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工作，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如何使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交团队。
因此，首任外交部长就由周恩来兼任，常务副部长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来兼任。
除此之外，在选任外交部的同志时也是慎之又慎，都是久经考验，对党忠诚的老党员才能进入外交部。
当时成立大会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主持，当宣布外交部机要处处长兼办公厅副主任是周竹安的时候，让在场的很多同志颇感意外。
因为在场的大多数同志压根就没有听过「周竹安」这个名字，外交部的机要处是相当重要的部门，是直接负责外交部的具体工作内容，怎么可能让一个「生人」来「执掌」呢？
坐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看出同志们的疑惑，于是开口介绍说：「周竹安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地下工作人员，他曾在法国、比利时学习和工作，对党做出过诸多贡献……」
周竹安作为我党秘密工作的元老，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就在两个月前，周竹安成功策动了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起义，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家之所以不熟悉他，是因为他的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没有暴露，在进北京之前，他还向李克农提出要继续做隐蔽战线的工作。
周恩来了解到周竹安的情况后，于1949年9月初，让李克农通知周竹安「来北平汇报工作」，实际上是认为当时全国的解放已经近在咫尺，再让周竹安做隐蔽战线的工作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他知道周竹安有过在国外工作的经历，因此才打算让周竹安参加组建外交部的工作，负责筹建外交部机要处、电台和信使队等工作。
由于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的李克农同时兼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的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外交部的具体工作实际上就是由王炳南与周竹安等协助工作。
周竹安究竟有着怎样的经历，竟然会受到周恩来的如此信任，身份公开后就直接担任外交部重要职务呢？
本文就跟大家来讲述一下，隐蔽战线走出的杰出情报人员周竹安的传奇人生。
周竹安早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也算是毛泽东的学长，和毛泽东一样，周竹安也是徐特立的得意门生，后来毛泽东回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教期间，周竹安则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任教，相同的经历，让周竹安很早就受到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5年毛泽东回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后，湖南掀起了浩浩荡荡的革命活动。
周竹安虽然决心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企图以「教育救国」，当他看到老百姓奋勇参加革命的样子，他知道，教育救不了这个思想有问题的旧社会，只有革命才有希望，因此他也很快加入到革命运动中来，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竹安根据党的指示，参加竞选，做了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的青年部长、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协助毛泽东、柳直荀等领导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
当时毛泽东创建了「新民学会」，周竹安也加入其中，后又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经常与谢觉哉、何叔衡等人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个多月后，长沙也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反动军阀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在长沙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包括李维汉、谢觉哉、夏明翰、周竹安、熊瑾玎及徐特立等41名共产党人及进步分子被反动军阀通缉。
