然地理单元内考古学文化具有很大的趋同性。这些特点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群体在行为方式上保持很大程度的惯性，形成稳定、渐变的文化传统，从而从行为与文化的角度验证了体质人类学业已提出的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早期智慧人到晚期智慧人是连续演化的学说，不支持近来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提出的中国本土古人类在距今10万年～5万年间发生演化中断、现代中国人系20万年～10万年间从非洲诞生的新的人种后裔的假说。
继承性与融合性：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并保持行为上的雷同性和稳定性，说明这里的古人类的演化相对独立，文化自成体系。但这样的推论并不认同更新世时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的人类完全与外界隔绝，文化上是一潭死水，未发生过人类的迁徙与文化交流。相反，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地区人类的迁徙移动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今天的人类就不会占据地球的各个角落。就已有的考古遗存来看，发现于百色盆地、洛南盆地和丹江流域的手斧及其相关组合与西方的阿舍利工业显示技术与类型上的趋同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传统中似乎找不到根源，用外来人群或文化的进入与影响加以解释似乎更合理；水洞沟的预制石核和系统剥制石叶技术在其北方和西北方可以找到源头，「外来」的路径更加清楚。但即使这样，这些外来因素并未对本土固有文化产生根本的改变，更未发生更新和替代。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主流人群及其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呈现前后承继的演化关系；当主流群体形成后这片土地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外来「移民」事件，间或少量的外来人群带来零散而短暂的文化遗存，但很快在主流文化的强势面前消弭于无形。这与中国古人类化石证据上总体表现为连续性特征、偶尔发现「外来」体征相一致，因而共同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
因地制宜性和资源开发的节制性：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特点表明古人类对居住和生活地域的选择充分考虑到生态与资源因素，包括近水、向阳、易于获取石器原料和动植物食物资源，而这样的地方多在平原－－山地过渡地带；对石器原料的获取方式为就地取材，很少刻意寻找优质材料并进行长期、深度开采；在石器类别组合中，属于深度资源攫取型的锋尖利刃工具不发达。在北方，主要用于切割、刮削等消费、加工作用的刮削器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南方的主体器型－－砍砸器也主要用来从事加工、采集和肢解工作；除许家窑等少数遗址外，很少出现大量、过度捕杀猎物的场面。这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美洲和澳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在这些地方，人类的过度捕杀成为许多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很快走向灭绝的重要因素。这些特点折射出中国远古人类的生存方略和行为方式主体特征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大自然给予的便利条件，对生存环境中赋存的自然资源做有节制性的开发利用，在客观上保持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友好。
高频迁徙性：与自然环境维系和谐，对资源做有节制性的开发，其前提是经常性的迁徙移动，即当一个地区的可供资源趋于贫瘠时即搬迁到新的领地，以寻找利用新的资源。对这种推论提供支持的证据包括：中国南、北区域文化圈内文化遗存的高度雷同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古人类群体频繁的迁徙移动在不同地区留下相似的遗存，或因人群交往的频繁而导致不同群体间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并产生趋同现象；大多遗址仅存单一的文化层位，而且文化层堆积薄，表明人类在一个遗址和区域连续占据的时间短。这种生存方式的寓意是多重的：它增强了古人类群体对波动多变的气候环境的适应能力，即总是迁移到最适宜的地方求得生存，而不必把一个地方的资源开发到极致从而导致生态灾难；人类群体不必强迫自己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做重大适应性改进和调整以便开发利用难于得到的资源，这样一方面用变更环境、获取新的资源的手段来弥补技术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因此导致石器技术无法得到显著的进步和提高，变革和创新的压力或动力不足。维持这种不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区域内人口少，人群之间很少发生地盘、资源之争。与此相应的推论是：在更新世很长的时期内，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密度一直维系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务实性与灵活机动性：该地区古人类行为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务实性和简便性，体现在就地取材，不刻意寻找优质材料，对工具只进行简单的加工，不追求规范化和美学效果，直接使用未经加工的石片等方面。与此相应的一个特质是机动灵活性，主要表现在因材施法，即根据原料特点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开发利用方式。例如北京猿人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虽然这种方法效率低而浪费大，但对周口店地区质劣而量丰的脉石英材料，却有其合理性；而在三峡地区面对大量圆钝、扁平、锤击着力点不易寻找的河卵石，晚更新世人类则用摔碰法将其一分为二，从而为进一步剥片和加工奠定基础。这充分体现了古人灵活变通的聪明才智。如果诚如一些学者所断言，中国旧石器时代竹器为工具的主角，则因地制宜和机动灵活性得到进一步的诠释。
进取与创新性：虽然东亚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总体上发展缓慢，但仍有进取与创新的一面，表现在对劣质石器原料困难的克服、石器制作技术的日臻完善上。周口店第1地点和第15地点剥片技术的特点及演变就是很好的例证。第1地点的文化时代为距今70万年～30万年（中间有的层位没有人类遗存），最重要的石器技术特点是用砸击法从脉石英块体上剥离石片加工石器。据统计，在该遗址上部文化层位砸击制品占石核—石片类的74%左右，其他为锤击产品。第15地点距今约14万年，石器类型、形态和原料诸方面与第1地点一脉相承，显示很强的文化渊源和延续性。但在第15地点，砸击法不再是剥片的主要方法，砸击制品仅占石核－石片类的12%左右，而锤击产品却占88%。这种差别的意义必须从两种剥片方法的特点和脉石英的特性加以分析。脉石英材料多为小的团块状，多节理和裂隙，断裂不规则，难以形成贝壳状断口，用锤击法很难产生理想的石片。砸击法方法简单，将石块置于石砧上敲拍，产生大量断块碎片，从中选择可用的薄锐者作为工具的毛坯。用砸击法开发利用脉石英对北京猿人来说是不得已的选择，是以浪费大量原料为前提的。但生活在第15地点的人类面对同样的材料却大大减少了对砸击法的依赖，转而以锤击法为主要方法从脉石英块上剥离石片生产石器，而且所产生的石片不乏规范、精致者。能将锤击技术娴熟地运用到脉石英质材上，说明周口店第15地点人类的石器技术较之第1地点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而这样的发展与进步特性单纯从石器的类型和形态上是无法解读出来的。
一些学者力图在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寻找能与西方同期文化相提并论的证据，以此改写中国乃至东亚的远古史，改变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保守」、「落后」的形象。这里涉及到对远古文化价值的判断和人类群体智能发展水平的认识问题。其实文化是一个综合体，是人类群体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与生存行为集成，不能仅靠某些表象加以评判。单从石器文化来说，东亚古人类与西方同期人类相比在石器原料方面居于劣势，只能开发利用相对劣质的石材来施展技术、加工工具。虽然在表层上东方的石器不如西方的规范、精致，也缺失一些西方驾轻就熟的技术方法，但东方古人也成功的生存繁衍下来，生生不息而演化成现代人类，其中所要克服的困难更大，所要解决的难题更多，因而更需要聪明才智去寻找应对适应方略。从「综合行为模式」来看，东亚古人类群体与所处的生态环境有很好的耦合关系，发展出一套非常适合区域环境的行为模式。而这些应该是评判中国乃至东方远古人类技术与文化价值、比较东西方史前人类智能水平的更全面、更科学的指标。
对「资阳人」的文化特点和其在中华文明孕育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应该放到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与演化体系中加以分析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