在紧要关头，夏明翰从武汉调回长沙任省委组织部长，与谢觉哉、周竹安等人主持省委工作，党组织要求他们转入地下工作。
周竹安曾在自传中写道：「马日事变，使长沙革命的或比较进步的机关团体概被破坏，我参加工作的三个单位，国民党长沙县党部、省农民协会和长沙中学都是一夜解散。很多同志或被惨杀，或转入地下或离开长沙。组织决定我留长沙不走，与夏明翰、余书山诸同志转入地下工作。」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长沙，与湖南省委一起筹划秋收起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夏明翰负责向各级党组织宣传和组织秋收起义，而周竹安则负责地下联络。
经过一个多月的策划，1927年9月9日，湖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开辟了第一个在农村的根据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
然而共产党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早就已经震惊到国民党反动派了，因此开始了有针对性的镇压。
1928年1月，党中央决定恢复被破坏的在平江、岳阳等县的党组织，任命郭亮为湘鄂赣特委书记，到湖南岳阳组织武装起义。
周竹安也被调到岳阳开会，在他接到赶赴岳阳的指示后，刚下火车遇到接头的同志，便得知岳阳机关已被破坏，如果他早来几天，或许也深陷危险当中。
当时有六名干部先到达了岳阳，被安排在一个旅馆内，郭亮到达后定下了开会的时间，就在开会前半个小时，住在旅馆中的六名同志被捕，几个小时后，街头上就贴出了被捕同志的罪状，很快六名同志就被反动派杀害了，在此后的20天里，国民党反动派在岳阳城内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达30多人。
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反扑，共产党员并没有害怕，夏明翰再次临危受命，调到湖北省委与敌人斗争，在告别了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后，夏明翰从汉口与郭亮回合，然后与先期到达的原湖南省委负责人谢觉哉、周竹安及徐特立等人接上联系。
当时的湖北局面十分复杂，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以武汉为中心，整个湖北都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当中，此时主政湖北的桂系军阀，更是充当反共先锋，疯狂迫害共产党人，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多被破坏，许多同志下落不明，但是大家依然不屈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在这段时期，夏明翰的牺牲对周竹安的触动最大的。
在夏明翰被捕的前一天，夏明翰去找谢觉哉和周竹安、徐特立等人，商讨下一阶段的工作内容，谢觉哉得知夏明翰住在东方旅社，谢觉哉告诉他，赶紧搬离，那里很危险。
夏明翰询问了徐特立等人住在哪里，他好搬去，实际上东方旅社已经暴露，只是大家还不知道，只知道那里不太安全了，可能是因为有重要文件，当天晚上夏明翰在回去拿东西的时候被捕。
第二天，谢觉哉和周竹安等人都在等夏明翰，没有音讯，第三天的时候，周竹安得到消息说：「今早杀了人，口号喊得很响！」
大家心里都很担忧，不知是否是夏明翰被捕了，再过一天，报纸上刊登枪毙了一批共产党员，头一名即是夏明翰同志。
其实夏明翰是知道大家的住址的，也知道党内的很多秘密，但是没有国民党反动派来抓大家，说明夏明翰在严刑拷打下，并没有出卖组织，因此才在被捕两天就被枪决，牺牲时年仅28岁。
多少年后，周竹安才知道，夏明翰在临行前，敌人问他有无遗言，夏明翰拿笔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绝命诗鼓励了无数有志青年舍生忘死投身革命。
在夏明翰等同志牺牲后，谢觉哉、周竹安都被安排在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工作，周竹安的公开身份是在武汉一旅馆刻图章，以此作为掩护，而实际工作确实传送党的文件并做情报工作。
1928年5月，中共湖北省委的一位交通员被捕，敌人在搜身时发现一个空信封，信封上写有周竹安的名字以及熊瑾玎与省委秘书处的地址。
敌人很快根据这个线索将周竹安所在的旅馆查抄，并逮捕了周竹安，将其带到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熊瑾玎闻讯后迅速转移，才没有被捕。
敌人随即对周竹安进行了严刑拷打，想要让周竹安承认是共产党，并且交待出熊瑾玎的地址。
想到前不久牺牲的夏明翰，周竹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全身皮肉都被打烂，双腿被木杠压得不能起立的情况下，依然不肯招供。
几天后，敌人对他进行了提审，当他进入审讯室后见到公案摆在大堂，一副要「大刑伺候」的气势，已经被打得快没有意识的周竹安意识到今天可能活着出不去了，但是依然没有招供，反复述说对方抓错人了，他就是一个住在旅馆中的小商人，并不是什么共产党。
由于敌人是根据一个信封上的名字对周竹安进行抓捕审讯的，再无其他证据，抓错人的可能很大，他们认为，如果被抓捕的人真的是共产党，经过如此拷打应该会承认，看周竹安的样子，可能他们真的抓错了。
在周竹安被捕后，熊瑾玎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周竹安是被武汉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抓捕的，积极组织营救，在周竹安被关押一个多星期后，党组织找到保人将周竹安保释出狱。
周竹安被党组织保出来后，因为身份已经暴露，不适宜再继续在湖北工作，党组织安排他与徐特立到上海，后来徐特立到莫斯科工作，熊瑾玎不久也来到上海，周竹安与熊瑾玎被分配到中央特科，开始从事保卫工作。
当时党中央已由武汉迁到上海，中央领导周恩来、李维汉住在爱多亚路一带，党组织找周竹安和熊瑾玎谈话，要求他们二人在这一带租个房子，做中央的保卫工作。
因为是转地下工作，机关必须社会化，党组织要求他们以商店、住家、医院或者写字间等场所作为掩护中央的地方。
熊瑾玎根据指示在跑马厅附近的云南路447号找到一处住房，并以私人名义租了下来，并开了「福兴号」商店做掩护，对外是做纱布生意，实际上是党中央政治局办公、开会和联络的地点。
周恩来亲自指定周竹安担任会计，「福兴号」一楼是一个小诊所，二楼有三间空房并有厨房，后面还有一个院子，前后都有门，这样在机关暴露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撤离。
过了一段时间后，周竹安奉周恩来的命令，在爱多亚路附近又以商店名义租了一处房屋作为中央开会办公的另一处联络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常来这里开会。
周竹安的具体工作是看管此处的住房，平时就住在这里，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
党组织看到周竹安工作经验丰富，办事老练稳妥，于是决定派遣他去法国，设法建立一个据点，作为国内与莫斯科交通的一个联络点，周竹安名义是去法国留学，实际上是担任中共驻欧洲支部负责人之一。
1928年冬，周竹安从上海乘船到马赛，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吴克坚在马赛迎接他的到来，然后一块转乘火车到了巴黎，到巴黎后，为了尽快适应国外的生活，周竹安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法语。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身处异国他乡的周竹安心系祖国的安危，于是和法共中国语言组书记何以端负责编辑和发行中共在巴黎创办的【祖国抗日情报】。
将国内抗战形势、国际要闻、中共英雄抗战等内容的文章刊登出来，深受华侨群众的好评，鉴于华侨在国外缺乏读物，周竹安还在报刊中反映华侨们的心声，被华侨群众视为精神食粮。
由于深受读者欢迎，【祖国抗日情报】很快发行量增多，遍布全欧洲乃至东南亚各地，此后【祖国抗日情报】一直到二战时法国沦陷，边境被封锁，报纸无法邮寄出去，才不得不停办。
除了创办报纸外，周竹安还曾在巴黎「万花酒楼」管账，实际上是负责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工作。
万花酒楼是在巴黎一家很有名的中国餐馆，经理是湖南长沙人，与周竹安是老乡，因此聘请周竹安做酒店管账，这样旅欧党组织就有了一个活动的据点，当时华侨群众经常以聚餐宴请为由，在酒楼传递情报。
吴克坚被派到巴黎后，负责旅居华侨的统战工作，他经常到酒楼找周竹安和何以端，商量如何联络欧洲各地的华侨，以进一步推动欧洲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万花酒楼逐渐成为巴黎华侨革命运动的重要场所。
当时欧洲各地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为了集中抗日力量，党决定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华侨救国组织，吴克坚与周竹安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成立大会，在欧洲各国的华侨云集巴黎，周竹安负责编辑抗联会刊等工作。
在万花酒楼，周竹安曾经接待过陶行知、龚普生和胡兰畦等人，后来，陶行知在【行知诗歌集】中留下了【巴黎万花楼中法友人共庆双十节】这首诗。
当时中共秘密党员胡兰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周竹安这段时间的活动有更生动的叙述：「我在巴黎住了两天。我见到了周竹安﹑何奚畏（何以端）、曾庶凡几位同志。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周竹安这时竟能够在最有名的中国饭馆万花楼的柜台上当起管账先生来了。他那副老夫子的样子当这个角色十分相像。」
1939年秋，德国进攻法国后，周竹安接到回国参加抗战的指示，于10月初从巴黎启程回国，11月回到长沙，根据组织安排赴重庆工作，从此开始长期做党的隐蔽工作。
1940年1月，周竹安辗转来到重庆，当时我党在重庆设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并创办了【新华日报】。
周竹安在到新华日报社找到了时任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报社总经理熊瑾玎，三人见面后，热泪盈眶。
本来从事报刊工作是周竹安所擅长的，因为他在巴黎就一直从事这个活动，但是吴克坚却另有打算，吴克坚认为周竹安离开中国很久了，现在的身份还是隐蔽的，如果进新华日报社工作，就再也不能进行公开活动了。
于是熊瑾玎找到重庆的青年实业家任宗德和周宗琼夫妇，说自己有位老朋友刚从法国回来，想介绍到酒精厂工作，任宗德欣然同意，聘请周竹安担任了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管理处秘书。
对于周竹安在此期间的工作，任宗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周竹安是一个手眼通天的人物，即使是地方势力要挟寻衅的事情，周竹安都能够很快摆平。
他评价说：「周竹安为人深沉，很谨慎，很实在，从不显山露水，抛头露面。他甘居幕后，埋头苦干，在社会关系上很少过从交往，在社会活动中从不公开登场。」
1940年5月，周竹安逐渐适应国内的生活后，被调到南方局社会部做情报工作，在这一段时间内，周竹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了重要的情报关系。
第一个发展的对象就是他的族弟周茂僧，周茂僧是黄埔军校五期学员，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迫于压力脱党，于1932年加入复兴社，后任国民党32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少将处长，在军队中的关系较多。
周竹安刚到重庆的时候，就到周茂僧那里落脚，在相处中，周茂僧十分悔恨自己的脱党经历，表示要将功补过，吴克坚约见周茂僧后告诉他：「你要替人民服务，你要赎罪。」
在做周茂僧工作的同时，周竹安与吴克坚又搭上了黄雍这条线，黄雍是黄埔一期学员，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海陆丰、琼崖等地参加武装暴动等革命活动，在1929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并在武汉被捕，被捕后脱党于1931年入中央军校特训班，为戴笠所发掘，成为军统早期情报人员。
因为黄雍在黄埔同学中资历够老，各方面的关系也很多，因此很快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中将高参兼总务处副处长。
因为黄雍与吴克坚都是湖南平江城关镇的小同乡，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在抗战时期，黄雍与吴克坚在重庆相遇，吴克坚有意做黄雍的工作。
当时周茂僧就在黄雍办事处任职，周竹安在做周茂僧工作的同时，也积极争取黄雍，黄雍目睹了国民党的种种腐败，也表示愿意重新为党工作。
解放战争爆发后，周竹安派黄雍与周茂僧到南京，搜集国民党内的重要情报，一直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后，两人又奉命回到长沙，为和平解放长沙立了大功。
在周竹安策动的情报人员中，周光亚是「中统」核心的内线人员，为党组织的保卫工作立了大功。
周光亚也曾是中共党员，曾被组织派去苏联留学，回国后在江苏省委工作，在1933年4月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最终选择了脱党，后来加入中统，曾担任中统重庆区区长。
抗战爆发后，周光亚被擢升为中统局第二处第三科科长，主管中共情报工作，当时凡是中统特务组织侦获的中共情报，均上报到第三科由他处理，他因此成为中统特务机关的核心。
吴克坚认为周光亚还是值得争取的，经周恩来批准，他决定派周竹安去做周光亚的策反工作，但是要做周光亚的工作，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然而周竹安不畏艰险，通过关系很快与周光亚取得了联系，并多次约他在外面见面。
周恩来特批给周竹安一笔「交际费」，让他每次与周光亚见面都交给他，见面后，周竹安先是试探，问他能否重新围挡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周光亚有一些心理负担，因为过去的脱党行为是背叛了组织的，担心自己不为组织所接纳，后经周竹安多次做工作做，终于表示如果组织不嫌弃而给他重新效力的机会，他愿意将功赎罪，充当内线提供情报。
从此周光亚就一直同与周竹安单线联系，将中统中的很多机密情报，如中统中统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及各地秘密电台分布情况等都通过周竹安交给了党组织。
每当中统策划一些重大反共活动，周光亚都事先提供详细情报，使党组织能够及时掌握，特别是有党的地下机关或者中共党员暴露了，他都及时向周竹安报警，赶在敌人出动前让大家转移。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在南京、上海建立了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领导的上海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周竹安很快也调到上海帮助吴克坚。
周竹安的公开身份是昆仑影业公司秘书和大孚出版公司编辑，这些公司都是任宗德创办的，用来安置抗战胜利后，从内地来上海的一些左翼文艺界人士。
到1949年上半年，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解放战争大局已定，蒋介石却依然想稳住西南以作最后顽抗，他委派程潜担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黄埔名将陈明仁担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以维持湖南的局面。
在渡江战役后，以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想要解放湖南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但是考虑硬打还是要有牺牲。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从全国局势来看，争取、程潜、陈明仁走起义的道路，和平解决湖南问题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与周恩来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是因为程潜虽然是国民党元老，却长期遭受蒋介石的排挤，而陈明仁虽然是不可多得的骁将，但是却在四平之战后得胜被陈诚撤职，让他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产生怨恨。
周恩来于是指示上海情报系统，速派周竹安去湖南建立情报站和秘密电台，想尽一切办法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9年5月7日，周竹安带着译电员章朴从上海飞抵长沙，报务员赵翰林则经香港由潘汉年转送长沙。
到达长沙后，周竹安遵照李克农的指示，坚决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以免被敌人破坏。
经过考察，周竹安决定将电台建在国民党退役中将师长周启铎的乡下家中，一方面周启铎的国民党身份没人敢查，另一方面在乡下的话，不易被敌人的监测信号机器破坏。
赵翰林后来回忆发送电报时的经历时说：「当时长沙时局非常紧张，为了防止敌特突然搜查，将发报地点转移到周启铎家后面山上。我晚上去发报，早上回到周启铎家。当时六七月份天气，长沙气候闷热潮湿，而电台收发报任务非常繁忙，每晚都要长时间发报。」
电台建立后，周竹安就开始将情报搜集作为重点工作的内容，他到长沙后，陆续调集曾经策反的包括黄雍、周茂僧等在内的情报班子，从各方面搜集湖南的各种情报，诸如国民党在湖南地区的兵力、编制、调动和作战计划等等，还有社会舆论等，只有是有用的，都被秘密电台传到党中央，用作解放湖南的参考。
鉴于中共在湖南的活动频繁，白崇禧很快率领新桂系撤退到湖南，作为反共先锋，新桂系是不可能投诚的，长沙顿时掀起血雨腥风，陷入恐怖气氛当中。
当时保密局湖南站向毛人凤报告唐生明等在长沙的一些活动情况，很快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周伟龙被捕，特务从他的家中搜出了唐生明写给他的策反信，信中写道要周伟龙抽调3个交警总队去长沙参加起义。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震怒，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中战场起义，致使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一败涂地，蒋介石对毛人凤放了狠话「湖南不能再出一个傅作义了。」
毛人凤挨了一顿骂也动了杀心，尽管考虑到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弟弟，在国民党内十分有影响力，也想要干掉唐生明，特务埋伏在唐生明家的外面，唐生明刚出家门就被射击，所幸未被击中。
除此之外，很多亲共的国民党官员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毛人凤希望以此震慑那些动摇的人，程潜之前已经有起义的打算，但是他也担心特务或者白崇禧对他下毒手，起义的思想也开始动摇。
因此，稳住程潜便成为湖南能否和平解放，也成为周竹安的首要任务，周竹安本身是长沙人，在长沙也有一些关系，很快对程潜的亲信萧作霖、李维城、程星龄等人，间接使程潜的思想趋于稳定。
见到程潜有投共的倾向，白崇禧当即开始动作起来，下令将程潜的亲信萧作霖等人赶走，并亲自派人监视程潜的一举一动，使得程潜的处境十分艰难，思想上一度发生动摇，甚至萌生了去广州一走了事的念头。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周竹安决定使出杀手锏，那就是派遣与程潜有师生之谊的黄雍前去亮出身份与程潜坦白，开诚布公地邀请程潜起义。
有一天晚上，黄雍冒着大雨赶到程潜那里，跟他晓以民族大义，让程潜不要逆势而为，程潜说：「我这样苦，毛润之先生又何尝知道？」
黄雍告诉程潜：「颂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都知道！」
为了让程潜放心，黄雍告诉程潜，中共中央早已派遣周竹安来到长沙，并且已经架设了秘密电台，只要程潜想要同毛泽东联系，都可以通过周竹安的电台联系。
这样使得程潜放心不少，但是程潜还表示，自己在一些公开场合附和白崇禧鼓吹湘桂合作的言论，不是其真心之语，希望中共能够谅解。
他最为担心的一点是，他本人与长沙城外的四野部队并没有联络，恐怕起义后，四野部队一旦攻入长沙，他会受到侮辱等等。
针对程潜的种种担心，黄雍都一一记在心里，然后回来告诉了周竹安，周竹安立即用秘密电台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
很快中共中央给周竹安回电表示：「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表面上主张湘桂合作，以麻痹桂系，是可以谅解的。林彪同志已抵达武汉，正觅妥人入湘与程联络，如程能秘密派人先至武汉见林则更好。程只要决心站到人民方面，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
周竹安收到中央的来电后，心里有了底，立即同程潜见了面，并转达了中共中央意见，至此，中共中央与程潜建立了直接联系，周竹安的这次见面，极大地稳定了程潜的思想情绪。
程潜晚年在【回忆录】中讲到湖南起义前直接的心里动态时表示：「我通过黄雍与中共地下党员周竹安建立的电台联系。周一方面将湖南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一方面又将毛主席的指示电文告示，使我心中有数。」
尽管程潜是国民党在湖南的最高行政长官，争取程潜起义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想要湖南和平解放，只靠程潜一个人是不够的。
因为当时程潜掌握的军队并不多，国民党在湖南境内最有影响力的是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只有陈明仁起义才能和平解放湖南。
7月9日，党中央致电周竹安，指示周竹安争取陈明仁协同程潜起义。
想要做通陈明仁的起义何其困难，因为长沙城外的四野，正是陈明仁的死对头，解放军四野部队，前不久在东北战场双方还打得你死我活，此时让陈明仁战场起义，还是有心理负担的。
周竹安却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请唐生明去做陈明仁的工作，因为唐生明跟陈明仁关系很好，有「刎颈之交」。
唐生明告诉陈明仁，要识时务，争取为人民立功劳，同时也要他放弃心理包袱，此时包围长沙的人民解放军，已远远不是当初四平之战可比的了，若抵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为了让陈明仁能够起义，周竹安又安排人做程潜与陈明仁两边联络，在做了大量工作后，终于使程潜、陈明仁两个人的意见得到沟通，共同定下起义的方案。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很快湖南全境解放，受程潜、陈明仁起义的影响，国民党在西南、西北地区负隅顽抗的将领也相继起义。
可以说，党中央对湖南问题的研判是十分准确的，尽管大局已定，但是若要武力解决，一定是劳民伤财，对老百姓是有害的，和平解放的话是最好的。
周竹安在程潜、陈明仁起义过程中从建立秘密电台，到搜集情报，到亲自谈判，传达中央的指示，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直到四野的部队进城后，周竹安与进城的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曹瑛取得联系，标志着他顺利完成了党中央赋予他的重大任务。
中情部部长李克农直接来电嘉勉：「在很短时间内，你处工作做得很好，在此胜利逼近之时，要妥善应付环境，勿骄勿躁，继续努力。」
之后，周竹安向中央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来周恩来在审阅了报告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李克农同志安排。」
李克农正在协助周恩来筹建外交部，因此就安排周竹安参加了外交部的筹建工作，让其担任外交部机要处处长兼办公厅副主任。
因为周竹安之前一直没有暴露身份，很多人并不了解周竹安的情况，对这一任命表示质疑。
实际上，周竹安从20年代就已经入党，是中共最为宝贵的党员之一，在革命斗争中，又做了巨大的贡献，以他的功劳来做这个机要处处长是完全够资格的。
最为重要的一点的是，周竹安曾在欧洲工作多年，对国外的环境十分了解，让他筹建外交部是合情合理的。
1954年，周竹安被选为驻保加利亚大使，成为一名外交官，在其任职期间，中保两国间的政党交往、议会交往、经济和文化交流都相当活跃。
1957年12月，周竹安离任回国，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77年7月23日，86岁的周竹安逝世。
组织上高度评价了周竹安：「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中，埋头苦干，忘我工作，为保卫党的组织，配合革命战争，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他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长沙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
周竹安的一生是相当传奇的，经历了浩浩荡荡的大革命，到欧洲为党组织工作多年，回到国内后潜伏到隐蔽战线长期做无名英雄，在解放战争中，更是参与策动长沙和平起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又成为外交官，继续为党服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